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东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东亚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东亚崛起的权力结构中，安全特性十分明显。同时，东亚崛起也伴随着东亚地区化的发展。安全结构在其中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的变化受东亚崛起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着东亚的发展。
1、东亚所经历的历史阶段
历史上，东亚的安全结构经历了四个阶段。19世纪以前，东亚的处于孤立状态，中国是其中心，为东亚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是靠“朝贡”来维持，这是一种特殊的地区关系模式。4这种朝贡体系对东亚的安全结构甚至是金融和生产结构都有长远的影响。东亚至今依然有“朝贡体系”的思维存在。比如在之后的阶段，日本对于东亚中心的争夺其实是想取代中国的位置重新建立新的“朝贡关系”。5近代欧洲列强入侵东亚，使得朝贡体系开始瓦解，新的安全结构出现了，称之为“门户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东亚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边缘。此时的东亚大部分国家丧失主权，处于极度不安全的结构中。其安全、金融和生产都处在西方列强的控制之下。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后从朝贡国变成了侵略中国的敌人。中国不但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失败，也同时失去了它的主要附属国。第三阶段主要是东亚日本的崛起，日本在革新中吸取西方的技术并在甲午战争中的中国赔款中获得大量资金，发展了经济和军事。1900年日本同八国联军共同侵略中国，1902年英日同盟也正式树立了日本的列强地位。所以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日本在二战前提出的侵略计划的核心。这个时期截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是东亚的中心，安全结构呈现日本主导的局势。第四阶段是两极格局的冷战时期。此时的安全结构受制于美苏两国的对抗架势。东亚呈现四分五裂状况。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受苏联支配，而日本与泰国、菲律宾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则受美国的保护，缅甸却独来独往。此时的安全结构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东亚国家大部分靠地域外国家的介入来获得保护。这种安全结构不稳定也不安全，甚至有些是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影响了此时的安全结构特征。所以，在安全结构此时是介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而这个“夹缝”不仅影响了安全结构也孕育了东亚的地区主义。
2、东亚崛起阶段其安全结构的变化
冷战后期至今是东亚崛起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东亚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比之下，此时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并不显著，甚至呈现负增长。东亚的崛起伴随的是安全结构的变化。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及其东亚代理人在经济上的冷战对峙导致东亚的安全结构带有冷战色彩，呈现“畸形”的状态。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成为安全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冷战结束后的新时代里，呈现了无极化的世界格局，国际局势总体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世界各国不再面临直接的军事威胁，军事力量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有所减弱。国家间的竞争从军备竞赛转向以科学技术、经济生产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虽然在这个时期很多问题不用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东亚格局变得简单稳定，反而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因为国际形势不再是两方对峙，而是多方博弈。中日两国由于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美国问题等导致两国关系一直处在波动状态，无法达成较为深刻的和解，其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政冷经热”是较为普遍的形容中日关系的词语。不仅如此，因为政治上的敌视，两国的经济合作甚至一度跌入低谷。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在新时期却进一步恶化，朝鲜失去了苏联的的支持，经济上闭关锁国导致衰败，其“核武器”问题更是给东亚增添了不安全的因素。中国崛起也是影响东亚安全结构的一个重大因素。中国崛起使得日韩、东南亚和美国大为不安。这种区域内权力结构的变迁引发其他国家的胁迫感，“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美国通过日本介入东亚事务，并支持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挑衅中国，使得东亚安全结构面临一定的威胁。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以及南中国海主权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美国在东亚安全结构中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因为日本的外交政策是追随美国的。新时期美国重返东亚的事实给原本就复杂的东亚安全格局又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虽然在东亚崛起的权力结构中，安全结构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同时进展的过程中，金融、生产、知识等对结构性权力塑造的的功能比重也在逐渐增大。
东盟10+3、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等都是东亚崛起以来所发展的地区主义。虽然地区主义一开始带有安全等政治目的，但它们的贡献基本上都与经济、金融、生产、市场、贸易等因素有关，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东亚的地区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地区主义，没有明确目标和严格执行机制，各个国家也不需要让渡一部分主权。所以在这种松散的区域主义中，东亚在经济上取得的进展不如欧盟。而同时政治和军事安全层面也问题不断：日韩被整合到了美国的安全构架之中，与中国朝鲜俄罗斯对峙，东南亚则自成一派。从安全结构的主体来看，东亚中除了主权国家，一些区域组织也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安全观念从传统到综合的拓展使得这些行为体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东亚在21世纪出现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主要有东盟、东盟地区论坛、四方会谈机制、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在这些多边安全机构中原本是由各国政府起主导作用，但由于安全议程的新变化，生态环境问题、跨国贩毒问题和国际恐怖主义等等问题也成了主题。于是，安全机构主体超越了主权国家的政府，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卷入其中。东亚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一些区域外的政治力量介入其中，而东亚其自身内部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也改变了其安全结构。虽然这个阶段东亚的安全结构仍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比如美日加强军事结盟、美国提高对台湾军售水平等。但大部分国家和政府都倡导合作安全的观念，比如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除此之外，东盟也主动倡议东亚地区安全对话的论坛，“东盟地区安全论坛”，将东盟内部的互动模式带劲东亚的安全结构中。APEC也在安全结构中发挥了促进和平与繁荣的作用，它的经济作用已经外溢到了安全领域。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个人等也贡献巨大，它们将民间力量集合起来发挥作用。东亚的这种新安全结构也将影响着东亚的未来走势，东亚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会达到欧盟这样的高度区域一体化，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成就也不如欧盟。然而对于东亚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未来东亚仍旧呈现复杂多变的局势，合作竞争共存，拒绝战争是东亚的长期方向。
作者：李宏 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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