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１９５６年，索洛修正了Ｈａｒｒｏｄ－Ｄｏｍａｒ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运用资本与劳动可替代的Ｃ－Ｄ生产函数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同的实物资本投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物质资本之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１９６０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演讲《论人力资本投资》中首次提出人的知识、健康、技能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１］。他发表的《关于农业生产、产出与供给的思考》、《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经济的增长》等著作使之成为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第一人。此后，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１９６４年，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系统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２］，这一著作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丹尼森是最先进行人力资本要素作用计量分析的学者，他通过精细的分解计算，论证出１９２９－１９５７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２３％的份额要单独归功于美国教育的发展，从实证方面论证了舒尔茨的观点。１９８６年，罗默在其文章《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这一变量，构建了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他认为拥有特殊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３］。１９８８年，卢卡斯在《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认为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４］。除此之外，当代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的途径、人力资本的外溢作用、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力资本外溢作用的经验研究始于Ｒａｕｃｈ，Ｒａｕｃｈ从美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现象入手，利用１９８０年美国２００个标准大都市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这些都市每年教育水平会带来３％的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大约在３％～５％之间［５］。Ｃｒｏｎｏｖｉｃｈ研究了政府人力资本密集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政府支出向熟练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引起了熟练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变化、研发部门（比其他部门使用更密集熟练劳动）的收缩以及创新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６］。Ｂａｒｒｏ用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ＩＱ作为教育质量的指标，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影响最显著的部分是它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用分配到教育体系中的财政资源来度量）［７］。
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才在国内发展起来。总的来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刘迎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忽视了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因而才没有使本来能够发展得更快的国民经济实现其应有的高速发展［８］。向恒从人力资本角度解读贫困，在分析我国主要反贫困对策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消除我国农村贫困的一种战略选择［９］。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运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人力资本，并通过行业分类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外，国内学者还运用中国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１０］。周天勇运用教育收益率法测算出１９５３－１９９０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是１３．４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２２％［１１］。王小鲁和樊纲用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１２］。安徽省是劳动力资源大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地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与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安徽省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这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安徽省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２ 模型构建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研究两者关系首先得确定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模型。以往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模型，诸如Ｃ－Ｄ生产函数、Ｈａｒｒｏｄ－Ｄｏｍａｒ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本文将采用最常用的Ｃ－Ｄ生产函数来研究这一问题。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技能、知识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分开来分析，本文通过两者乘积的方式引入人力资本这一变量。
３ 指标和数据处理
３．１ 指标确定
（１）总产出Ｙ。文章选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来衡量安徽省经济总产出。
（２）物质资本Ｋ。对于物质资本的估算，以往学者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以某个数据较完整的年度为基础，根据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资和资产折旧率来估算各期物质资本存量；另一种是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物质资本存量。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点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而并非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度，所以采用后一种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物质资本存量。
（３）劳动力Ｌ。劳动力这一变量用安徽省就业人数来衡量。
（４）人力资本Ｈ。如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传统的衡量方法有两种：一种叫资本形成法，即根据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种途径（如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等）所费的总成本来测量；另一种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种方法考虑的因素较为全面，但是各种成本的测量不方便，数据的可得性较差。而后一种方法仅仅考虑了教育这一个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这是比较片面的。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综合教育、医疗保健这两大因素，选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七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
３．２ 数据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安徽省相关经济数据，其中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这三个指标的数据获得相对较为容易，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安徽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综合存量需要通过ＳＰＳＳ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１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７个指标可以提取一个主成分，就用这一个主成分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记为Ｈ。由表２可以得出：Ｈ＝０．９８５ Ｘ１＋０．８８２ Ｘ２＋０．９５１ Ｘ３＋０．９７４ Ｘ４＋０．９５３ Ｘ５＋０．９０３ Ｘ６＋０．９６３ Ｘ７其中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分别表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由此可以得出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安徽省人力资本综合存量。
４ 实证研究
４．１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估计模型前有必要对这些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取常用的ＡＤＦ检验法。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按照ＡＩＣ准则来确定，ＡＩＣ的值越小，滞后阶数越佳。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ｌｎｙ、ｌｎｋ、ｌｎ（ｈｌ）的ＡＤＦ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原序列非平稳。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得到Δｌｎｙ、Δｌｎｋ、Δｌｎ（ｈｌ），至少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序列的ＡＤＦ值均小于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４．２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
由ＡＤＦ检验可知，安徽省的ｌｎｙ、ｌｎｋ、ｌｎ（ｈｌ）是非平稳的，服从Ｉ（１），Δｌｎｙ、Δｌｎｋ、Δｌｎ（ｈｌ）是平稳的，服从Ｉ（０），在此基础上可以对ＨＬ与Ｙ之间进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５％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与ＧＤＰ增长之间存在着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ｌｎ（ｈｌ）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但ｌｎｙ不是ｌｎｈｌ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这说明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人力资本增加的原因，这与现实中教育投资不断上升是不符的。
４．３ 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区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以及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需要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有Ｅ－Ｇ检验法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法。本文采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法。根据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和施瓦茨（ＳＣ）准则，确定最佳协整滞后阶数为２。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论模型是：ｌｎＹｔ＝α＋αｌｎＫｔ＋βｌｎ（ＨＬ）ｔ＋ε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３４．４０８ ０＞２９．７９７ ０，４．９３７ ５＞３．８４１ ５，所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两个原假设。又１３．４６８ ５＜１５．４９４ ７，因而不能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的最终结果是：ｌｎｙ、ｌｎｋ、ｌｎ（ｈｌ）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４．４ 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估计与分析
（１）安徽省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这与以往的理论上的研究相一致。
（２）安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会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素质、专业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增强本地区吸收消化新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４．５ 误差修正模型
由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可知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这三者之间可能是非均衡关系。对于短期非均衡关系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采用的方法是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两步法：先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再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中的残差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并用ＯＬＳ估计相应参数。从ＥＣＭ模型可以得出：
（１）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这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结果一致。本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１％，本期ＧＤＰ将增加０．３７３８％。
（２）误差修正系数为－０．５３７ ６，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ｔ值显著，说明安徽省每年实际的ＧＤＰ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６８．８％被修正。该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经济增长受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５ 结论和政策建议
５．１ 结论
本文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出了安徽省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各年度人力资本水平，接着利用相关计量知识得出了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反映两者短期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结论是：（１）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每增长１％，ＧＤＰ将增长０．４９５７％。（２）安徽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近年来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来越突出。（３）人力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合。
５．２ 政策建议
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给出了以下建议：
（１）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投资开发。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来源于五个方面：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其中教育是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善教育结构。同时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民办和公办教育的质量，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２）制定激励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保证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安徽省人口流出总数位列全国第二，劳动力流失较为严重。因而，政府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为人力资源的发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保证其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３）促使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多元化。人力资本的形成不能单靠政府投资，还应鼓励全社会力量进行投资。虽然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在个人支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逐渐受到了收入水平的制约，为此，必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降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同时鼓励企业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税收或补贴政策，减少企业因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企业不能全部取得投资收益或投资成本不能得到补偿而出现亏损的现象。
作者：张媛 李朝林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