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思想的三次转向

一、从立宪到革命

梁漱溟自小受到父亲梁济影响，思想颇倾向于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父亲梁济虽接受旧式教育也在清廷做官，但思想一点不保守，反而倾擦西洋社会政治，一切以“有用处”三个字为标准评论一切。梁漱溟说父亲仿佛与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很接近。但梁济虽然自己是读书人，但他最看不起的也是读书人，认为书生空谈诗词文章误国误民。面对当时之社会国家情势不断衰落，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与影响。“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国之强盛，事事有办法、有功效、有用处，而反观中国，则一无办法，事不见功效，人又无用处。先父之倾向维新者，实即其人感情真挚，关切国事，及其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务实不虚之故。……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旧此，梁济没有让梁淑溟从小读经书而是直接进了现代学堂，由于学制的不确定导致梁漱滨上了两个私塾四个小学，梁歉溟的启蒙读物是《地球韵言》，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接着读了父执彭翼仲办的《启蒙画报》与《京话日报》，据梁漱溟说办这两份报纸几乎赔垫了彭翼仲的家产，父亲也经常借钱资助。但梁漱溟认为他们做事的动机是纯洁伟大的，他们对社会腐败不满，一心要开民智，要改良社会。就这样，一方面读了受到西方影响的启蒙读物，一方面又被父辈的人格担当精神所感召，形成了梁漱溟最初的政治参与意识。“由于向上心的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从社会问题之迫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2这里所谓的中国问题是以政治问题为中心的。在中学阶段，梁漱溟就已经阅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1902—1904三个整年的报纸与一整年新小说杂志，同时也读了立宪派的《国风报》，革命派的《民主报》。新民丛报的新人生观，指出了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同时介绍了许多外国学说，“使我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国风报》也经常谈论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审计预算制度等，使梁漱溟普及了近代国家法制上的许多知识。同时得到了《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了解了当时最新的改良与革命思潮。通过自学跟进最新的社会思潮，同时迫于当时之国势，逐渐地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政治观念。不像革命派那样，梁漱溟是十分反感当时由革命派煽动的排满情绪，一点也不同情排满。梁漱溟起初的政治立场是倾向于立宪派的。“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摘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倡‘虚君共和论’。……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底；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1因此，是什么导致了梁漱溟从立宪的政治立场转向革命的政治立场呢？根本之原因即在于清廷的宪政改革毫无诚意，大势所迫，不得不转而革命。同时他身边有好多挚友也是革命派，亦使他不断受到潜移默化之影响。最后在武昌首义之后，毅然加入了同盟会京津支部，开始了革命行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针锋相对的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立场之争不同，梁漱溟从立宪转向革命，并不是像两党之间那样有很强的政治立场，相反梁漱溟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认识。他认为不管是立宪也好革命也罢，无非都是要学习西洋模仿西洋的政治制度，同时也与满洲种族的关系不大，没有必要非得革命排满。“当时我对于中国问题之见解，以为最关紧要的政治改造问题而不是对满洲人报仇问题。如果认作是报仇问题，则推翻满人，赶回满人到关外去同当也。因为认作是改造问题，而西洋政治制度安排最妥善者莫如英国，则趋向英国乃自然之理。……但我之视辛亥革命仍是认作一种政治改造运动。”2故无论是立宪或是革命，在他心目中都没有那么极端，都是为了学习模仿西洋政治制度，对现政权做一个政治上的改造。他认为要改换一种政治制度才能使中国走向正路，因为政治制度是决定国家权力之如何运行与使用的。只有国家权力用得对时，则国自会好，即是要废除数千年相沿的政治制度，而确立一种新政治制度，以此为救国之根本方策。而新政治制度便是欧洲近代那种政治制度。而新政治制度的根本即是宪政。他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中国自不难步欧美日本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

二、从制度到习惯

反观近代中国的历史，自被西洋坚船利炮强行叩开国门始，就开始卷入世界大潮之中，逐渐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面对日趋衰败的天朝上国，有识之士大夫采取的策略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漫长的学习效法西洋之路就此拉开了序幕。从洋务运动到自强运动，重点是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侧重点则在引进西洋的政治制度。自从辛亥武昌首义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了，临时约法也颁布了，的确给整个士气低迷的中国社会打了一剂强心针，整个社会沸腾，人心振奋，知识分子充满了极大的希望。以为从此政治就可安稳，国权就可树立，国家就可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但熟悉当时历史的人都知道，民国刚成立不久，袁世凯就帝制自为，紧接着就是张勋复辟，府院之争，军阀混战，毫无秩序，乱象丛生。这时的梁淑溟与很多知识分子不同，恍然之间醒悟了，“民国成立以后，我以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属达到，或可说已有希望，而事实上乃大不如此。……开始是还似有希望，而日后则越来越绝望。”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少数野心家如袁世凯之流破坏政治制度造成的，但梁揪溟却认为如果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就会陷入错误之境地。他认为：“我们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点，须看四周围，看背景、看环境；不能只看近处，还须看远处；不能只看浅处，还须看深处；不能只看一时，还须得看过去所有如此的成因与由来。所有在当时一般人都责难袁世凯和其他军阀有力者，而我则不然。我由此而转变到第二段思想中去。”*那什么是他第二段思想呢？他认为制度不是单独可以安放的，制度是与习惯有紧密关系的，制度是依靠习惯的。西洋政治制度虽好，但在中国却因为很多条件不够无法建立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即是习惯问题。因为中国社会缺乏这种习惯，则悬空的西洋制度便无法建立。他认为民国元年公布的临时约法，只是中国大社会中众多因子的一个小因子，投入到很有历史很有旧习惯的中国社会，只能泛起一定微波，而不会有太大影响。他汄为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西方政治制度在我国并没有相当的政治习惯，全然为无根之物，英国之宪政更是习惯之物，单凭临时约法几条条文，建立不起自属当然。“约法之破坏，在一般人视为出乎意料之外，而在我则视为并非意外之事……所谓因子多，即是条件多；所谓旧势力大，即是旧习惯深。民国初年之后，国事日非，当时我并不责难某一个人或是少数人，我惟有深深叹息，叹息着中国人习惯与西洋政治制度之不适合。此时我已不再去热心某一政治制度表面之建立，而完全注意习惯之养成。”2中国同有的政治习惯是不适合西洋政治制度的，要引进西洋的政治习惯同时改造自身的政治习惯，把政治制度安放在政治习惯之上。梁漱溟汄为中国传统的政治习惯有很多，如消极怕事、不敢出头，忍辱吃苦，退缩安分。与西洋的政治习惯相比，则是人情至上——缺乏法治精神；要么作顺民要么当皇帝——缺乏组织能力与协商精神；我行我素——缺乏纪律习惯；注重私德——缺乏公德。所以要引进西洋的政治习惯，而核心就是团体组织的培养，着手处即是乡村自治。“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即团体生活之习惯，国家为一个团体，国家的生活即团体的生活。要培养团体生活，须从小范围着手，即从乡村小范围地方团体的自治入手，亦即是由近处小处短距离处做起。……要培养新的政治制度习惯，即是要培养分子的注意力活动力或是团体力。……从政治问题看到习惯问题，从习惯问题看到团体力之培养，从团体力之培养问题看到由小范围做起，于是有乡村自治之主张也。”"从乡村入手培养团体组织，重点是培养分子的纪律习惯、组织能力，要做到个人一定要尊重团体，尽其应尽之义；团体一定要尊重个人，使得其应得之自由平等。就这样从一心追求西洋政治制度转向了政治习惯的培养。

三、从西方到东方

全盘西化论正如火如荼地激辩之时，这时的梁漱溟从唯功利主义的利害问题而开始思考苦乐问题，自然而然地就心醉于佛学，并于1916年写作了《究元决疑论》，分三期在《东方杂志》发表。这时蔡元培临危受命执掌北大不久，急需延揽各类人才，恰好看到了梁漱溟的这篇文章，于是聘他去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说当时北大名教授如胡适之、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趋向于西学的，在这种情况下讲授东方学说是有空前压力的。但他并没有惧怕，并经过多年思考研究东西方文化于1921年出版了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轰动一时，不管是批评也好赞美也罢，当时研究东西方文化都没法避开此书。重要的是此时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转向，即从佛学转变到儒学，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和文化三期说。本来文化三路向说还没有态度问题，只是说明各自都有自己文化的特点，可是到后来的文化三期说，则是有高低之分了，明确说明了中国文化是高于西洋文化的。因此，态度也开始从倾慕西洋政治文化而回到了东方，回到了中国。发生这样的转变，也是梁漱溟面对中国问题独立思考的结果。据梁漱溟回忆父亲梁济在自杀前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即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很明显梁济于1918自杀是与政治时局很有关系的，在经历了共和革命之后，袁世凯、张勋各自粉墨登场，同时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整个世界混乱不堪，毫无向上发展的生气。在梁济看来世界当然不会好，可是儿子的回答可能些许能给他的死一些安慰，“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此时的梁漱溟还是对引进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习惯有很大的信心。他在《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之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中，极力赞扬欧洲民主政治之妙，他认为欧洲政治制度是我们不能不迷信的有两点：一是他的合理即是公众事情的公民权与个人事情的自由权；二是他的巧妙即是由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但是在经过反复的政治实践之后，政治还是不上轨道，国权仍旧未能树立。因此才有了他的“最后之觉悟”，“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象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近代国家’，仍是多数人理想的梦！曾不知近代国家是怎样一个东西。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与经济出于他的人生态度，百余年间，一气呵成。我国数千年赓续活命之根本精神，固与之大异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袭？至于数千年既演成的事实社会，条件不合，又不待论。”'政治制度与政治习惯背后的根本还是中西民族精神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精神实高于西洋文化。模仿西洋政制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但这里需要对当时西化不成功的原因做一个理论上的辨析。列文森认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复杂的心态：“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情感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2正是由于这种两难的困境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与此不同，梁漱溟则对中国近几十年西化不成功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从他们（知识分子）意识方面而言之，可以说他们是向西走或向南走，走向西洋制度的路子上去，而一究其实则是向东走，或向北走，不向西洋政治制度的路子上走去，不自觉的背道而驰，或者是一足向东一足向西。而所以使他们如此者，实由于他们本身有不好的习惯，而同时又有较高之精神，要他们否认自己所要的路子，要他们自己拒绝自己的要求；这却是一般人所未见到之处。”‘梁嫩溟与列文森所说的在意识方面受到的影响是相同的，即知识分子都在意识上认为西洋是先进的，应该是值得学习与效仿的。但与列文森所说的在感情上眷念本国传统不同，梁漱溟则认为没有感情的问题，而是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结构里深埋了传统的不良习惯，但同时又有较高之精神。在此之前，梁淑溟觉得可以改造中国传统之不良习惯来迎接西洋的政治习惯，但在此时已经有了“最后之觉悟”，断不能用中国较高之民族精神迁就于西洋之政治制度与习惯。他认为西洋的政治制度或是习惯，较之于中国民族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为粗浅为低下，现在已经开发出较高的精神，实在无法使之再降低，再回转过来。这即是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根本窒碍，是无法解决的困难。

既然这是无法解决的困难，中国是不是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呢？在梁嫩溟的思想世界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该如何实现现代化呢？梁漱溟当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为中国要成功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要学习西方的，特别是他们民主宪政的政治。而他认为民主宪政的实现就必须有团体组织的生活，中国此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从乡村起培养新政治习惯。但已经不是先前需要培养的西洋式的政治习惯，而是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经过此番觉悟之后，即坚决而肯定了我的主张，从乡村起培养新政治习惯，与先前所主张者，表面上虽相同，而实在则有别也，其大别不在答案之形式，而在有此答案之由来。培养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而不是西洋式的。”‘梁漱溟重点强调了这里的中西政治习惯不是外在形式上之差别，而是实质上的精神本质上的差别。西洋的民族精神是不知足的，向外争取的，重个人主义与权利观念，而中国则是以礼俗为代表的“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民族精神。所以他批评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前期之所为，乃欲举数千年土生土长之礼而弃之，凭空采摘异方花果——西洋之法以植于中国者；其事当然不可能。那梁漱溟所指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为何呢？即是要坚持中国自身的“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民族精神，改造传统文化不合时宜的旧习惯风俗，吸收西洋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中西融合互通，建构一个新的礼俗社会。但对于梁漱溟的这种方式，当时就有人指出了其中的问题，贺麟就批评说：“梁漱溟一面重新提出儒家的态度，而一面主张全面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2但必须指出的是，梁漱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保守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现在之所以从西方回到东方，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做出的选择。他反对罗素所说的“屡次说明中国人有较吾人高尚之处，苟在此处，以保存国家独立之故，而将级吾人之程度，则为彼计，为吾人计，皆非得策。”3认为只要可以解决中国之实际问题，是不会计较损及传统文化的。就正如他所说的，从眼前实际问题起向前去追求，凡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者，我皆承受，其损及中国精神与否我是不管的。在被问及对《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意见时，梁漱溟认为标出中国本位是多余的，认为不存成见，不建立一标准，而事实结果，自然落到中国本位。他是如此自信地把培养新政治习惯安放在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上。同时，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梁淑溟认为他注意到了以往政治运动没有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培养新政治习惯与解决经济问题是互相促进的正相关。“我又很迅速地开悟出中国经济的路子须与先前所觉悟到的政治制度或习惯，同时从乡村培养萌芽起，二者可算是一物之两面。政治习惯之养成有赖于经济问题之解决，经济问题之解决又有赖于政治习惯之养成。所谓政治习惯……即是团体生活的习惯；而团体生活的习惯，不从生计问题不亲切踏实；同时生计问题要有一解决，又非结合团体的办法不行也。”‘这样使得政治习惯的培养与经济问题的解决互相促进，也许是更好的解决政治问题之有效途径。当代中国到了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发展却大大滞后，遇到了瓶颈。社会大众包括众多社会政治精英都在呼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从很多具体的事例中可以见出中国公民的政治习惯依然并不成熟，可以说培养公民新政治习惯的任务在当代中国依然十分艰巨。因此，这时讨论梁漱溟早期社会政治思想的三次转向可以说极具现实意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梁歉溟说的“培养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即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但梁歉溟并没有从西方自由权利观点出发来理解二者之关系，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的伦理义务思想，“个人一定要尊重团体，尽其应尽之义；团体一定要尊重个人，使得其应得之自由平等。本来两边照顾到是一个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人只能看一面，看一面即照顾不到那一面；但是若本相对论的伦理思想去发挥，则彼此互相照顾，那末，两面都可照顾到了。所以可以说是伦理救了中国两面照顾不到的难处。中国本来两面都不够，而伦理适足以补充两面。”2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无不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在当时并不一定成功（并不代表不合理)，但一定是依据中国社会特殊问题独立思考的现代化方案。

作者：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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