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称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后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的信条，同凯恩斯主义对抗，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到了70年代，特别是在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又重新抬头，并获得一定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内涵与特点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的学派主要有：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其中，伦敦学派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现代货币学派是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学派。这些学派之所以都归入新自由主义的学说范围，是因为它们在一些基本思想方面具有共同点。
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
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但推崇“市场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们确立这一基本观点的依据有以下两点。
一是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国家调控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只有实行市场竞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提供为技术进步所需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干预恰恰阻碍了技术进步。国家采取的任何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都是徒劳无益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国家不干预经济是对经济最好的管理。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国家听任经济自然发展。
二是个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主义是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的基础，也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出发点。社会是由单个自由人构成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源于自由人的经济活动。个人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和创造。尊重个人自由，就要让个人在市场中自由选择，国家不应该进行干预。这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效率最高的，因而也是最好的制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说：“人类的主要问题是，这些有限的关心(事实上它的确决定了人们的行动)是怎样能够产生有效的刺激以使他们自愿尽其所能为那些他们不了解的需要作出贡献。经济学家们认为发展完善的市场是一种使得人们加入比他们所理解的更为广泛深入的一种过程的有效方式，正是通过市场才使得他们能够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目标贡献力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5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个人在为自己利益进行努力的同时，可以自动地为别人和社会的利益作出贡献。
第二，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私有化的狂热拥护者，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私有制经济的这种优势是公有制经济所没有的。
新自由主义还认为，私有制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保证了个人的自由，私有制不仅是有产者个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证，也是无产者个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证。这是因为，穷人通过个人努力就可能致富，而且穷人致富的努力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阻碍。包括穷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都能够通过施展才华和努力工作致富。虽然在私有制社会里，富人在机会方面受到的限制要比穷人少得多，从而人们收入可能不均等，但每一个人致富的机会是均等的。
新自由主义又认为，私有制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应当用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的观念来支配个人的行动。由于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个人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人加以限制。企业主可以在不受任何束缚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积极性，从而使价格下降，国民收入上升，需求增加，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新自由主义在鼓吹“私有产权神话”的同时，还极力反对公有制。他们认为，在废除了私有制的公有制社会里，穷人名义上成了公有财产的主人翁，但同时却不得不服从于拥有极大的垄断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完全受这个庞大的管理体制所支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私有制社会是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公有制社会是一个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社会，而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要比一个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更好些。依哈耶克所见：“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这个唯一的缘故，才没有人来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在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或是属于独裁者，谁操有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管制我们。”
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各国取消任何经济保护，让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除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实现贸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与国际化，最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他们重点向不发达国家推销其经济理论和政策，要求这些国家不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条件是否成熟，尽快实行完全的利率自由浮动、外汇自由交易等金融自由化，尽快取消关税和对外资的产业限制政策等贸易自由化。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赞扬它们凭借其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的一系列组织和行业规则来控制世界各国，实行美国模式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他说，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它们会在每个国家都实施“结构调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准确说就是腐败化。在这个过程中，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在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它引发骚乱和动荡，进而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外国公司就趁机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把这种贸易自由化比作以金融和财政手段进行的鸦片战争。(参见《一个冰凉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英国《观察家》杂志2001年4月号；《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
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在哈耶克看来，福利国家是一种人为的设计而不是单纯的人类行动，完全忽视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中建立“自发秩序”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按照英语世界的传统，这就是“右”的，“保守”的，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更能显示其本质，也符合英语传统的准确称谓。正如智利的拉美经济与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Ｓ·比塔尔所指出的：“在拉美，‘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被用来指实现私有化、放弃管制、减少国家的作用以及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中扩大开放度等经济政策。但在英语中，这一政策方法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拉美的新结构主义之争》，《拉美经委会评论》1988年4月号)
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为世界经济制定的方案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对国民经济实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使市场作用最大化，国家职能最小化；第二，国家完全取消贸易壁垒，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第三，压低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控制财政预算赤字。但在不同国家，这三个方面具体实施的措施及其重点则有很大不同。
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具体实施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货币供给，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打击工会。在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推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观点是主张解除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和资本流动的一切障碍，实现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新自由主义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凡是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严重的经济衰退。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取向的主流地位，公共部门企业和服务的私有化、削减税率、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放松市场管制等一系列自由化改革相继进行。然而，从1973年到9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并没有表现出良好的业绩。1973—1992年，人均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西欧为1.8％，美国为1.4％，均分别低于1950—1973年的3.9％、2.4％。被誉为“新经济”的美国，在克林顿时代连续近10年的持续低通胀增长，实际上并不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91—2000年，美国年均真实ＧＤＰ增长率仅比商业周期1980—1981年的2.5％高，为3.7％，低于1961—1969年的4.9％、1970—1973年的4.8％、1975—1979年的4.7％和1982—1990年的4.0％。克林顿时代进行的相对国家干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通过对工会力量的打击和限制来压低工资、降低边际税率对资本投资的刺激，用消费信贷拉动超前消费等，远没有使美国经济达到新自由主义描绘的神话境地。美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已从上个周期末2000年的历史最低水平80.7％下降到2002年12月的73.6％。这就是说，美国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后，似乎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但只要对美国的统计数字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表面的繁荣，实际上还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门债务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等隐患。即使在高科技、高利军火和经济霸权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并不快，而且发生过经济衰退。
二战后至70年代，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采取了支持西方各国发展的宽松态度，较少干涉各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决策。但是，自美英向世界各国推销“华盛顿共识”以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重视工业生产、重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结果大大削弱了政府控制国民经济活动的能力，全球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即使是在精通美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和政策的日本，虽然推行了10多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依然不能启动和繁荣整个国民经济。
新自由主义也未能促进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拉美国家的试验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先后实行了对外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快进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租金、工资等的全面干预和控制，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对外资的限制。但是，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均以失败告终。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1976—1983年，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银行业几乎崩溃，失业率达30％，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在80年代初几乎无法偿还外债，国家用80％的出口收入偿债，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20世纪90年代10年间，整个拉美地区贫困人数上升到总人口数的44％。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70年为8％，1980年降为5％，1990年只有3％。1982—1991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8％，大大低于世界3.3％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低于2.25％的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2002年，斯蒂格利茨指出，最近10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仅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半。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引发的拉美债务危机，到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到1999年巴西发生金融危机，再到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地区社会经济危机不断。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改革的结果，都是民族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政府控制国内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能力大大削弱，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断弱化，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综观近10年左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和健康发展。
简要评论
从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察析，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尽管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颗粒，但总体上、本质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包括萨缪尔逊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都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应当说，这些称谓准确地描述了它的思想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就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右翼理论表现。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来，形成了一次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
更可喜的是，随着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西雅图、布拉格、华盛顿、达沃斯等地不断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的和理论的批判开始转变为实际行动。近年来，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在推行了10多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碰壁之后，改行中左政策，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失去了试验地，缩小了影响。定期在纽约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和在古巴举行的“全球化论坛”，以及影响巨大的“世界社会论坛”等，已日渐成为全世界学者和各界人士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学的重要阵地，它将逐步扭转思想和体制的旧局面。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结果，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这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国际态势。
世界著名思想家安德森说得好，西方左翼要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下逆风起飞，必须彻底检讨自身理论的成败得失，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重新制定新世纪的理论战略。当前，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激进的经济学家正在联合，将逐渐整合成强有力的理论力量。在他们那里，理论批评与理论创新并重并举，必将全面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人类的经济和社会良性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强调，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障碍，这是颇有见地的。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有少数经济学家著书立说，宣传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而主张私有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宏观调控。这些理论主张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不利的，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尽快消除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