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救世论
与复兴说相印证，当代新儒家还提出了儒学救世论。熊十力说“：今日人类，渐入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反本求己、不知自适天性、所必有之结果。吾人意欲救人类，非昌明东方学术不可。”“人类如终不自毁，其必率由吾六艺之教焉无疑也。”儒学的这种救世情结和其复兴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直以来，笔者都对这种救世情结的学说怀有警惕性，从乌托邦、共产主义、耶稣拯救世人到天下大同，无一不把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作需要拯救的对象，期待自己设想的那个美好世界能够到来。这种学说可以统称为乌托邦，一种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理想主义。因为往往通往罪恶的路是由善意铺成的。我常常在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有那么糟吗？需要某些大人物去拯救吗？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分为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吗？大人物为什么就认为自己可以操纵小人物呢？他们那种天生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去拯救那些小人物吗？能不能拯救呢？西方社会出现的这些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用儒家的学说就一定能够治疗吗？医生给人看病之前不是急着开方子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而是老老实实弄清哪儿出毛病了吧。我不否认儒学可以给西方社会一些启示和帮助，但这显然无法上升到救世主的层面，帮助西方不意味着拯救西方。蔡仁厚认为必须先保住中国文化的主位性才行。“如果这个主位性保不住，则中国文化便失去了原动力，失去了生命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了民主与科学，也已经不是‘中国’的身份，而已沦为一个殖民地的身份了。”儒家主位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实质上把儒家的判断标准放在坐标的原点，继而去衡量西方文化的位置，儒学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儒学复兴归根到底就是这种主位性的复兴。儒学复兴说已包含了儒学主位主义的意蕴，而儒学主位主义，又是儒学复兴说的具体化。包容仍然是儒家的包容，融合是服务于儒家的融合。儒家文化能否在未来文化中取得主位，这是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儒家文化能否在中国乃至世界取得支配地位需要历史作出回答。而历史的种种迹象表明，儒学主位主义不但在世界，即使在中国至今仍是一种主观的愿望。
二、儒家的道德哲学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以宗教如基督教为中心，中国文化是以非宗教的周孔之教为中心，周孔之学就是躬身修己之学，周孔之教也就是伦理教化之教。因而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就是这种道德教化的复兴。牟宗三也说：“人的一切活动，一切实践，皆不能离此道德的实践之仁心而别有其本。离开此本，没有一事是值得称赞的，公然否定此本，没有一事不是罪恶的。”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儒家学说和政治实践表明，儒家哲学其实就是一种道德哲学，这是比较能够取得共识的一个观点。毋庸置疑，儒家对于成仁成圣的追求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出发点未必能达到人人为善的现实，反而是伪善充斥。这种反差让人难以接受，却值得我们深思。用理想化的追求去要求每一个是否是合适的？不谈、不面对、甚至回避人性中的恶，肆意拔高人性中的善，结果真的就是理想社会了吗？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面对问题，而不是掩盖问题、视而不见、自欺欺人。中国人好像更擅长回避人性的恶，就好像孔子回避死一样（他主张不知生，焉知死）。可是，在我看来，要知生必先知死，要为善必先作恶。我想，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深刻的哲学式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值得我们借鉴：他深刻讲述了人的罪性，一种时刻具有的向下堕落的倾向。这就是人。他可以像鸽子一样纯朴、天真，也同时像蛇一样狡诈、邪恶。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是片面但深刻的。
三、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现代新儒家在学术思想上的抱负是非常大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重新阐述传统思想，他们的目标是让新儒学成为现代人精神发展的总指导，成为现代文化的思想基础，从而能够支配现代化过程。然而实际上，现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它对政治、经济制度的破旧立新、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中国经济的振兴、对塑造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关系不大。现代新儒学关于现代化的一些理论和设计基本上停留于观念，影响停留于学院的层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现代新儒学受他们的本体论所局限。现代新儒学过分倚仗他们的本体论。他们受传统儒学以本统末思想方式的影响，认为现代社会所有理论的和实际的间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确立本体，因此他们重视抽象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而轻视具体的实际问题。传统儒学把治国平天下之事归结为正心诚意，与此相似，现代新儒家把现代社会的完善和现代文化的发展归结为仁心的主宰和支配的地位的确立。当代新儒学确实写过不少著作论述民主、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间题，但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讲这些具体的文化领域应该怎样接受仁心的指导。现代新儒家大都游离于时代的大潮流之外，常常在旁边加以议论和批评，对急迫的社会间题缺乏应有的重视，更少深入地调查和研究，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这样，他们当然不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实际的影响力。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化有它自己的进程，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和附属品，不是完全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前进的。只要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论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和地区、还是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过程都能蓬蓬勃勃地展开。现代新儒学己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根本的改造，抛弃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容纳了科学和民主的观念。熊十力到晚年还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他所说的仁心不再指体现封建伦理的“天理”，而是一种博爱的精神、一种向上的、开拓的、创造的、完善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精神。现代新儒学就其内容而言并不与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相违背，它不会阻碍现代化，但却无法支配现代化进程，不是因为儒学同现代化完全不相容，而是因为他们脱离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空谈关于本体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同现代化有关系，但是仅在理论上谈论形而上学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任何一种观念、理论、学说，任何一个党派或个人，只有推进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才能对社会发生大的影响。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推进了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才能取得指导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的资格。
作者：段玉 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一、儒家思想对内控制度影响
西方的制度化管理模式对中国人而言,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类似中石油这样的大型国际化公司,也是为了符合美国SEC的上市要求,才开始推行内控制度,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从2004年运行至今,内控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地步,即便像中石油这种国内第一走在国际前列的企业都不能将内控建设做到有效实用,其他国企谈何容易。究其原因,这和中国人中庸的做人之道、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儒家思想贯穿整个古今。儒家主张在组织中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讲求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因此,在内控制度执行过程中,关键岗位关键控制点的人往往有老好人的思想,怕得罪人,只要有人签字审批,哪怕业务有问题也不明言,这就是造成内控制度流于形式的主要原因。并非制度不健全,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使得相同的制度中西方执行起来差异很大。而儒家思想并非不重视制度,却又是比较重视制度的,儒家思想的制度就是礼。在中国法、情、理的经营法则,便是礼的表现。礼法施行时必须合乎道理、适乎人情,如果三者中欠缺任何一样,便不能成礼。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无论我们引入coso框架多么规范多么科学,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内控制度执行中在法、情、理三者中寻求平衡的这种中国人本质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内控执行中,内控表单是内控施行的实施证据,而实际工作中表单成了样子货,无论业务实质如何发生,内控表单都被严格执行,层层签字审核,内控表单成了合法化、合规化的虚假外衣。事实证明,并非有了完整签字的内控表单,就能确保业务流程没有风险。关键控制点上人员的弄虚作假和粗心大意都不是建立了内控制度就能杜绝的。内控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保证企业遵章守法,早在内控制度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企业原有的制度规章其实就是一种内部控制,只是没有现在这么科学规范,而内控制度相对于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企业经营的合法性并不是必要条件。遵守道德规范标准,不在于是否将他们刻印在行为准则手册上。如果国企一味的追求内控制度的形式,却忽略了内控制度真正的目的,最终将导致管理上的浪费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将使得原来已经得到落实的企业自有制度也被忽视。
二、内控制度在中国发展方向
首先,内控制度是由人建立、执行并监督的,内控制度的有效性会受到人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在控制环境方面高级管理人员要为员工树立良好的榜样,带头执行公司内控制度要求,对违规者按规定进行处罚,对遵守制度好的员工则要表扬奖励。高级管理层自身除树立良好的榜样外,还应向企业员工口头或者书面宣讲企业的道德价值观及行为准则。其次,要强化内部审计。强化会计的监督职能。外部审计往往成了企业上下一心协调作假的惯性思维怪胎,外部审计暴露的问题常常附在制度表面,使企业员工觉得外部审计发现的问题都是制度制定缺陷造成的,而真正需要监管和被审计的违纪违规很少真正被发现,即便发现了也很少真正被处理。所以,强化内部审计,也就是更多更好的发挥财务的监督职能。财务人员其实比其他所有人员都更熟悉和更容易发现例外事项,他的专业性和内控制度的目的性都决定了财务人员能更加敏锐、准确的发现问题。因此,要逐步树立财务人员不被动配合企业做假账,对发现的违反内控制度的事项,财务人员要积极向企业负责人汇报并拒绝办理。这样从日常入手,杜绝违规资金支付、杜绝例外事项成真。第三、定时定期的开会讨论,是否应该修改旧制度制定新制度。并且要将这个修订工作制度化。确保内控制度总是最新的,不会滞后与实际工作,这样才能做到用制度来约束岗位约束行为。而目前我们国内做的好的企业也是一年或者几年定期修订,使得变化总被忽视,制度总是滞后,修订工作的不定期和制度化就显得更加重要。最后,制定制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人,但一个企业的行政与管理工作,如果没有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作为保障,宽容和仁德只能成为无底线的纵容姑息,有害无益。无论是内控制度还是企业自己制定的规章,都应该是实现强基固本、提升效率、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也是确保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措施。因此,切实把各项制度的有效执行放公司战略管理论文在企业的首位,真正让制度管人成为扎根于企业的内生机制,才是今后内控制度在我国继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作者：郑勇 单位：新疆鄯善吐哈油田销售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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