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回到马克思”[1],“走进马克思”[2],“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存在论的马克思”[3]等提法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中国各类马克思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当中。他们之间甚至还产生过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涉及到了对错,然而目的却是相同的。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学者,试图站在“文本学解读”的立场上,还原文本的历史语境以摆脱人们对它固定的理解模式(苏俄模式,长期以来成为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理解模式,当然还有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从而可以与文本直接对话,打开我们新的理解视域。
另外一些主张“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的学者,他们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为己任。双方其实共同承认了,“哲学传统的思想文化,因为成为了现实问题的答案而显示出了生命力。”[4]马克思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过去的事物是我们存在的基本条件,对它们的解释实际上是在构造我们自己的世界,这就是释义学的经验。释义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最初是指对各种文献的注疏和解释,比如《圣经》解释学,法律文献解释等。后来德国人施莱尔马赫将它引入哲学,狄尔泰与海德格尔将其发展。本文是在伽达默尔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释义学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而是我们存在的经验。[5]即我们这里并不是在探讨一个如何达到对事物或者说思想家的文本客观准确的认识的方法,而是说,历史性和有限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解释者都处在这个境遇当中。每个人都会具有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传统和文化的各种成见(偏见),同样,思想家的文本也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原因和动机,以及其他的思想和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相互作用。所以,真正的理解就不是去克服历史性,而是正确的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理解的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这种经验不在于它能被重复,而是相反,在于经验总是成为新的经验。经验的开放性意味着我们的理解和经验总是有限的。我们现有的知识总是临时性的,总会趋向一个更大的但仍然是有限的理解。解释和理解就是我们自身可能性的展开。历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才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否则我们只要博物馆就够了。
按照释义学的原则,作者并非是自己作品最好的解释者,一个文本一旦产生就有了它自己的独立性,用福科的话来说就是作者已死。它的真正意义就不是作者的初衷和原意,而是它所产生的历史效应。伽达默尔,把它称作效果历史[6]。这个历史效应实际上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连接起来,我们看问题的视域规定了我们的生活。本文以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学说的理解来看它在中国的效果历史。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三种基本的社会分层制度:奴隶制度、种姓制度、等级制度。虽然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7]马克思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8]在历史上真正产生影响的,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跟他所生活的时代出现两大主要的敌对阵营有关,阶级斗争学说成为他最主要的学说之一。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9]结尾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0]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当中,恩格斯重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个丰富又复杂的思想体系,还有很多很重要甚至比阶级斗争更重要的学说,比如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中的经济决定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但是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这是一段被无数人引用过的话,物质生产或者说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这种矛盾冲突的表现罢了。可是问题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阶级斗争又长期的至经济决定论于不顾?
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中国是与民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两种意识形态视域融合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新文化的悍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积极拥护者,也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的启蒙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启蒙的精神。西方人的启蒙是运用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力对自己的问题作出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任何所谓的权威和现成的模式。而我们是以西方与否来断定事物的正确与否,这恰好违背了启蒙的精神,而只是鲁迅批评的拿来主义。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最早接受新思想的人毕竟是从内心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思想,最初他们试图通过改变民族的思想文化来拯救民族的危亡。可是在短短的一年多里为什么很快就转向现实的政治斗争?或许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中的这段话可以给我们答案。“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决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边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12]民主自由的思想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任何想要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建设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经济都只能是幻想。
看看直到今天美国在干涉伊拉克就知道了,在面对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专制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的是整个民族而非穷人。帝国主义的存在是陈独秀等人接受阶级斗争学说的现实理由。在这个现实理由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他们深信不疑的进化论。马克思已经科学的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斗争中他们丢掉的只能是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毛泽东自己也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13]所以,在不经意间毛泽东用斗争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中经济的决定作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依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原因。
然而,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但在与进化论的信仰结合后,很快就从工具演变为他们的历史观,进一步而言就是世界观,而这样的世界观在被赋予科学的形态后便堂而皇之的成为指导工作的科学理论。看世界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世界本身。对历史的认识构建的是我们现实的生活,父子、夫妻、朋友之间都要划清阶级界线,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反而在现代社会破灭了。回到开头提到的马克思的阶级学说,英国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它与先前的社会分层理论作了如下比较:
(1)与其他类型的分层不同,阶级并非由法律或宗教信条确定。成员资格不以法律或习俗所确定的世袭地位为基础。阶级制度比其他类型的分层制度更具流动性,而且阶级之间的界限从来没有明确的划分。没有成文规定来限制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通婚。
(2)个体的阶级地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赢得的,而不像其他类型的分层制度,在出生时就已经“注定”。
(3)阶级的构成取决于个体所属的不同群体间的经济差异,即拥有和控制物质资源方面的不平等。
(4)在其他类型分层制度中,不平等性表现为自耕农和地主、奴隶和主人或种姓低和种姓高的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关系。相反,阶级制度则是通过非个人式的大规模的联系来运行。[14]吉登斯这样的理解同样是释义学式的,他的解释本身便包含在阶级学说的可能性当中,现在终于展开了。不同阶级之间会面临同样的难题和困惑。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终于重新认识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当中经济的决定作用,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扩大化的阶级斗争。这些都说明了文本的开放性和我们生存经验的开放性。这二者不断对话,生发出问题和答案。它不可能中止,因为我们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便永远不会有一个完满的答案。在当下的中国,城乡收入水平差异扩大,最近的调查是3.22:1,这已经达到国际贫富差异的警戒线。政府也开始着力解决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关于“和谐社会”的思考也越来越多,人们更多的在探讨怎么追求和谐社会,而遗忘了和谐社会的前提是“承认差异”。就在这点上,它早已与《礼记•礼运》中所说的那种简单的大同思想不一样了。任何去除差异的和谐,只能是一个幻像和泡影。好在这个问题是开放的,人们正在不断深入地领会它。前天我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参加了贾樟柯《三峡好人》的宣传活动。他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歌词主语从过去五六十年代只有复数到七十年代末开始单数的出现。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月亮代表我的心”等。这个观察倒是很细腻的,承认了个体的差异,本身就是对个人的尊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便构成了文本———理解的结构,这正好是个释义学的结构。它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现实的任务。因此,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是生活的两个方面,而不单单是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