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属之间犯罪的根源分析
1.家庭环境恶劣和不良的家庭行为模式，即家庭功能障碍是后继犯罪行为情景因素发生地根源。除犯罪人文化素质低，无法律常识、法制观念淡薄，自控能力差等主观原因外，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重要影响。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童年生活影响人一生。一个人出生后如何成长，是受家庭潜移默化影响的，它规定一个人的行为、性格、才情。如果孩子身处和谐家庭环境，他会觉得幸运、幸福。相反，不良家教，会走出一个精神不良孩子，甚至自小就深藏对父母、亲人及社会的仇恨。不良家庭环境造成人格障碍，是亲属暴力犯罪发生的内在动因，当前环境行为是犯罪发生的外在诱因。而内外两个消极因素，根源于家庭功能障碍。具体说，缺少亲情的家庭氛围，不良家教模式，纠结不清的家庭关系，沟通不畅的互动方式，责任缺乏的家庭行为等。都是导致行为人产生人格障碍的家庭因素，也是后继犯罪行为发生的根源。尤其是不良家庭行为模式，会代代恶性循环。不良家境长大的孩子，他可能以同样模式去对待自己的家人、孩子及他人。我国长期奉行“打是亲，骂是爱”、“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子观，家长对子女体罚、辱骂，在农村仍是常态、普遍的。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认为，父母教子应该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良好榜样。父母只顾忙于工作、麻将，子女与父母缺乏交流，内心压力找不到合适方式和渠道排解，长期压抑，会使他无法控制情绪，可能出现典型躁狂行为，以暴制暴，最终酿出家庭悲剧。
2.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腐朽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人的心理侵蚀，尤其对青少年不良影响是亲属间犯罪的思想根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看法，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它决定人的生活态度、理想信念，规范人的行为选择，引领人的价值判断。扭曲的人生价值观，可能导致人做出违规行为，甚至犯罪。近些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两个文明”建设不协调，“一手硬，一手软”，片面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精神塑造，社会滋生各种不良观念，这是违法犯罪的认识根源。少数人追求利益不择手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横飞，人欲横流，优秀传统文化丢失，亲情关系淡漠，问题家庭不少。一些人道德观念扭曲变形，没有理想信念，更没有对社会规范与法律的敬畏，少数人信奉金钱万能，社会责任感差。这是一个社会很可怕的现象，佛教说，上帝会让一个人在死亡之前发疯。
3.亲属犯罪刑事立法不明确、不完善。亲属间犯罪既有普通刑事犯罪的一般特点、规律，又有其特殊规律。大多亲属伤害案件源于家庭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因此，对亲情犯罪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处理模式，应当有从轻、减轻，乃至免于刑事处罚法律规范，也应有从宽的刑事政策。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没有亲属犯罪具体条文规定，亲属犯罪无论轻重，司法机关均参考普通法律定罪量刑，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处罚了之。既忽视传统社会家庭伦理亲情因素，又带来新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新的犯罪后续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亲属犯罪的对策思考与研究
亲属间犯罪案件呈高发趋势，是目前犯罪的新动向。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全社会及有关部门都要高度警惕这种犯罪动向，研究对策加以防范，尤其是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对此，笔者吸收各方意见和建议，归纳提出如下对策思路:
1.深入基层和农村，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基层群众法律素质。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多渠道、多形式地提高普通公民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让民众学会用法律武器处理矛盾。弘扬传统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意识。要倡导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宣传“八荣八耻”。搞好公民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开展争创“文明村、文明户，文明人”活动，使人们妥善处理家庭矛盾，营造“善良、忍让、理智、懂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2.转变司法理念，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司法机关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慎用强制措施。对那些主观恶性不强、危害不大的亲属犯罪，要采用教育和挽救措施，让嫌疑人有重新回归社会和家庭的机会。要用好刑事和解制度，立足于社会和谐、稳定，既要打击极少数恶性犯罪人，又要区别对待。
3.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恰当处理内部矛盾。在基层应积极开展调解疏导工作，及时化解家庭邻里纠纷，启动建设基层和谐家庭活动。在农村建立群众调解机构，乡村干部要履职尽责，经常深入农户，及时调处各种纠纷，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亲属间矛盾属于家庭、家族内部矛盾，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完全可通过内部调解，教育感化等和平方式解决。因此，应该加强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物业等基层组织的调解作用，加强对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管理，使其真正成为解决纠纷的桥头堡。
4.尽快设立基层心理咨询室，积极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目前，我国基层村庄、社区基本没有心理干预机构。有些人心理问题发生时，缺乏干预和治疗，消极情绪不能及时发泄，最终导致自杀、精神病甚至于犯罪。严峻事实提醒，要充分认识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要重视心理干预和治疗机制作用。至少可以遏制与减少因心理问题而导致的亲属犯罪案件的发生。
5.完善亲属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纵观我国亲属间犯罪研究历史，1979至1999年20年，刑法学集中在亲属间容忍制度和亲属盗窃罪研究;1999年至2009年10年，亲属犯罪研究加快，其罪名范围扩大，如盗窃罪、包庇罪、行贿受贿、遗弃罪、诈骗罪、杀人伤害罪及性犯罪等等。近三年，亲属间见死不救行为也由实践案例变为研究热点，亲属间容忍制度愈加完善。然而，亲属犯罪问题研究仍很不够，成果零乱、分散，近亲属概念混乱，犯罪构成不明确，罪名不统一，亲属关系如何影响定罪、量刑等等，理论不足，条文缺乏，司法实践无法操作。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刑事立法意见:(1)明确亲属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范围。我国没有专门亲属法，民法通则没有专设亲属编，近亲属制度散见于婚姻、继承、收养及民法通则基本法律中，对亲属关系采取单行立法模式。国外仅少数国家将亲属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多数国家将亲属关系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我们认为在民事法律中规定近亲属概念:近亲属关系以两性结合为基础、直系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自然属性为基础，首先表现为伦理关系，然后才成为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近亲属的范围设定以“直系血亲和二代以内旁系血亲”为宜。同时需指明，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以及养兄弟姐妹。笔者同意，在制定民法典时可专章设亲属编，明确规定近亲属范围。而刑法则参考民法，适应打击犯罪需要，从广义上将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其他具有亲属关系或亲密关系、利益关系者都纳入近亲属范畴。(2)立足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采取由点到面，由亲属犯罪个别罪名先行立法再扩大立法范围。以下罪名有立法基础，有司法实例，可先行立法:A.亲属间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B.亲属间遗弃罪立法;C.将亲属间人身杀害和伤害行为以及性犯罪行为立法给予加重处罚;D.亲密关系人之间的贿赂犯罪问题。结合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形势的严峻性，贿赂犯罪高发、普遍性强，不宜将亲属关系作为轻型化量刑情节规定，亲密关系影响定罪量刑比较敏感，予以观点保留。(3)应把刑事和解制度引入亲属间犯罪之中。当然，亲属间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应考虑一定的限制，主要适用于亲属间财产犯罪和部分亲属间人身犯罪，且情节较轻，行为人真诚悔悟、被害人谅解并自愿和解。2012年度修改颁布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明文规定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277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我们认为，新刑诉法设置刑事和解程序的意图，一是为修复社会关系，利于社会和谐，二是给那些主观恶性不大的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此法律程序当然适用于亲属间类似案件的处理。但是，这些条文无疑抽象、笼统，适用于何种近亲属，适用的具体罪名，定罪量刑标准、原则仍属模糊。最高立法机关应当立法明确亲属间犯罪，如何适用刑事和解程序。(4)亲属间犯罪的刑罚特点简析。亲属间的各类犯罪同一般犯罪一样，也必然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三大特征。但由于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与不存在亲属关系的案件比起来，被害人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有更大的容忍度。所以，这类犯罪的刑罚也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除非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具有极大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严重、民愤极大，必须从重、加重处罚不予心慈手软外，考虑到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刑罚轻型化趋势，节约司法资源等等因素，亲属间犯罪在适用和解程序时，尽量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与社会一般人犯罪刑罚严格予学术论文以区分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丁玉明 丁伟迅 单位：河南检察职业学院科研处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