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经济内涵
国内外对生态经济学的内涵意见并不统一，许涤新、马传栋、梁山、唐建荣、潘鸿、肯尼斯·鲍尔丁、赫尔曼·戴利、罗伯特·科斯坦塔等有多种不同看法，但是概括来看，生态经济学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战略性”等特点，生态经济学把经济当作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是一门新兴的，由生态学与经济学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相比众多关于生态经济学的定义，刘思华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着重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生态供给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经济问题和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发展规律及其机理的科学。”[3]这一看法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生态经济的要义，笔者更倾向于此。
2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现状
2.1贵州经济发展现状
2012年贵州GDP6852.2亿元，占全国GDP的1.3%。2012年年末总人口3484万，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19位。2012年贵州人均GDP19710元，在全国排名第31位。贵州省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753元，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30位。城镇居民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8700.51元，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26位。回顾贵州经济发展历史，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州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如图1，根据人均GDP指标，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以及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贵州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绝对数额差距相对较小，在改革开放阶段，二者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异呈逐渐拉大趋势（当然，这其中存在部分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个发展趋势告诉我们，贵州在改革开放这一轮国家政策下，错失了某些发展机遇，导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贵州人均GDP逐渐跌落至全国末位。当下，新一轮的生态经济、绿色经济、集约化经济、可持续经济已成为理论家与实业家的共识，我们在新一轮的历史机遇中必须认真思考，提前谋划，探索发展战略并制定相应保障措施，才不至于重蹈历史覆辙。
2.2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现状
2.2.1产业结构状况2012年贵州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率分别为13.0%、39.1%、47.9%。同年，北京三次产业占GDP总值分别为0.8%、22.7%、76.5%，江苏三次产业占GDP总值分别为6.3%、50.2%、43.5%，上海三次产业占GDP总值分别为0.6%、38.9%、60.4%，通过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我们发现，发达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GDP比例较小，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GDP总值比例较大。2012年贵州省就业的产业结构分别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65.1%，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13.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21.8%。同年，全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分别为，第一产业33.6%，第二产业30.3%，第三产业36.1%。贵州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存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过多、创造价值过少的问题。第一产业生产效率低下，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贵州的产业结构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2.2.2能源结构煤炭是贵州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能源来源。2012年贵州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中，原煤占比88.8%，水电占11.2%。能源终端消费总量中，原煤占48.0%，水电占33.1%。从能源的生产看，贵州基本没有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从消费结构看，2007年原煤消费占45.6%，2012年原煤消费占48.0%，2007～2012年期间，贵州对原煤的消费有依赖性增加的趋势。2007年天然气消费占1.1%，2012年天然气消费下降为0.7%，贵州对天然气的消费有逐渐下降的趋势。2007～2012年期间，贵州对原煤、天然气和水电能源的消费比例之和维持在80%左右。2.2.3能耗利用如图2，贵州的能源利用效率相对全国平均水平较低。2011年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消耗能源超过1.5吨标准煤的仅有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与全国多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贵州能源消耗过高。在能源消费总量中，以第二产业消费为主，2012年贵州能源消费总量中第二产业消费能源占66%，金属开采及深加工、食品加工、机械电子制造、纺织品生产、家具制造等采掘业和制造业能源消耗较高。
3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制约因素
3.1工业化的特定阶段
李斯特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及农工商业时期。以此理论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一般都要经历工业高度发展的过程，而目前贵州的工业发展优势还不显著，经济快速发展之前还需要经历工业大发展的阶段。2014年，陈敏尔在贵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贵州省已“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阶段”[4]。2012年贵州能源消费总量9878.38万吨标准煤，其中工业消费能源6431.08万吨标准煤，建筑业消费能源85.00万吨标准煤，第二产业消费能源比例为66%。贵州经济要实现后发赶超，必须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发展途径，而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对能源的耗费较大。根据《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贵州将“大力推进工业强省战略”，要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基地，要加快推进资源深加工业，要推进国家重要特色装备制造业基地等，这些都属于高能耗行业。根据图2可知2011年贵州每万元GDP需要消费1.714万吨标准煤，而我国多数地区单位GDP的能耗都小于1，贵州与全国多数地区相比，还处于高能耗、资源型的粗放经济发展阶段，但这一阶段不可逾越。
3.2能源结构单一
贵州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储量475.51亿吨，居全国第5位。根据表1，我们发现贵州一次能源生产中，原煤所占比例超过85%，而且2007～2012年期间，贵州的能源产出全部由原煤与水电构成，不包括任何新能源。能源终端消费总量结构也以原煤为主，2007～2012年期间，原煤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维持在45%～48%，且2007～2012年原煤所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有逐年攀升之势。2012年贵州能源产量调往省外5729.88万吨标准煤，从省外调入1000.35万吨标准煤。贵州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基本形成了以煤炭为主的单一结构。煤炭属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按照当前的开发速度和进度，长期不加保护地大肆开发，终究会使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基于地区可持续发展视域，贵州应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的产出与消费，致力于风能、水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及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3.3技术困境
2000～2012年贵州人均GDP长期处于全国末位[5]，贵州属于我国发展中地区。“在贵州省的经济增长中，各要素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的是物质资本。”[6]物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三要素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为负的情况，“这表明全素生产率对贵州省的经济增长没有起到积极促进作用”[6]。生态经济强调把人类经济活动看作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类各种生产和消费活动互相依赖、不断运动、循环往返。这一无限循环运动的前提是科技与创新的支持。而贵州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理念支持、制度支持，以致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技术进步和生产创新的影响。技术和创新成为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3.4成本控制
第一，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有限。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贵州每年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分别为50.74亿元、69.78亿元、89.52亿元、106.70亿元、97.35亿元，分别占当年贵州GDP1.4%、1.8%、1.9%、1.9%、1.4%。而相应年份全国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分别为4937.0亿元，5258.4亿元、7612.2亿元、7114.0亿元、8253.5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国GDP的1.57%、1.54%、1.90%、1.50%、1.59%。从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占地区GDP比重来看，贵州不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但从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绝对数额看，贵州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占全国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维持在1%左右，居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第二，生态经济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市场价格难以估算的特点，即存在公共产品属性。市场经济的中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这也就是说生态经济仅仅依靠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问题。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活动准则是利益最大化，当生产和消费的成本外部化时，经济人没有保护环境的动机；当生态经济产生外部经济效益时，也无法计收报酬。因此，发展生态经济存在成本控制障碍。第三，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科技创新，这需要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前期投入，必将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4贵州生态经济的发展战略
4.1生态旅游
基于发展生态经济的实践，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第一战略是生态旅游。发展生态经济产业需要遵从生态位原理、竞争共生原理、反馈原理、补偿原理、循环再生原理、多样性主导性原理及生态发育原理[7]。按照生态经济产业原理，生态旅游应综合考虑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及环境等自身特点，应充分体现旅游消费者与旅游当地居民、环境、自然资源的和谐，不以牺牲旅游景点周边居民的切身利益为低价，不能危害当地的清洁卫生，不能影响当地动植物的生存与发展。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贵州有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地貌，出露面积为10.91万平方公里，占贵州全省土地面积的61.9%。由于独特的地貌特征，贵州形成了著名的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口、马峰林、万峰湖、织金洞、九洞天等自然景观。贵州有丰富的生物旅游资源，截至2012年有1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22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贵州是中国四大药材产区之一，有药用植物3924种，占全国中草药品种80%以上。野生动物资源及珍稀动物资源丰富，有脊椎动物999种，其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黔金丝猴、华南虎、白头鹤等15种[8]。贵州四季分明，有异常宝贵的气候资源。贵州全省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0℃～20℃之间，冬季最冷气温平均在3℃～6℃之间，夏季最热气温平均在22℃～26℃之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贵州还有贵州遵义会址等珍贵的红色旅游资源以及苗族、侗族等民族文化资源。旅游开发部门要对旅游者在景区的衣、食、住、行活动进行整体设计与规划，使其成为生态旅游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环节。旅游服装的设计与制作要强调生态意识。在布料上不要选择化纤等对人体有害的布料，在工艺上要追求植物染料和植物香料，图案上尽量取材于大自然，剪裁上尽量考虑人体结构特征，以人体自然舒适为设计基调。旅游饭店的动植物食物来源于有机种（养）值，而饭店各类废弃物又成为景区所需植物的肥料或动物的食物。旅游宾馆排放的废水可以用来灌溉植物农田，粪便可以生成沼气，沼气又可以为景区提供照明与饭店炒菜。旅游者在景区消费的一切商品应该尽量追求生态与环保，景区的垃圾应该分类整理。景区的用品和商品一方面要以维护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为主要原则；另一方面，这些产品要便于分解、回收再利用，不危害周边环境旅游。交通也应尽量降低碳排放，使用电能等清洁能源，同时应宣传以步代车的环保理念。衣、食、住、行不仅形成各个单独的系统，同时，还要让这四个子系统统一于生态旅游的整体系统。旅游者可以在宾馆亲自动手做菜，可以到食物种植地采摘蔬菜，可以在旅馆动手打扫卫生，旅游提供者也应为旅游消费者的饮食起居着想，尽量提高服务质量，以他们的身心愉快为已任。在一个景区内就应该形成这样一个以衣、食、住、行为子系统的旅游整体生态系统，各个环节既竞争又共生，既反馈又补偿，不断循环往复。
4.2生态工业园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生态工业园的概念。生态工业园倡导把各企业的生产过程都看作是园区整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有机构成一个综合系统，各子系统就像自然界的生态链一样，环环相扣，周而复始，循环流动。在这样的园区中，各企业相互依赖，一个生产过程的排放物是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各企业共生发展，整个园区的资源利用率得到提高，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结合，创造更多价值。2012年贵州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35.2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4838.75万吨，综合利用率60.9%。就贵州现阶段工业和民用排放物利用现状来看，尚存在较大改善空间。2012年贵州年末总人口全国名列19位，第一产业居全国第22位，第二产业居全国第26位，第三产业居全国第25位，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26，人均GDP居全国31位。以上数据说明，综合来看，贵州省第二产业与全国发展差距最大，贵州的后发赶超之路必须是“工业强省”之路。2012年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55.46亿元，按轻重工业分，其中重工业增加值1282.42亿元，轻工业增加值773.04亿元，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62.39%。2012年贵州采掘业与制造业的能源消耗总和占工业能耗89.78%。贵州的工业发展现状是一方面要加快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贵州工业以重工业为主，而重工业的固体废物产量较大，综合利用效率较低。2012年全国年末城镇人口比重为52.57%，贵州年末城镇人口比重是36.41%，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比西藏高，排名第30位。生活垃圾清运总量449.41万吨，无害化处理量为231.8万吨，无害化处理率51.6%。鉴于贵州的城镇化现状，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将产生大量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以利于环境保护。要解决贵州工业化及城镇化矛盾，解决途径是建设生态工业园。生态工业园概念一出，世界各地出现了较多园区实践。比较成功的典型有美国恰塔努加生态工业园、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日本藤泽生态工业园、德国value生态工业园以及中国广西贵港生态工业园等。目前，生态工业园的建设模式有三种：改造型生态工业园、全新规划型生态工业园、虚拟型生态工业园[9]。改造型生态工业园是对现有企业“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一种改造；全新规划型生态工业园是基于某一富含特定资源的区域，划定一个范围，全新规划设计，引进核心企业，形成共生网络系统；虚拟生态工业园不局限于相关企业在一个特定封闭的区域，只要企业之间能够把生产的产出物与投入材料之间形成循环利用，就可形成生态工业园。相对前两种，虚拟生态工业园在形式上更松散，更开放；在成本上，改造型生态工业园和虚拟型生态工业园投入较少，全新规划型生态工业园投入成本更高。鉴于贵州高比例的重工业发展现状，以及贵州资本投入有限，贵州可从改造型生态工业园和虚拟型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先行。截至2010年5月，我国已命名的生态工业示范园13个，正在开展建设的有41个，其中贵州有一项在建生态工业园——贵阳开阳磷煤化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基地，现已初见成效。在生态工业园建设过程中，地区政府作用非常关键。政府要扮演好社会“掌舵者”的角色，科学设计工业共生循环系统，引入核心企业，制定生态工业相关制度，提供财政政策支持以及筹措资金。
4.3生态补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补偿更多地被引入经济领域，成为对环境与资源的一种保护途径。随后，我国对生态补偿机制也进入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阶段。学界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定义众说不一，综合各种观点，可概括为：对资源受益者或破坏环境者收费，对利益受损者或流域内因为保护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居民和地区给予补偿。近年来，生态补偿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并在国内外加以实践，比较典型的案例有美国购买卡茨基尔河和特拉华河流域上游的生态服务、日本水源林基金由下游集资补偿上游的水源涵养林、欧洲易北河流域采取的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我国东江流域对保护水源的生态补偿、浙江千岛湖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福建九龙江流域、闽江流域、晋江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试点等。从被补偿的领域看，一般包括四类：碳储存交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易、流域保护交易、景观美化交易[10]。从资源和环境利益内化载体（支付者）看，主要有当地、省内、国内、全球；从补偿的方式看，主要有政府补贴、下游设立基金补偿上游、项目收费、资源开发押金等[11]；从补偿标准看，主要是根据投入与效益两方面进行测算；在投入方面，主要计算流域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投入以及因为保护而错失发展机会导致的损失；在效益方面，估算保护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的外部效应[12]；从生态补偿的支付者来源看，主要有政府、区域、以及社会。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全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俗称“地无三里平”，这严重影响了贵州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规模化作业以及城镇集聚化发展，以致改革三十五年来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均GDP绝对差距不断增大，在全国名列末位。贵州地处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上游，特别是与珠江流域相互影响较大。珠江流域的主要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都流经贵州，贵州段属于珠江上游。贵州生物种类齐全，长期以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根据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原理及上述生态补偿领域，贵州可以要求流域生态补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资金来源可以有三个方面：政府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社会团体筹措资金形成珠江流域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基金、市场行为收费。根据上文所述生态补偿支付者层次，当前，贵州生态补偿可以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建设社会基金两个渠道先行。当前，贵州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经济实力有限，靠市场收费渠道进行生态补偿，难以见效。一方面，鉴于贵州与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显著差距，以及由于历史累积原因，短期内无法后发赶超，必须有强大外力因素注入新鲜活力，才能与我国多数地区协调同步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同时，贵州在生物多样保护方面和流域水源保护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国家应对于贵州因为实施生态保护而错失的经济发展机会，站在国家的高度给予补偿。另一方面，贵州具有优质的水资源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是富含珍稀的药用植物和经济植物，以及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共87种[13]。而珠江流域下游的广东省由于经济发达，常住人口众多，工业和服务业发达，生活垃圾和工业、服务业垃圾排放量较高。作为珠江上游的贵州，由于实施生态保护给予下游的广东省留下了优质的水资源，并且用自身强大的生态系统化解了下游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排放物，净化了空气，调整了下游生态系统，对下游人民的身心健康做出了显著贡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前列，人民生活水平较高。贵州政府可和广东政府达成共识，通过有能力的一些社会团体及个人筹措资金建设珠江上游生态补偿基金，为贵州地区人民对生态保护的付出给予补偿，以求共同可持续发展。
5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措施
当前，实施生态补偿，地方政府是主导力量。地方政府要从价值导向、技术创新、制度保证等方面做好服务工作。第一，树立生态价值导向。贵州政府要在全社会宣传生态价值观念，传递人类经济活动是大自然整体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观念，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否则的话，通过生态系统的往返循环，最终生态破坏的后果将反馈于自身；传递生态经济的理念，生态维系与环境保护同样可以创造价值，而且通过生态工业园等形式还会增加资源的利用价值，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第二，推进科技创新。技术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关键。2012年贵州对科学技术投入财政经费28.98亿元，比上年增长33.7%。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少，虽然年增长率较高，但科技投入经费绝对数还是很少。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民营经济发展滞后，政府投入有限等众多因素影响，贵州的技术创新还有较大发展空间。今后，贵州要从财政投入、政策激励等多个方面引导社会多种力量共同促进科技创新。第三，提供发展生态经济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出台政策，对于不利生态保护的投资项目征收税费，提高生态破坏成本，对有利生态保护的投资项目提供税费减免；加大对省内急需人才的引进优惠力度，灵活把握国家政策，引进一批有助科技创新发展的人才；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融资平台，从地方财政和社会资金两方面对生态经济进行资金支持；与国际接轨，完善质量认证、绿色认证、环保认证等多方面的政府管理。
作者：李琼 朱延福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