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文化差异对信息化扩散的影响

时间:2017-02-14 08:54:01 来源:论文投稿

一、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分析框架

1968年和1972年,荷兰社会学家霍夫斯泰德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员工做了两次研究,调查了11.6万名员工。其研究是当时国际上针对员工态度的最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直到今天,其文化分析框架在研究跨文化差异时仍然被广为引用。[6]霍夫斯泰德在研究中发现,尽管IBM公司有一套深厚的公司文化,但是,遍布世界各地分支机构的员工的文化价值观却差异很大。在任何特定的国家文化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个体需求以及相应的个人、团队和组织行为。所有的人,归根结底,都是在大的文化环境下生活和工作,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处世态度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控制。民族文化不仅对组织行为有很大影响,而且对管理者如何进行管理也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在大量的调查数据中找出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霍夫斯泰德将民族文化概括为五个基本维度: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女性气质、对不确定因素的规避和长期取向。权力距离(PDI)指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权力距离意味着该社会对由权力与财富引起的层级差异有很高的认同度。这样的社会一般倾向于遵从层级制度体系,自下而上的沟通受到严格的限制。低权力距离文化则指此社会并不强调公民间由于财富或权力引起的层级差异,而更加认同人与人之间地位和机会的平等。个人主义(IDV)指社会对个人成就及人际关系的认同程度。在高个人主义社会中,个性及个人权利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被认同和强调,并倾向于建立一种松散的组织关系架构。低个人主义(即集体主义)文化指社会更强调集体或组织的价值,强调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强调家庭式的观念和情感依赖以及成员对组织中其他成员的责任感。女性气质(MAS)指对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及男性在事业成功、获得权力的社会角色模式上的认同程度。在高女性气质文化中,社会对性别差异的敏感度很高。在这些国家中,男性占据了社会及权力和权利结构的主体地位,而女性则在男性的控制之下。在低女性气质文化中,社会对性别差异认同度不高,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身处这种文化中的女性常常可以在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对不确定因素的规避(UAI)指对于不确定性及含糊性的容忍程度。例如:面对非常规的状态(也称非结构性情况),一个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组织通常是规则导向性的,通过建立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来限制和减少不确定因素和风险;而一个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则对于不确定因素或风险具有较高的容忍度及适应力,这些组织通常更愿意变革,并乐于承担风险。长期取向(LTO)指一个组织是否愿意长期忠诚于传统的、先人的思想和价值观。高长期取向的国家强调长期承诺、尊重传统,认为长期忠诚的风险会带来丰厚的结果,然而,这样的组织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去组建和发展,尤其对于外来者;短期取向文化的组织则不强调长期观念,同时传统和承诺不会成为组织变革的障碍。

二、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分析

框架的ICT扩散实证研究①笔者分别以PDI,IDV,MAS,UAI和LTO这5个变量为自变量,以中国和18个OECD国家,即美国、英国、瑞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新西兰、荷兰、日本、意大利、爱尔兰、德国、法国、芬兰、丹麦、意大利、奥地利以及澳大利亚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他们对ICT扩散的影响。以ICT投资份额(即ICT在总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占的百分比)作为衡量ICT扩散的指标,使用的模型为ICTi=α+βpPDIi+βiIDVi+βmMASi+βuUAIi+βlLTOi(1)其中:i为国家;βp,βi,βm,βu和βl分别为5个自变量的系数。为避免数据的异方差性,用Eviews软件模型进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得到如下结果:ICT=12.06156(4.2854)+0.0044PDI(0.278)+0.1701IDV(7.3008)-0.075MAS(-4.7761)-0.0186UAI(-1.0046)-0.0295LTO(1.3969)(2)R2=0.9555,F=55.8419由式(2)可以看出,由于R2和F值均较大,故认为ICT投资份额与上述解释变量总体线性关系显著,但由于自变量PDI的t值较小,估解释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故将t值最小的变量PDI从模型中剔除,得到新的结果:ICT=12.2868(5.6491)+0.167IDV(8.1177)-0.0784MAS(-5.7321)-0.0173UAI(-1.2754)-0.0259LTO(-1.2598)(3)R2=0.9868,F=261.0722由式(3)可以看出,在去掉了变量PDI之后,模型的R2和F值均变大,各自变量t检验情况也变好,模型整体拟合程度提高。

三、结论

笔者运用霍夫斯泰德文化分类方法和框架,分析了各国文化差异对ICT扩散的影响。结果表明,IDV对各国ICT扩散有促进作用,而MAS,UAI和LTO对ICT扩散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或机制也许并不复杂。在高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通常会比较开放自由,对新生事物比较宽容,容易接受变革,这些都对ICT扩散产生了有利的影响;高女性气质的国家实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进而造成对ICT扩散的不利影响;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会有比较复杂的法规,而且人们一般对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风险承受力不高,这会限制一些新的变革的产生,不利于ICT扩散;而对于高长期取向的国家,传统和承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技术的应用,对ICT扩散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说明,在ICT产业的政策制定中以及ICT产业的投入和推广中,不应忽视文化差异的影响。应当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影响产业投入效果的约束条件之一,也是人们预期投入效果时应当认真考虑的影响因素之一。同时,为了促进产业技术的进步,应通过教育、培训或其他相关政策,减少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这也可能是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措施。

作者:田帆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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