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内涵及定义自
１９３５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人力资本观》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上述定义，虽然角度不同，但均强调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是以知识、经验、信息等为物质内容，以各类技能和能力为表现形式的经过投资所得的产物。通过梳理不同学者对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界定，结合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我们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接受教育、参加培训、投资健康与迁移流动等方式而凝结在农民工自身的各种能力的总和［９］。具体而言，农民工人力资本是由其自身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工作经验等内容所构成的。其中，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是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能力观是现代人力资源学说的核心内涵。理论界对于能力的概念界定，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的。哲学意义上的能力是指人们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能力是指人们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管理学意义上的能力是指管理实践活动中如何通过管理职能的发挥来有效实现管理目标的力量总和。而经济学在探讨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时，形成了“能力论”的分析范式，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个体身上的具有价值效应的能力集合。舒尔茨（Ｓｃｈｕｌｔｚ Ｔ．Ｗ．）将人的能力称之为“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并把劳动力的流动能力概括为：“能够获得较好工作机会的能力、将个人的能力优势与难得的工作机会相结合的能力、处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以及估算迁移成本的能力”［１０］。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 Ｇ．Ｓ．）则用人力资本的平均收益率来衡量能力，认为能力是“在经济层面上收获各种成就所需要的包括性格、毅力与智慧的各种能力的总和”［５］。我国学者张凤林把人的能力形态分为本能或身体素质（表现为体力、耐力以及寿命期，等等）、智能或科学文化素质（表现为知识水平、操作技能以及认知与创新能力，等等）、“德行”或道德素质（表现为道德水平、意志品格与生活态度等等）［８］。
李忠民将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的能力划分为一般能力、特定工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配置能力［６］２９。因此，在能力论范式下，人力资本是一种体现在个体身上的能力集合。一方面，人力资本是能力状况的载体；另一方面，能力存在于人力资本之中，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能力资本”的核心要素。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能力构成，一般包括体能、智能和技能等多方面，而人力资本的经济能力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主体在竞争的环境中的生存发展能力。人力资本在劳动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智能、体能和技能等综合能力，这些“能力束”在竞争的环境中能够有助于主体形成应对竞争、克服经济非均衡、获得劳动收益的经济能力。迁移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获取劳动收益、提升生存和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迁移能力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农民工人力资本能力经济化和市场化的体现。所以，人力资本与市民化能力形成之间具有传导效应，增加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将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能力得以增强，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各种能力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从人力资本能力观的理论出发，结合农民工职业、地域、身份转移的过程性特点，我们可以把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划分为三大方面：一是与职业转换相关的就业能力。即农民工通过获得劳动技能，在城市找到和保持现有工作，并随环境变化而进行工作转换的能力，包括就业决策能力、就业信息获取使用能力、职业适应与职业转换能力等。二是与农民工生活地域转移相关联的城市生存与生活能力，包括在城市中就业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能力、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三是与身份转换和城市融入（合）相关的城市融合能力。包括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并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反映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获得的政治参与、自我维权等权利行为能力。
二、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内在机理
（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职业转化就业能力的影响
１．人力资本决定农民工就业信息能力。信息是稀缺资源，获取信息资源是实施成功决策的重要基础。获取信息资源能力是个人主要的经济能力。农民工就业信息能力是农民工对国家城乡政策调整与城镇劳动机会、劳动需求、城乡劳动收入差异的信息识别与获取，并在实际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类信息获取就业机会并维持工作的能力［１１］。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能力的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人力资本能拓展主体获取信息渠道，使农民工能够获取数量充分、质量较高的有效信息；其次，人力资本能提高就业信息的识别和解读能力；第三，人力资本能促进对有用信息的及时转化，提高非农就业的成功率。
２．人力资本决定农民工职业转换过程中的就业决策能力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下个体或组织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优化配置稀缺资源、合理选择行为方式的过程［１２］。在农民工职业转化和非农就业过程中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至关重要。因为非农就业首先是其自身的一种非农劳动供给决策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理论上只有当其评估的非农就业预期收益大于相应的预期成本和风险的时候，非农就业行为才会发生。个体决策能力主要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状况。借助于教育和培训投资形成的智力条件、技能条件是认知和决策思索的重要基础，可以改变个体微观决策。农民工文化程度度高、技能水平高，就可以对就业机会和预期收益认识更加充分，其转移路径和方向就更加明确。
３．人力资本决定农民工非农职业适应能力
从经济学角度审视，适应能力本质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极大化的自我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农民工非农职业适应能力就是指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能否在最短时间内适应就业和生活环境的能力。职业适应能力也是其成功实现就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其一，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看，健康投资能形成良好的体魄和生理机能，教育投资能改善心智模式和学习能力，培训投资可提升生产技能，这均提高了农民工职业技能的适应程度；其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投资状况会显著影响其职业心理适应能力。农民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拥有人力资本能力，进而提高非农就业决策水平和择业能力，形成良好的再投资心理预期，促进非农就业持续发展。４．人力资本能提高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者竞争能力是正相关关系，拥有较高人力资本者总是倾向于流向预期收益比较高的地区。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农民工在工种、行业、就业单位之间进行职业转移，增强其职业转换能力。
（二）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生存和生活能力的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职业转化、身份地域转移、城市融合等阶段性步骤，并要承担城市最低生存成本、转移成本和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农民工支付市民化成本并在城市赖以生活必须以数量充足、增长稳定、结构合理、知识含量高、获取成本低的工资收入为保障［１３］。而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拥有状态。首先，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决策和岗位筛选能力，进而提高其预期收益能力。因为教育水平的高低能够显著影响劳动者获得工作机会的质量和多寡，使个体在未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选择权”，从而更容易在市场上找到条件优越的工作［１４］。而在职培训可以使劳动者通过获得更高的技术等级或一专多能，提高其适应工作岗位变化的能力并增加劳动报酬；其次，农民工通过接受教育和参加培训等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使其工作经验和劳动技能得到提升的同时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提高了农民工收入的数量和质量，而且保障了农民工收入的持续性获得。相关研究表明，培训是影响农民工非农劳动报酬水平最为重要的因素，参加３０天以上的培训项目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劳动报酬上涨１１．２％；工作经验每增加１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劳动报酬会上涨８．９％［１５］。因此，农民工收入获取水平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供给状态，人力资本拥有状况决定着农民工城市生存生活能力的强弱。
（三）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发展能力的影响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力资本能够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拓展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是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分为基于血缘、地缘的先赋性社会关系和基于业缘的自致性社会关系。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互动中建立的获得性业缘关系与其人力资本是紧密相联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所能够触及和掌控的业缘、学缘资源就越多，在社会交往中的选择性和契约性就越强，也就更容易积累异质性社会资本，进而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其次，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的行为适应和心理认同能力。行为适应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心理认同则是农民工认可自己是城市居民并对城市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的心理感知和评价。相关研究表明，文化程度较高、接受了职业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具备较强的学习和认知能力，他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认同等方面更容易融入城市［１６，１７］。再次，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的权利行为能力。权利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具体包括包括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１８］。农民工的市民权利是由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公共服务权利、个人发展权利、政治参与权等构成的“一束”权利。农民工市民权的获取程度取决于农民工主体的权利行为能力，而权利行为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则依赖于农民工个体的人力资本状况。因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尤其是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就会树立维权意识，并在意识的支配下努力掌握维权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和政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人力资本水平愈高，就能够合理地进行利益诉求，进而获得应有的平等、自由和尊严。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只有探寻清楚农民工形成和积累自身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才能显著增强其市民化能力，进而加快农民工群体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进程。
三、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赋予和能力提升路径
（一）深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改革，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提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２０］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创新应以公平公正为逻辑起点，以公益性为原则，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相关立法，将各个市场活动主体纳入法制轨道。同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首先，建立农民工“培训券”制度。消除培训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加强政府对培训的引导与支持，在完善的制度框架内让培训机构彼此良性竞争，让农民工主体享受到培训所带来的种种收益，继而将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转化为可视的培训福利，增强培训效果；其次，建立和完善对农民工分类指导、分层培训制度。设置专门机构统一协调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明确界定管理机构责任。同时，以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理论为指导，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准入条件、培训体系、评价体系；再次，建立农民工培训奖励制度。通过免费培训、费用报销等物质手段，立功嘉奖、荣誉称号等精神手段，学、练、赛为一体的技能大赛等形式，调动农民工主动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二）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为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和各项能力的系统提升提供良好的保障平台
农民工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依赖于培训动力机制、投入机制、保障机制、利益机制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耦合。为了发挥不同机制的协同作用，首先要完善培训保障机制，为农民工培训提供培训基本经费和基础条件保障；其次，建立培训—就业一条龙式的服务机制，为农民工提供培训前的需求分析和信息发布，培训中的内容和模式选择，培训后竞争上岗等一体化的链式服务；再次，探索并逐步建立财政投入、银行信贷、社会投资和农民工自愿投入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资金投入体系；最后，通过政府对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的完善，建立起良好的利益协调平台，实现多边多赢的利益格局，使政府、社会培训机构、企业等各个主体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农民工培训的过程中。
（三）完善农民工培训模式，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提升提供有效的方式
根据参与农民工培训过程的三大主体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可将培训模式划分为三类———政府主导型、企业主体型和市场依托型［２１］。尽管不同的培训模式都发挥着应有的效用，但是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目标的同时实现。为此，首先，必须整合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力量，探寻农民工培训的“政府＋市场”模式。在培训中政府应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让不同的培训主体根据市场情况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培训内容，以创新培训模式的方式提高培训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农民工培训长效机制的形成。其次，推行农民工岗位培训模式，使农民工能够获得职业和岗位所需的多种技能，以增强职业转化和市场竞争能力；再次，推广“高校教育资源＋专家＋志愿者”的培训模式，借助包括职业技术院校的教育教学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效果突出的各类技能培训。除此以外，农民工群体青海职称自身也应在积极转变观念和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的同时，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适量投资，创造性地进行自我开发，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市民化实现能力。
作者：王竹林 范维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