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良农业
广东“责令多种茶桑，稍获微利”。后经学务处调查的结果，“蚕业以南海、顺德两县为最”，又因“蚕桑一项尤为中国商业大宗”，由商局派委人员前往南、顺所属各丝厂考察情形，以资研究。［６］安徽皖南各州县为兴蚕桑之利，饬将桑园改归商务局办理，“大令特自浙江雇募蚕妇数名，前来籍资提倡兼议将售出新丝，以补官款之不足”。［７］在商务局承办桑园后，佳绩频频。首先是芜湖洋关意大利人甘斯廉对商务局筹办之蚕业赞不绝口，其谓“中国之蚕远胜英法美诸国，果能于宜蚕之地大为讲求，则欧美诸洲万不能逮，由是观之中国蚕桑之利，实为五大洲冠，芜湖商局试办未久，已有成效可观而为西人所嘉许，诚能推广办理，其利巨可限量”；其次，因芜湖商务局讲求蚕桑之法得宜，西人都加以称赞，故各省大吏将芜湖商务局视为学习的榜样，通饬各府州县仿照芜湖商局成法进行推广，“就所属相度土宜，购地种桑建屋养蚕，延名师传其而以小民承其教”；第三，对周边地区蚕业的发展起了带动作用。芜湖商务局刘大令筹备蚕桑局桑株育蚕数棵小试，“其端素著成效”，因将“鲜茧焙干，甚为佳美”，由关道发给护照，交江孚船运至上海各县属试练，并预备兴办蚕务学堂以开风气。［８］江西农工商务局成立之前，江西藩司即在省垣设有蚕桑局，定有劝办蚕桑章程，并延聘蚕师教授蚕桑之学。迨农工商务总局成立后，省垣蚕桑总局因“开办有年，未著成效”，由赣南道江观察改为武备学堂，其原有织机綶丝染彩养蚕种桑各器具及桑树桑园各产，［９］均改由农工商务局经理。实际上，在商务局之前，大部分省份均设有蚕桑局，并已著成效，如湖北、浙江、江西等省自蚕桑局开办以来，成绩斐然。商务局设立后，出于统合商政的需要，大多数省份蚕桑局或并或撤，而蚕桑一事统归于商务局。值得注意的是，蚕桑局初设时，被归于藩司职权范围内，但随着其被裁并的命运，此项事务亦从藩司属内剥离出来。然而，与安徽、江西等省将蚕桑事宜改商务局经理不同，江苏巡抚以“苏城荒地甚多，拟种桑秧而兴农利”，而另设农务局专门负责蚕桑一事，并委专人司其事。［１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苏作为通商巨埠，租界林立，华洋交涉，商务局单单处理各种商务已是应接不暇，农桑之事实难兼顾，故商务局之外，另设各局分别承担相应的职责。而各省商务局因地制宜，职能分别轻重缓急，亦各有侧重。“欲兴实业，首重农功，而讲求农政又必自垦荒入手”，［１１］故垦荒、种植等兴利之事亦振兴农业之一途。江西农工商务总局札饬各属广栽柳以兴山林之利，并于省城附近地方设法试种［１２］。南昌县奉农工商务总局宪札：“举办开垦靖安县洪屏山官荒田亩事宜”，拟定章程十三条，“妥慎周详可嘉之至”。其办法主要参照《广西招商垦荒章程》，注重招商报垦，即“清查荒地，报明勘丈，各商民凭照请领即为已业，子孙世守”。［１３］为了推广农林之利，江西农工商矿局于光绪二十九年，在省城设立农事试验场，将试验之新理法均载于该场农事报告书，札发各属仿办。后又于该场附设农事研究总会，并由会员分别创设支会，以期于“生利致富之道不无裨益”。［１４］鉴于清末商会的广泛设立，农事研究总会亦于光绪三十四年正式定名为“农务总会”。公订开办简章，公举特用道傅春官为总理，举人龙锺洢为协理，开办及常年经费仍由农工商矿局之农事试验场拨给，并咨农工商部立案，由部颁给关防。［１５］江西农工商务局对于农业的发展极具模范性，四川农政总局来函称：“贵省经营缔造风气早开，农利既已大兴，教育胥徵普及”。因此，恳请江西农工商务局“能将局内章程、学堂规则、试验场分区布种各法绘具图式，邮寄至川省，以资取法”。［１６］由于江西的地理位置，“赣水中流，四山环列，形势气候皆类湖南而饶沃过之”，故江西农工商务局视发展农务为第一要义。正如前文所述，江西农工商局不仅制定了完备的机构、拟定了详细的章程，在用人方面，亦是小心咨求，耐心造访。用人的宗旨，“劝农务宜选正绅农务民事也，绅与民近，乃能通情达意，各府县乡均须选举得人，而尤赖省绅声望才猷足以联络鼓舞，使官绅上下一气”。在人事安排上，“所虑官场或不能尽达民情，而益以绅也”，农工商务局以新授甘肃庆阳府华绅为会办，延请前吏部主事陈三立为农工商矿局总办，另设农务公所于宝昌局，为通省绅民会商农务之地。［１７］开启了官督绅劝士倡农学的新模式。１９０３年，商部成立，继而推动了各省农业的振兴。商部晓谕各省：“振兴农务之法不外清地亩、辨土宜，以及兴水利、广畜牧、设立农务学堂与试验场”，饬各将军督抚通饬各属，将地亩册土性表详细编造报部，官荒切实厘剔清楚，责成州县切实稽查，“毋为民害，是为至要”。［１８］因而责令各省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筹办理。广东当时的前后两任巡抚谭钟麟、德寿均是颇为重视农业的大吏，因此，在清廷上述振兴农业的上谕发布不久，就在广东饬农工商局遵照执行。首先将荒地坐落土名，绘图贴说呈阅，札饬地方官勘明“如无干碍，即加以试办以讲求灌溉之方、栽种之实；果能丰收使荒地变为膏腴，则明效立见，信从必众”。另一方面，招回南洋流寓商人设立公司，广兴树艺，“为务本兴利要图”，并详拟章程禀候开办即可。［１９］在具体执行垦荒政策中，农工商务局则认真督办，以免发生纷扰。新宁县将该县《绅民报承民官荒种植章程》报呈至农工商务总局，经商局转详省中大吏后，回复新宁县官绅谓：“所拟各章程经逐核条明签注，均属妥协无弊，该署令务须实事求是，毋徒博为民兴利虚名，率准报承，将来界址不清，互相争夺，狱讼繁滋，民间必受无穷之害”。［２０］由于开垦荒地关涉利益之争，故在实际中，纷扰不断，不独广东唯此，其他省份亦有类似情况发生。浙江绍兴沿江沥滩开垦后，乡民争相占夺，因此，由巡抚翁筱山谕令农工商务局议定新章，“不但已熟沙田概须升科，未熟者亦分别招农承领，以清界限而免纷争”。［２１］另有浙江温州之“民田鱼鳞册因氤残缺，一经因事涉讼，往往头绪茫然”。经通商总局奉抚宪批据，饬“各属民教置买田产，必须绘图详注弓丈，以免日后侵占”，并规定各民，“于正契写明外，按照田产式样绘图粘附，注明亩分四至丈尺，如不遵式不准过户”。在商局的主持裁决下，“从此民间各分畛域，不致有侵占越之虞”。［２２］沿江沿海一带率先做出各种举措以改良农业，在此种风气的影响下，内地省份亦厉兵秣马，各自筹划。山东农工商务局奉旨札饬各州县劝种树株，以广利源。成效显著之临淄县禀称：“已遵谕栽种树秧，资成城乡各首事广为种植，为民兴利，已在城濠左右栽活柳树二千余株、黄山一带栽活松树五百余株”。因此，受到当地人的称赞，“若各州县均能仿此办理，十数年后材木不可胜用矣。谁谓地利之兴不由人力乎”？［２３］为了更好地调动商民的积极性，山东农工商局饬立农会，延聘日本机师谷井恭吉为教员，以南关星宿庙为农会公所。农会会员分赴城乡及南山各村庄劝民种树，每庄公举董事管理各庄事务，定章“人民盗树一株，罚种两株赔补”，各庄商董均称妥洽，已纷纷举董入会。［２４］同样设立农会的还有湖南，湘省农工商务局先设有农务试验场，之后又创立农会，“公举会董并附设贷耕局，先后开办，并兼采乡团自治之法，详定农会章程”。［２５］商务局支持农业发展的方式除了劝导主持外，还有一种方式即是在经费上，或直接拨给或由商局倡导集资。山西创设垦务公司，正是商务局提供了经费。巡抚岑春煊拟“先由商务局存款下拨给官款六万两，其余由当地绅商自行筹集银六万两，共凑银十二万两，计成本官商各半，先行试办”。［２６］而广东则是由商务局号召商民，集资创办公司。广东“雷州府属内某荒地，曾由邑绅杨廷桂等承报开垦，限于经费难筹，无人承办”。因而商务局总办左小竹拟创办东兴农牧公司，招商开垦，“仿照有限公司办法，拟集二万五千股，每股二十元，不收洋股”。［２７］概括而言，晚清因应时势变迁，采用新方法、新技术改良传统农业，可谓使农业在数千年以来的历史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使农业发生质变的载体是各省所设之商务局，如前述江西、广东、浙江及山东、山西等省。但是，由于晚清局所泛滥，承担发展农业的机构并非仅为商务局，各省亦设有农务、垦务等局。湖南时任巡抚俞廉三重视农业，饬筹款开办农务局，并开设行栈，以“讲求种植、开濬利源”。［２８］１９０３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因兵燹过后，民生困敝，特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并于城西设农事试验场，饬道员黄璟、李兆兰同洋教习一起，“考察东西新法，购办农器，并就试验场附设农务学堂”。此外，省城“西郊有桑秧二百万株，小站营田有稻田四百数十顷，亦并归农务局经理”。［２９］不管商务局亦或农务局，对农业的改良，包含的内容多，涉及的范围广，除了垦荒、种植、育桑养蚕外，还有对茶叶、棉花等农作物的推陈出新。同其他新政措施相比，清末的农业改良由于政府的倡导，各级官员的重视，加上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各州县农桑、树艺一律兴办，似于民生不无小补”。［３０］清末，在这些局所的努力下，创建了一系列农政机构、创办了农学体系，这些举措都有利于传统农业向近代化的过渡。
二、传播农学
随着农业的改良，近式的农学亦相继推广。湖广总督张之洞深知农政为中国之要政，早在１８９７年，便在鄂省开设学堂，“招集农家子弟入塾肆业，课以农务诸书，并延洋教习传授种植之法”。［３１］此后，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农会、农报的创办推动了农业的传播。农学兴盛的原因，一是归于商部意识到“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而“农学之进步，以学堂为权舆”，［３２］从而倡设农务学堂，推广农事教育以开启民智，商部直接创办的农业学堂就有８所；二是由于各级官员认识到“商务初基以提倡土货为要，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农学推广甚为详备者当属山东省。山东省城设立农桑总会，雇聘日本农学士“考验各省农法”，并于东西关外设置农事试验场，“以便种植样本，逐渐扩充”；泰安、兖州、沂州、曹州、济宁各府州均设农桑分会，“随时查验地质土宜，其余各县亦均酌立分会，凡属可兴之利宜植之物均令试种考验”；于兖州府设立农业学堂、于青州府设立蚕桑学堂，雇聘杭州蚕业优等学生充当教习，“俟头班学生卒业即可分遣各属”，该两学堂附近地方土人，“已渐知师法改其耕织旧习，将来风气大开，各州县农桑树艺一律兴办，似于民生不无小补。”［３３］江西省也以兴农学为要，农工商矿局绅董黄棣齐太史设立三余学堂，教授农学，以“使农家子弟按时肄业”。［３４］北京由商部奏请，特设农桑商局，所有各省农桑事宜及各处垦务，统归该局管理，并设立农桑学堂，“俟学生毕业再行考试，派充该局稽查各差”。［３５］商部对农业农学的管理，实行由部统筹，派员分省稽查。由此可见，从商部到商务局对于振兴农业，传播农学均十分重视。农工商部时期，农业继续受到关注和重视。１９０７年１０月，农工商部奏称：“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枢纽。要义有三，开通智识、改良种植、联合社会。入手之初倍宜审慎，必民不惊而吏不扰，乃可相与有成。至各省风尚不同，应由各该地方官邀集士民公同拟定便宜办事规则报部查覆”。［３６］此奏折反映了农工商部要求各省设立农会，“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水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酌量地方情形，次第兴办”。［３７］于是，各省商务局首先是设立农会以发展农桑各来。直隶农工商局“奉饬劝办农会，连日与司、道、府、县及地方绅士悉心商议，意见相同”，使该省农会得以设立。［３８］山东某学员拟在曹州府城外设立农桑分会以及农桑学堂，“以开风气，而厚民生”，已得到农工商局“批准立案”。［３９］河南农工商务局批准了留洋学生苏攀设立农会的请求，并由官加以协助，饬“照部章于省城筹设农务总会”，并就“现设之农林会，由地方官归并设立，分别举派总协理，就境内土宜物产切实调查研究，改良办法俟有成效，再行咨部请给关防”。［４０］广东农工商局协助顺德商会筹设农会，“拟仿商会办法，编辑白话，逐处讲说，并能开渠引水灌田千顷”，虽有“官吏提倡之力，亦由该商等留心要务，深知本富之所在”，同时“咨行地方官饬属妥为保护”，而农会应“另集阖属绅耆，公举总理，以专责成”。［４１］山东农工商务局则批准设立农务分会，“在试验场内附设农务分会，公举绅商为总理，拟订办事规则十二条”，开办宗旨“以联合社会、开通智识、改良种植三端为目的”。［４２］总之，这一时期，农务总、分会纷纷设立。据农工商部统计，至１９１０年，“报部农务总、分各会，直省以次第举办总计，总会奏准设立者十五处，分会一百三十六处”。［４３］其中大部分得益于农工商局的敦促。除了劝办农会之外，农工商局对农业发展采取的新举措还包括设立农业试验场、振兴畜牧、种植、渔业等项。浙江商务局自王省三接办后，“凡关于农工商矿诸务，无不悉心研究，以期日新月异”，并拟先从农业入手，将“本城西大街巡警局后面空地三十余亩，筹集官款，兴办农业试验场一所”。［４４］四川设立农业学堂和农业试验场，“因规模未备，派人来东调取农工商务局章程，籍资仿办”。［４５］甘肃自设立农工商矿局以来，次第筹办垦荒、种植、桑蚕等事，并且成效显著，“前次呈验丝觔一律匀净，尤徵明效”，而各属所禀报“林业新种，成活者多至八九万株或万余株，少亦千数百株不等，农场所种则有比国之萝卜、葡萄，西属之甘蔗、桑秧，秦中之橡树、莲藕，皆本省所未见”，该省宁夏、固原等处，“亦皆仿设试验场，推广植业，以厚利源，因地之宜不拘一类”。［４６］广东省改设农工商局后，在部院的倡导下，积极劝办农业。农工商局以“粤省山多田少，树木成林”，特委派人员前往北江一带会县确查，“该处山场若干、坐落系何地、所产树木大小种类若干、何木可用，一一取样缴验”，以及“有无商人采办，水陆运道远近难易”等情。除了广东一带，又派员前往琼南各属查明，“如有商人纠集资本，欲开崖州及陵水县两属森林，以收天然之利”［４７］是否可行。此外，“垦荒攸关大庾正供，尤为实业中第一要政”，加上农工商部通行推广，饬令“各厅州县详查所管地方官荒、民荒，并气候土宜，绘图造册悉数报部”。鉴于此，很多省份均积极筹办垦荒一事。甘肃农工商矿局另行设立清赋劝垦总局，由农工商局派委员司担任会办，专事此责。规定“凡各属清查地赋、垦荒、升科等事，业经本局者移入清赋劝垦局筹办”。［４８］黑龙江则奏准，变通沿边荒务，设法推广。浙江农工商矿局奉部谕饬“讲求农政，开垦荒土”，并以“清查荒产为理财第一主义”，故饬各属清查荒产，并对荒地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规定。将官荒、民荒“按照亩分绘图造册，由县中送到局，然后辨其土之性质，一律开垦”，其中凡“官荒之地为官产，由本局雇农帮种，其民产亦由本局处置酌量年限，给以租金，限满不愿自种者，则应偿开垦之费，有力开垦者，着即日自行报垦，如有任令荒废抗不遵垦者，由局饬县传案惩罚”。［４９］可见，各省农工商局在农政方面对垦荒的重视，均积极经营，并有所建树。垦荒之外，对农业的重视还体现在设立各种农林公司。在农工商部的劝谕下，各省广设农林垦牧等公司。如广东某商张卓光创设一同益垦牧公司，“垦地种植桑树一万七千五百株、种植桐油树七万七千七百株、茶油树一千一百株”，而禀请农工商局给予立案。［５０］其他如安徽奏设安阜农务公司，四川奏明开办乐山、汶川、邛州等处林垦公司，广西则奏明设立桂林、平乐、梧州、柳州等各垦牧公司共２５处，新疆亦奏设水利公司等等。其实除了官办的公司外，江苏、江西等省还有绅办之垦牧公司。［５１］山东省亦劝谕绅商开设农林实业公司。如山东海丰县杨令辰选提储的款，劝谕绅商“纠集股金试办一农工实业公司，命名‘训惠公厂’，以振兴工艺农业”，并酌拟试办章程禀明农工商务局核示。［５２］这些新举措，均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和农学的推广。总之，在晚清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中央和地方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业行政组织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建立近代农业体制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农业改良中各项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正是晚清的农业改良运动拉开了中国农业走向近代化的序幕。在改良中兴起了新式农学，加速了近代科技对乡土社会的浸润、蔓延，增加了乡土中国的现代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作者：李毅钊 曲霞 刘彦琴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