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政治变迁研究的进展与局限
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自由化、政治转型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一直是比较政治学与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区域。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在２０世纪后半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学术研究热潮。政治经济学者提出的这一命题，强调东亚各国／地区政府强烈的发展意愿，即通过“强政权”驾驭市场和控制社会来引导经济发展，从而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ＮＩＥｓ）的崛起作出了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④不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东亚的政治转型不断挑战发展型国家理论。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研究者注意东亚“强政权”治理能力在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兴起后不断流失的现象。①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亚曾被当作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性地区，但对近年来东亚政治变迁整体趋势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比较少见。亨廷顿、李普塞特、戴蒙德等政治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威权政体合法统治权威下降，加上政治领导人的能动性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②按照亨廷顿提出的“两次轮替测试”，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通过定期选举实现了两次平稳的政党轮替，算是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③这意味着以往“威权—反威权”的对抗性的政治议题结构应该消解，新的议题类型应该形成。例如，东亚各国、各地区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其内部政治经济的冲击、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分配政策等议题，正进入方兴未艾的选举政治竞争中。不过，尽管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但国际社会科学界对于新的政治议题尚缺少足够的实证研究。其次，过去的东亚政治变迁研究比较重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相对忽视基于经济社会变迁的公共政策因素。④例如，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认为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本省／外省、本土／外来、独立／统一等对立性的认同政治矛盾，塑造了台湾两大政党竞争的形态。⑤而在本土化思潮崛起的年代，甚至民主／威权这对矛盾也与上述社会分歧相联系，形成了所谓台湾本省籍人追求“自决”和“民主”，外省籍人乃是“统一”和“威权”之代表的二分论述。近年来，台湾地区选举中的民主／威权、统／独等二元对抗结构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具体的公共政策议题。韩国政治发展研究存在同样的问题：反威权、后殖民的明星政治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一直是研究重点，而近１０余年来韩国“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交替执政下的公共政策难题却很少进入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文献中。再者，过去１０多年来比较流行的“民主巩固”理论从制度主义视角为政治变迁设定了一个相对静态的标准框架，较少考虑政治转型以后的新问题与新变化。①近年来，东亚地区的民主政治十分活跃，影响到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形成。因此，仅停留在民主程序的巩固上，很容易忽视治理绩效问题的重要性。最近，有关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本国本地区民主内涵、政府绩效、选举信心等方面认识的系统性实证分析提示我们：首先，东亚地区民众对民主政治的信任度较高；其次，东亚正在形成以治理绩效为主的民主观；再者，选民越来越重视公共政策和本地民生，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威权ｖｓ．民主”口号。②这些状况为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的选举运动走向相对理性（但依然激烈）的公共政策竞争奠定了基础，而不至于出现欧美的政治极化或西亚北非的政治极端主义。③概言之，“发展型国家理论”难以捕捉当前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环境中东亚政治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的新问题，“民主化”、“民主巩固”等命题主要从政治体制和选举程序讨论政治发展，对东亚当前政治变迁问题的解释也颇有局限。东亚多数中小规模的经济体，长期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间连续几个季度处于经济衰退状况。因此，我们要考虑的不再是过去几十年间习以为常的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的政治发展，而是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下的政治变迁，而后者在选举运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古勒维奇运用“政治经济的政治社会学”分析路径，对１９世纪末以来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如何影响欧美五国的社会联盟与政策选择进行比较研究。他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各种社会行为者的利益主张和政治联盟往往更加清晰和活跃，围绕着政策选择的政治斗争因而更为集中。①这启示了本文对经济衰退时期东亚地区选举政治的探究。本文从经济社会变迁和政党选举运动两个层面入手，重点分析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两场选举运动，探究近年来东亚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扩大与不平等问题如何影响选举政治模式的变化，以总结当前东亚地区比较独特的“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
二、东亚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公共政策需求
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经历了２０世纪５０—９０年代的持续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几年后消退，２００１年以后东亚地区基本进入比较稳定的增长阶段。梳理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东亚经济状况和一般民众的政治态度，有助于理解本地区的基本公共政策需求和选举政治演进动力。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冲击
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深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市场萎缩的冲击。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看，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产业几乎崩盘，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形成了全地区性的经济衰退局面。如图１所示，２００８年第４季度到２００９年第４季度，东亚８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增长率处于Ｖ型深底。经过２０１０年上半年的短暂复苏，多数经济体的出口增长率在２０１０年第３季度以后再次迅速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２００９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增长率骤降到－２０．３％，出口产业处于极端困境。受惠于２０１０年对中国大陆、香港及越南出口的迅猛增长，２０１０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总额快速复苏，但２０１２年又掉到－２．３０％。②同时，东亚８个经济体的ＧＤＰ增长率几乎与出口形势同步沉浮，２００８年第３季度以后连续几个季度陷入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困境。这种恶劣的经济形势直到２０１０年第１季度才有所好转。然而，从２０１０年第３季度到整个２０１１年，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不断萎缩的国际市场对脆弱的东亚出口和经济复苏形成了第二波沉重的冲击。东亚出口经济的大幅衰退直接引发各国／地区的就业问题。中国台湾地区２００９年的失业率为５．８５％，达到该地区近５０年来最高值。①韩国２００９年的失业率也达到１０年来最高的３．６％。宏观经济状况的全面恶化则影响到各行业薪资的停滞。这两方面都涉及所得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各国、各地区国情、区情不同，调查方法和统计口径也常有出入，所得分配的内涵和范围不尽一致。在中国台湾地区，统计部门主要以包括政府移转收入在内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来测量所得分配与分化问题；在新加坡，官方使用的“工作所得”概念并未包括政府移转收入和缴税支出；在日本，所得分配统计数据自１９９９年起才纳入农民人口，自２００２年起才纳入单人户口。因此，一般性的跨国所得分配比较或贫富差距比较意义不大。但是，就各国／地区内部变化趋势而言，随着全球化劳动分工、知识经济发展、家庭规模缩小等方面的变化，以家庭为单位测量所得分配，可以清楚看出各国／地区内部所得分配的长期趋势。在消费领域，除日本外，东亚地区其他７个经济体均出现了明显的物价上涨趋势。近年来，通讯与电子产品、住房与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休闲等消费类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成为东亚地区一般家庭支出上涨的主要构成。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得新兴产业资本家和高管阶层的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造成底层民众的生活压力有增无减，进而加剧了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
（二）东亚民众的政治信心与公共政策需求
在政治层面，近年来东亚多个国家或地区刚刚完成民主政治转型，民众比较信任新兴的选举政治运作，且积极参与选举政治活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亚洲动态调查”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多数东亚地区民众看来，新兴的民主政体大致符合允许竞争性、自由和公平选举等标准；除新加坡外，多数东亚公民认为政党或候选人在选举中能公平使用媒体；多数东亚公民认为该国或地区上一次的全国性／地区性选举大致是自由和公平的，参与选举投票的比例相当高（全体平均７２．５％）。①东亚各国／地区民众对选举政治的高信任度和参与热情，使得主要政党不得不对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民生问题作出反应。２００８年以来，东亚的选举政治笼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振兴产业经济、缩小贫富差距以及提升就业率成为热门的选举政见。其中，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压力与公平分配需求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公平分配优先的政党一般被视为“偏左”政党，希望着力处理贫富差距和高失业率问题，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分配端的冲击。主张经济增长优先的政党则被视作“偏右”政党，希望通过促进产业振兴达到经济复苏，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增长端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促进出口增长、保障民生、实现经济复苏等公共政策需求，在自由市场、出口导向、股市发达的东亚中小规模经济体中具有典型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波下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见图２）。这是一个内部政治与国际经济、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政党政治与公共政策多维互动的政治经济过程。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东亚产业经济大幅萎缩，使得各国和地区内部出现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与通货膨胀压力；紧接着，各主要政党利用选举政治平台提出增长优先或分配优先的公共政策政见，试图应对金融危机对各个经济端口的冲击。当然，增长—分配—消费三者紧密相连，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采用“理想型”的政见，但会根据自身既有优势、选民基础和议题偏好，既采取偏重某一方面的政策取向，又迎合中间选民的政策需求。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外向型中等规模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都经历过强政权主导下的持续经济增长，也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得以重振经济，并在最近２０年经历了政治转型，一向是比较政治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案例。因此，分析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如何影响２０１２年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选举运动，有助于检验东亚经济—社会—政治的关联模式。
三、中国台湾地区的贫富差距与选举政治演变
（一）台湾的贫富差距状况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①的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我们分析了衡量贫富差距的两个基础指标———基尼系数和大岛指数②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变动情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的４０多年，由于土地改革、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民营中小企业的兴起，台湾贫富差距较小，社会分配比较公平。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１０余年发生了变化。１９９０年，台湾的基尼系数和大岛指数分别为０．３１２和５．１８。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１年，台湾的基尼系数逐步上升，到２０１０年达到０．３４５的阶段性高峰，此后两年都维持在０．３４以上。同时，台湾的大岛指数在２００８年以后迅速攀升，达到２００９年的６．３２高峰值，此后虽略有回落，但并未回到２００８年以前的水平。这说明，过去１０年台湾贫富差距出现高位徘徊，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台湾最富有阶层和最贫困阶层的所得分配差距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地拉大。（见图３）分析台湾地区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数据可知，①最近１０年来，台湾地区家庭所得增长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越贫困者越明显，越到经济衰退时期越明显。将台湾地区全部家庭按所得高低五等分组后，对各组可支配所得的年增长率和同期台湾地区人均年均ＧＤＰ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１）所得最低的两组（最低组和次低组，共占４０％家户）平均所得均为负增长；（２）五组家庭呈现出平均所得越低，则所得减少越明显（最低组为—０．３９），平均所得越高，所得增长越明显（最高组为０．８５）；（３）１０年来，所有组别的所得年增长率（总平均０．２３％）低于人均ＧＤＰ增长率（０．６％）。图４可以直观地看到按家庭所得划分的台湾各阶层的利益受损情况，下层（最低组和次低组）的所得增长一直落后于经济增长，上层（最高组）的所得增长在２００８年以后超过经济增长。这显示了各阶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台湾地区出现的经济衰退，导致民众的生活期望值呈现出戴维斯所说的“Ｊ曲线”，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台湾的短期经济复苏未能阻止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相对剥夺感”或“相对贫困”。因此，台湾执政当局引为政绩的经济复苏被舆论称为“无感复苏”。同时，分配端的薪资停滞和消费端的物价持续上涨，为在野党的选举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舆论氛围。总的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台湾地区低所得水准家庭的所得增长率下滑最为明显，强化了社会中下阶层的相对贫困。因此，一方面，台湾地区各政党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分配公平优先的选择难题由此进入公共政策的辩论空间。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以往缺乏清晰、稳定的阶级认同，缺少阶级对抗的社会基础，但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和从业结构的变化显示，一个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①调查研究表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４０％—５０％的台湾民众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这种阶层认同感在最近５年处在４０％上下。②直到今天，台湾地区的自主劳工运动依然缺乏对抗性的阶级认同，通过“兄弟义气”进行基层劳工动员的流行方式，限制了台湾阶级运动的发展。③此外，由于受两岸经贸发展和出口布局的影响，台湾的产业经济从加工制造业到高科技研发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有共同的发展利益，企业兴衰又与就业和家庭所得密切相连，因此，企业和就业没有形成严重的对立。于是，２０１２年１月上旬台湾地区选举前夕，台湾大中小企业家纷纷表态支持“九二共识”，间接“挺马”，对选举结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台湾选举政治演变与公共政策竞争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的台湾地区政治转型中，“认同政治”以省籍—族群—统独争议的形式出现在多次重要选举中。这种现象在李登辉当政后期（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和陈水扁当政时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表现得最为突出，掩盖了其他经济社会议题。蔡英文第一次担任民进党主席期间（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恰逢台湾地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内部贫富差距加剧之际，民进党的选举主轴转向“中间偏左”的路线，发动民生政策议题以动员中下阶层选民。２００９年５月，民进党“新潮流系”台湾新社会智库发表社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中间偏左本来就是民进党的立场。”①这充分说明，迫于新的经济社会形势，民进党为赢得选票而不得不调整选举主轴。从２０１０年“五都选举”②到２０１２年“大选”，国民党不得不直接面对促进经济复苏与缓解贫富分化的双重挑战，同样面临经济增长优先与分配公平优先的选择难题。１．基于民生问题的选举策略变化２０１０年底至２０１１年中，笔者多次在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等地访谈民进党重要智囊人士和党内干部，他们多数认为民进党应该扭转陈水扁时代强烈的“台独”意识形态和亲近企业财团的重商倾向，紧扣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台湾社会突出的民生问题，重新把握选举议题的主导权。③蔡英文的重要智囊陈明通教授认为：“现在民进党的路线就是要回归社会中下阶层，老老实实做好左派政党，才有选票和前途。”④考察２０１０年底台湾“五都选举”，可以发现民生议题成为该党选举动员的主要内容。在“五都选举”中，马英九执政当局虽然注意到贫富分化问题，但是政党高层与大企业的往来已经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经济政策上体现为照顾大企业的利益，相对忽视公平分配问题。⑤尽管国民党内新生代也注意到中产阶层日益脆弱，弱势和边缘群体存在反抗心理，但很难立即在政策上有效照顾他们的利益。占全台湾人口６０％的“五都”选民对两党竞选主轴的态度延续到了２０１２年“大选”。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台湾选举运动中，国民党一度重视宣传马英九执政团队带领台湾经济走向复苏的政绩，而随着选战的推进，则愈来愈重视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各种社会民生问题。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之前，国民党不断强调，马英九执政团队在２０１０年创造出１０．８８％的经济成长率，为２４年来新高，“让人民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⑥但是，民进党的选战策略迫使马英九竞选团队改变选举策略，将政绩宣传从经济复苏转向民生政策。２．公平分配问题与选举公共政策２０１１年８月，民进党公布谋划已久的《十年政纲》。该政纲“总论”分析台湾发展的新形势：“经济发展偏差造成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严重冲击社会的和谐发展，分配正义的挑战陆续浮现。”据此，《十年政纲》列出６项基本主张：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永续发展的安全环境、多元开创的教育文化、人民参与的民主深化以及多边稳定的和平战略。其中，前两项主张成为引领民进党选举策略和未来施政重心的主轴。所谓“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是指面对台湾人口老龄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组、失业增加及工作贫穷扩大等社会新风险，当局必须建构“永续的社会安全网”，重视各项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及永续性，同时应维护就业稳定、所得增长与劳工权益，力行税制合理化，以最大程度缩小台湾的贫富差距，营造高就业、高平等的和谐团结社会。在民进党的压力下，国民党整合选举政策主张，以应对公平分配问题。主要举措概括如下：其一，“政府挺银行、银行挺企业、企业挺劳工”的金融政策，由行政当局提出对银行存款的全额担保，并要求银行尽量不要对企业抽银根。其二，推动实施“二代全民健保”，采用双轨制征收保费，使有股利、利息等高额收入的民众多缴保费，而依靠工薪过日者的保费则略有缩减。其三，通过“奢侈税”立法及实施，遏止北部都市区的投机炒房行为。其四，推出“居住正义”的整体配套措施，运用公有地，减轻年轻人缴付巨额房贷利息压力。其五，《社会救助法》新制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正式实施，直接让全台湾８６万低收入人口和弱势族群受惠。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马英九团队在社会福利和农民生产生活问题上提出新议题，包括调涨“老农津贴”、“中低收入家庭儿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等。３．两岸关系议题纳入台湾公共政策议题两岸关系始终是影响台湾政局变化的最重要因素。２０１２年台湾地区选举中，两岸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吸纳进公共政策辩论之中。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强调台湾地区所谓的政治主体性和经济安全，采取两岸关系议题的“政经分离”策略。这从其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ＥＣＦＡ）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民进党首先是躲闪“九二共识”政治议题，积极主打所谓台湾民生议题；在无法回避ＥＣＦＡ的形势下，把两岸经贸议题与“九二共识”切割，纳入台湾民生议题之中。对此，国民党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强调ＥＣＦＡ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主张ＥＣＦＡ能够促进就业和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有助于缓解贫富分化问题。①这样，在２０１２年选举中，两岸议题不再是单纯的认同问题，而是与台湾经济民生紧密相关的问题，再次突显了台湾选举政治中动员模式的变化。由此可见，在台湾选举政治中，统独认同议题逐渐降温，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经济民生公共政策辩论不断升温，尤其以２０１２年初的“总统”选举最为明显。蔡英文陷入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泥淖难以自拔，无法在经济增长端妥善处理两岸经济合作与台湾产业振兴，导致在分配端和消费端上缓解贫富分化的政见失去可靠的经济基础，最终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总的来说，台湾选举政治反映出东亚“经济衰退—贫富分化—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并且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特殊性和台湾政党政治的族群认同背景，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四、韩国的贫富差距与选举政治演变
（一）韩国的贫富差距状况
作为出口导向的开放经济体，韩国经济社会同样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资料显示，２００５年韩国城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是３９０２万韩元，２０１１年增加到５０９８万韩元，６年内增幅达３１％，同期的农村家庭平均年收入则从３０５０万韩元下降到３０１５万韩元。①这不仅反映了韩国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且说明韩国各个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加大。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的基尼系数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相差并不大，但直接反映各阶层收入差异的大岛指数却连年达到７．０以上，并从２００８年的７．３９剧增到２０１１年的７．８６，达到１０年来的新高，反映出贫富阶层的差距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加速扩大。（参见图５）如图６所示，全部韩国家庭按可支配所得的高低进行五等分组，比较各组家庭所得年增长率（柱状图）与韩国人均ＧＤＰ（折线图），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最低收入的家庭和次低家庭所得增长率为负值，且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这两组的所得增长率都明显低于中间所得组、次等所得组和最高所得组。这说明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韩国低所得家庭总是最先遭殃，且受损最为严重。
（二）韩国选举政治演变与公共政策竞争
在韩国政治转型中，政党政治呈现出的明星化、地域化、财阀干预和普涵式等特征，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民生问题凸显背景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韩国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自１９８８年以后１０年的韩国民主化时期，韩国政党政治形成了以下主要特征：（１）明星政治，即由少数几个政治明星组织、控制不稳定的政党，进行选举动员；（２）地域政治，即大国家党、自由党等“保守阵营”主要以岭南地区（庆尚南、北道）和忠清地区为大本营，民主党主要以湖南地区（全罗南、北道）为选举票源地；（３）财阀政治，即韩国财阀通过政治献金、利益干预、决策影响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党运作；①（４）普涵式政党（ｃａｔｃｈ－ａｌｌ ｐａｒｔｙ），指韩国的政党缺少意识形态背景和鲜明阶级属性，每个政党必须满足其追随者以及所属地缘社会的需求。②这４个特征相互作用，直接决定了２０多年来韩国的政治生态：名义上是多党制，实际上已经形成两大政治阵营———以大国家党为首的“保守阵营”和以民主党为首并包括市民统合党、民主劳动党、开放国民党等左翼政党的“进步阵营”。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民主统合党在大选期间采取中间偏左路线的选举策略，其中不乏民主劳动党打开的政治空间。２．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两次地方选举的公共政策效应李明博执政期间实施了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强化了对民众意见表达渠道的管制，引发进步阵营的强烈批评。①同时，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出口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引发中小企业倒闭和失业高潮。于是，进步阵营的政党在２０１０年６月“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期间将公平分配问题操作成核心议题。表１比较了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两次地方选举，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以民主党为首的进步阵营在地方各个层级选举中的获胜席次都大幅超过２００６年，大国家党则全面退守。这和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台湾地区“五都”市长选举十分相似。原本作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先锋的在野党，利用２００８年以后恶化的经济民生问题大打“社会公平”牌，推出以民生议题为核心的公共政策辩论，从而巩固其在地方县市的执政地位，扩大其社会基础。
作者：郑振清 巫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