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对自由、平等、良善政治的思考，对于身处全球化时代、正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中国，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
根据欧洲启蒙学者的自然法理论，自由与平等都是人的天赋权利，不可被他人、政府或者任何类型的权威非法剥夺。但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自由与平等的权重是不同的。换言之，自由优先于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这里的自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不仅意味着“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即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１］，更意味着个人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并保有财富的自由。在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制度下，最重要的个人自由是以资本获取利润的自由。
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政治状况存在着两种不同评价。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政治是专制政治，人民既享受不到自由，也缺乏自由的意识。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２］黑格尔也说，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３］。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结社的意识，始终处于一盘散沙之中。
孙中山承认，中国人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是“大家都有自由”而不能形成“坚固团体”［４］２７２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实行帝制，但皇帝的专制权力并非牢牢控制着人民，“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会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４］２７５。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程度远较欧洲国家低，因此“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４］２８１，以至｀于人民生活在一盘散沙状态中。
在封建社会，尽管皇帝离人民很远，但代表皇权的地方政府与官吏离人民却很近，皇权、族权、绅权等形形色色的权力在保护人民的同时也在束缚着人民。分工不发达的小农社会，也难以形成工业社会特有的群体性组织与相应的集体行动。孙中山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因而得出封建社会的中国人享有充分的个人自由的结论。“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４］２８１。无论其依据是否充分，孙中山的结论无疑提出了革命中的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关系问题。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就要结束一盘散沙状态，组织起来与外敌进行斗争，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人民要组织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孙中山认为“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４］２８２。换句话说，中国革命的目标，首先是民族独立与国家自由，而不是个人自由。
限制个人自由，团结起来为民族自由、国家自由而奋斗，首先是革命党的任务。当然，组织起来的任务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党，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人民都应该如此。在工人方面，是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工会。孙中山认为，与西方各国工人结社的“目的就是在同资本家争地位”“去和资本家抵抗”不同，中国工人最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垄断资本，而不是软弱的本国资产阶级。列强及军阀问题不解决，工人阶级难以获得发展，因此工人应“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工人大团体”，信奉三民主义，积极参加国民革命［５］１４５。同样，农民也要联合起来。“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那么，怎么才能让农民参加革命？要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讲农民本体的利益，农民才注意”［５］５５５。农民的利益何在？又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最根本的办法，“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全体农民都有觉悟”，“劝农民结团体”。当然，孙中山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思路与共产党不同。
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免得地主生出“大反动力”，总的目标是“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５］５５７－５５８。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让农民得益而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解决”，很难实现。
任何一种政治思想，都是具体环境的产物。近代欧美极为重视的个人自由，缘于中世纪神权政治与绝对君主制下的不自由。资本主义要生存下来，个人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自由———是首要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同。恩格斯在谈论波兰问题时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因此，“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民族压迫的事实，这一事实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６］。孙中山关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高于个人自由的主张，是中国近代救亡图存历史主题的产物。
二、政治平等与物质平等并重才是真平等自由与平等，是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旗帜。美国的《独立宣言》，把英国政府的专制残暴、殖民地人民与英国本土人民的不平等，作为美国独立的主要理由：“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８］１１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即《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也开宗明义地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７］４１。自此以后，平等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了解孙中山的政治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不能不研究他对平等的看法。
如同没有天赋自由，孙中山同样认为不存在天赋平等。“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是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４］２８４。把“相同”等同于“平等”，“不相同”等同于“不平等”，从而得出人类天生不平等的结论，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对人类初始状态的考察，更在于对现世不平等或“人为的不平等”的审视与追问。
“人为的不平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社会制度制造出的不平等，例如封建等级制度导致的政治社会等级；另一方面，则是绝对或极端的平均主义所带来的“平头的平等”即“假平等”。“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４］２８６。在自由之外，追求平等是欧美革命的另一大动力。单从等级制度的森严程度来看，欧洲封建社会·１５４·远非中国封建社会那样有“弹性”。“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主要存在于两个部分，是一种二元式的结构，这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与民、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两分，它也意味着尊卑、贵贱乃至于富贫的两分”［８］。欧洲社会则不同，人民受到层次繁多的依附性等级制度的压制。因而，平等往往难以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尽管间或也出现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音。那么，中国人逐求的是什么呢？孙中山认为，一方面因为中国贫困，所以人民追求的是发财，另一方面，由于皇帝是位置最高、权力最大的人，中国历史上的战争都是由争帝位而起。当皇帝的思想，自然与平等直接相悖。然而希望发一笔小财，以及由此而来的平均主义，则是小农社会的典型特征。换言之，在中国，无论是一般农民还是觊觎帝位者，都没有近代以来才产生的自由平等思想。既然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个人自由与个人平等，那么就不能以自由平等而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旗帜进行革命。
在平等问题上，孙中山区分了“不平等”“假平等”与“真平等”，认为真正的平等是政治平等，是“立足点”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即所谓“平头的平等”。单从文字上看，孙中山仿佛是一名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平等观主张起点平等或机会平等，而反对结果平等。然而，革命成功之后，“建设之首要在民生”［４］１２６－１２７，表明孙中山不是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关注的焦点，恰恰不是人民生活，而是政治平等，这导致欧美发达国家“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９］４。如果不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将来人民富足，纯是少数人的富，不是多数人的富。那种少数人的富，是假富，多数人的富，才是真富”［９］６。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措施，是限制资本、平均地权，目的是预防资本与土地垄断导致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结果平等。因此可以说，孙中山是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起点（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并重的。
在阶级社会，平等问题极为复杂———既有生产资料占有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也有个人才能差异导致的不平等。甚至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在其第一阶段，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也不存在完全的、绝对的平等，因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是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１０］。
按劳分配，即按劳动能力与贡献分配生活资料，也会产生不平等。既尊重个人能力所带来的不平等，又确保这种能力培养条件的平等，既确保起点与机会平等，又保障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避免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病，是孙中山在平等问题上的总体观点。
三、建设权能分开的良善政治在欧美政治传统中，自由与民主是有着内在冲突的政治价值。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民主主义则把民主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
前者认为，即使没有民主，个人自由也可以存在，关键是要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政府侵犯个人的行动、思想、言论、信仰等。后者则要求，政府权力来自多数，政府决策也应该以多数意见为依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居于强势的自由主义发展出自由主义民主，即把民主局限于自由主义框架之中，防范民主侵犯个人自由。在孙中山看来，将民主置于自由之下，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没有民主，“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４］２９４。中国的问题，不是政府权力膨胀侵害自由平等，而是“政治不良”所导致的“政府没有能力”［４］２９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政治。
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孙中山认为，欧美民主模式有两个弊端。其一，以阶级分化与剥削为基础，是少数人的民主。中国“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而要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４］３１４。抽象地说，孙中山的认识是正确的，中国社会的确不存在欧洲１９世纪那样的阶级分化状况。但在民主革命阶段，“全民政治”无疑是一种空想———革命需要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就要分清“敌”“我”。其二，欧美民主政府缺乏行动能力。
“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４］３２１。政府为什么无能？是人民得到了自由平等，得到了反抗政府的权利，“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没有限制”而导致“政府毫不能做事”，政府“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最后到了“国家虽然是有政府，便和无政府一样”的地步。“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望进步的”［４］３２２。其实，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政府毫不能做事”正是资产阶级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唯有“小政府”，才不会妨碍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个道理，也许并不为孙中山所了解，因此他才有了人们对“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的评价。
民主政府是否无能，非民主的威权政府是否高效，长期以来始终是政治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有能”政府的现实需要。既要建设“全民政治”，又要确保政府的能力和效率，是孙中山追求的政治民主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孙中山设计出“权”“能”分开理论。
“权”就是权力，“能”就是能力。所谓权能分开，就是把人民的权力与政府的能力分开。“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４］３４７。人民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的权力即治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政府有了这些治权，能力就会大为提升。“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样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４］３５４。
在孙中山看来，唯有实现权能分开，“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４］３５２。这样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４］３５４。
孙中山的政治权能理论，建立在以天赋能力或自然禀赋为基本依据对人群分类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是最聪明的、最具才力的人，担负着“发明真理，以引导人群、引导社会”的道德责任。其次是后知后觉者，他们创造发明的能力较差，但能够较早领悟、模仿先知先觉者的思想和所做的事。最后，大部分人都是不知不觉者，他们不能知，只知行。“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者；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者。……所以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哪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４］３２４。孙中山承认所谓不知不觉者的重要性，但也没有把这种重要性过度夸大。“你不承认十二年的祸乱是革命党造成的么？民意大多数却承认是这样的。……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不要事事迁就民意，甚至于（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的”［１１］。对不同群体在革命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的认知，对一般民意缺陷的认知，是孙中山根据天赋能力划分社会群体的重要原因。孙中山关于人群分类的方法，逻辑上存在致命漏洞，很难自圆其说。然而，也正是借助这个颇具特色的人群划分，孙中山完成了自己的政治权能理论，在赋予大多数不知不觉的人民以政治主权的同时，也赋予了少数先知先觉的“专门家”以管理政府的责任和权力。
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政治平等与物质平等并重才是真平等，建立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良善政治，体现了孙中山政治哲学的精髓。这种政府是“万能”的———它能够限制个人自由，能够保障政治平等、财富公平分配，同时并不排斥人民的主权者地位，而且也是人民所能控制的。尽管孙中山困惑于人民的知识程度低，大部分人是不知不觉者，需要才力优秀的人引导，但他始终坚信，“人民是民国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定出一个目标来，像坐汽车的一般。
至于如何做去，自有有技能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识程度虽低，只要说得出‘要到哪里’一句话来，就无害于民主政治”［１２］。如何缓解“万能”与“可控”之间的张力，孙中山没有来得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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