一、诗意的乡土
马金莲的小说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她在叙事中借助个体生命的生存进入到民间文化生态与世俗生存的本真境况，在西海固的土地上寻找最为本原的生命情态和存在本相，以对本民族生存的探索获得更多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支撑，述说着田园劳作、土地生存的悲悯。从她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乡土风情的醉心描绘和乡村百姓的诗意刻画，足见其乡土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立场。即使在如此贫瘠之地苦苦挣扎，马金莲对乡土生活的理解依然是积极向上的。小说《永远的农事》中开篇就描写“人活着，屎难吃，苦难下”，为读者营造出农田劳作的艰辛，但是“土地已经在春风的日夜吹拂下苏醒过来”，[3]87通过开春土地上可喜的景象，为读者营造出质朴轻松的艺术氛围。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我们的一生都与这种叫做庄稼的东西有关……一年四季，从开春到入冬，上至快入土，下到刚刚懂事的娃娃，我们全都把精力心思花在庄稼上。”[3]110即使再苦再累“日子还得过，好歹都得往下过”，[4]72在现代文明背后的乡土社会，人们从生至死都在土里刨食，为生存奋斗，但他们依旧虔诚地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地流着劳动的汗水，真主就会看到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即使没有获得回报那也只是真主对自己的历练。这种纯粹而又坚定的信仰，是这片土地给予人们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熔铸着作者的民间理想，它“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康、热烈，并富于强烈的生命力冲动。”[5]这里依然在困顿中挣扎的最淳朴、最勤劳的乡民有着远离城市喧嚣的平实和朴拙的人生观念，作者通过对他们生存哲学的描写触及到了民族结构的心理深层，展现出特定地域民族文化的审美镜像，体现了作者炙热的乡土情结和人文关怀。马金莲的小说致力于描写西海固民间的穷山恶水，记载了在饥饿状况下人的种种窘迫。但其笔下的乡土世界与余华等人借饥饿的乡村暴露人在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下的罪恶不断和人性扭曲不同的是，马金莲笔下的西海固人民活出了虽苦犹甜的坚韧，深刻体现和保存了西海固文化的精神特征和风貌。《长河》里的西海固到处是“金黄的色彩”，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但作者并不是想勾画出一个乌托邦世界，而是借此反衬出生存的艰苦和乡民在面对苦难时秉承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映衬出的内心强大力量。《糜子》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碎了赛麦一家生存的希望。在这片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靠天吃饭的生存现状并没有击垮人们的精神支柱，即使一年四季不能闲的农人们“，在严冬里，焐在土炕上歇息真的是一件最舒服最幸福的事”[3]1，即使“几十亩地里的收成加起来才半口袋”，[3]111“父亲”也不允许“母亲”长吁短叹，依旧坚韧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饥饿如影随形，在特殊年月中大人不得不偷吃拌着尿液的种子以缓解饥饿，孩子不得不减少活动以延长生命的长度，正如林语堂所说：“凡是到中国旅行过的人们，无不为中国劳苦大众低劣的生活水准所震惊，尤其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居然颇感快乐和满足。”[6]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到处充斥着饥饿，这里的饥饿不是怨天尤人的悲悯，而是生存的一种常态，将苦难回归到大地本身，获得一种来自精神信仰上的大乐。而作者对饥饿忍受的描写，就是对底层生命韧性的肯定，是民间生存价值取向的流露和体现。马金莲的小说中借助乡土生活的饥饿背景寻觅诗意的家园，构建西海固地区的乐园图式，将现实贫困诗化为身心的净化与自然健康的人性状态，蕴含着作家对西海固乡土生命的讴歌与赞扬以及对宗教信仰的秉持。
二、城乡的二元对立
“文学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学不仅是人类审美的对象，更是传达人类精神思想与政治意识的场域。厚重的文化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使西海固形成了保守、静态的文化性格，对城市文明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乡土文明依旧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步蚕食。《舍舍》中保守的乡民为了生计涌向大城市，在城市文化熏陶下逐渐丢弃了传统回民的特殊装饰，多数女子都烫了头发、化了妆，摘了头巾和盖头融入都市文化中，而乡村小媳妇舍舍虽“见了世面”，却依然坚守回民传统，成为“这方圆，年轻一茬里，唯一戴着盖头的小媳妇儿……坚守住了一份教门上的传统的东西”。[4]154在社会风气迅速变化的当下，回民们的观念急剧转变，强势的城市文化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作者在借助典型形象来展现这一事实的同时，也用主人公的坚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抵制城市文化，渴求坚守回回穆民的操行。作者并没有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来审视乡村传统，去批判乡土的落后与愚昧，而是立足宗教文化传统来审视从乡村走出去的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作者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乡村“人”的个体生命，作品中表现出对他们的宗教关怀，期望在世俗世界中营造一个能守护他们纯净灵魂的精神家园，从而实现生命的救赎，这也成为其作品的价值归宿。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乡，在都市文明的浸染下，他们逐渐忘记了曾经的信仰，并且把都市文明的习气带回到他们曾生活的土地上，使得宗教信仰至上的文化体系受到了严重的现实冲击。偌大的城市隐藏着诱惑与罪恶，城市的浮华侵蚀了年轻人的身心，由传统道德支撑的精神支柱也逐渐坍塌。人们因为日子困顿而外出打工挣钱，年轻人被“外面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能挣来养家糊口的钞票”[4]291诱惑着，老一代坚守的民风不再被年轻人遵行，麻将、牌九也进入了这个封闭淳朴的山沟沟，甚至外出打工的小媳妇们被都市繁华迷失双眼，为了金钱沦为妓女，严重冲击了乡村固守的伦理道德。《少年》中的哈三、哈赛和众多从家乡走出的少年成为工业体制下最廉价的劳动力，小小年纪忍受着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煎熬，还要被层层盘剥，此时他们无比怀念那黄土地上的矮房———他们生存的根和灵魂栖息的港湾。在马金莲的笔下，这一群人从乡村走进城市，流转于城市底层，他们从事着最辛苦、最廉价的工作，他们有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忍耐艰苦的工作环境；有的渴望融入城市却只学会了皮毛，成为城市与乡村的边缘者；有的被金钱迷失了双眼，成为被城市和乡村都排斥的道德堕落者；有的在无法获得公平的社会资源与人格尊严时，重回到那片生养他的土地。在作品中，马金莲通过在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着力描摹他们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本真，以凸显现代文明社会存在的假丑恶和不平等对人尊严的践踏和身体的摧残。透过这些看似平淡的文本，读者从这群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的遭遇中，感受到作者对于不平等社会待遇的微弱抗议，对于挣扎的异化生灵们谴责而又同情的悲悯，作者指出故乡的温情才是这群人肉体得以拯救、灵魂得到净化的最终归宿。作品试图通过这群人的遭遇，提醒人们认清祖祖辈辈以来一直在坚守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准则，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坚守和对其内含的普世性价值观的传播。
三、边缘者视角
受传统社会环境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西海固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儿童和女性往往是被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边缘化的群体。而在马金莲的小说中，却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关注，她直接采用儿童或女性视角作为叙述者，以一种类似于局外人的身份洞察周遭的一切事物，观照着这片土地上最为原生态和最为纯洁的一面。现代文学中孩童视角并不少见，孩童不仅仅是一种叙述视角，也是一种叙述心理和认知方式。孩童缺少社会认知，对事物的看法不会带入太多社会偏见，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更为纯粹，常常在不经意间揭示事物的真实面貌。同时作品可以立足孩童的视角，以孩童的懵懂拒绝对人物进行道德善恶的评判，让人物在相对自然的生存空间中充分展示自己，使生命得以完美再现。在马金莲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孩童视角着重挖掘西海固人民平凡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同时将宗教信仰和生存哲学包蕴于童言童行中，还原民间生存经验，张扬生命意识，因此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的人道关怀，表现出对人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和同情。”[7]小说《长河》中儿童将村民们的无常视为自己的节日，因为送埋体可以得到两毛或五毛的“海底耶”，还“可以大摇大摆在主人家进进出出地自由活动”。他们单纯无邪的眼中真实地再现了大人的悲痛和凄然，展现了面对死亡时人们真挚的情感和内心深处的纯洁。《父亲的雪》中“我”因气母亲改嫁，坚决不喊新爸爸，而新爸爸却因大雪天护送“我”回家落下病根而死，真切地反映了一个孩子深深的忏悔和对深沉父爱的理解。《巨鸟》中的“我”被安排守家的任务，却失职的让喜鹊咬死了二十一只鸡娃娃，“由于这沉重的教训，我忽然长大了，成熟了……我的肩上也该担一份生活的担子，认真往下抗。”[3]213从稚嫩儿童的顿悟，让读者真真切切地了解到这里生存的压力，连一个爱玩的孩子都知道承担生活的压力。马金莲笔下的儿童都生活在困苦的环境下，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承担家庭责任，逐步成长。作品真切地反映了西海固地区险恶、艰难的生存环境，也表达作者了对他们的关切和同情。同时，马金莲的小说给予了在男性文化中的另一边缘者———女性以极大关注，尤其是生存困境之外附加的文化困境。她们是时代进程中的沉默者，但马金莲笔下的她们区别于启蒙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立场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需要被开化、被拯救的艺术形象。作者没有隐藏她们作为传统女性需要面对的不平、阴暗与屈辱，但是作者展现得更多的是在特定宗教文化下她们的宽厚、仁慈，折射出她们在传统文化的压抑和宗教信仰的教化下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边缘文化心理。在《掌灯猴》中水嫩的小媳妇儿为了家庭，在针线的穿梭中变老变丑，却甘之如饴。《风痕》中的哑奶，不能说话整天傻呵呵的对待其周围的世界，丈夫好吃懒做且对其不忠，哑奶没有抱怨，依旧乐观的面对着残酷的世界。《长河》中操劳一生的母亲突然瘫痪在床，发现自己不能再为家庭付出，用拒绝吃药的方式希望真主能早日收走自己，不要拖累丈夫和家人。马金莲笔下的这群女子在面对苦难和精神压迫之时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坚韧，她们以良善、淳朴、坚韧和博大的母性直面人生，展示出了女性生命的原色魅力，其昭显的女性意识有着显著存在和积极力量，具有超越有限话语的神性。因此，马金莲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她对西海固大地上回族女性生存状态与生命过程的观照，即女性悲剧命运不仅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更来源于文化的制约，女性原罪感深刻根源于浓郁的封建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中。马金莲在其小说创作中，立足于宁夏西海固，将对回族生存状态的书写作为主要关注点，为研究民族共存的集体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展现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审美特性提供了研究渠道。同时，马金莲的作品极具女性关怀意识，描摹了她亲身经历的乡土体验、宗教视角和城乡对比，让读者不仅领略到西海固独特的地域图景，还体悟到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乡民幸福度却很高的原因，从而使焦躁的心灵获得宗教的净化和救赎，具有审美通约性。
作者：张姗姗 单位：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