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说明
1、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来源，选取2015年以前（检索时间截止2014年12月31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相关文献为样本。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主题”为检索入口，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含“档案”为检索词，匹配模式选择为“精确”，共检索到文献665篇。经查验，删除报道、简讯、访谈、文摘、不相关文献等，得到系统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文献共计257篇（重复发表的文献以一篇计算，计入统计时中国知网中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较高的杂志）。
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采集到的257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重点关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相关文献的发表年代、作者、研究单位、发表期刊、研究主题等方面，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描述了这些文献的作者分布规律、期刊分布规律、研究主题分布规律、被引及下载情况、所获基金等级及流向等内容，验证了普莱斯定律、洛卡特定律、布拉德福定律在此研究领域的适用性。同时运用office软件将上述分析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加以具体呈现，直观反映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大致情况。
二、统计结果分析
1、文献发表年代统计分析
对文献发表年代进行统计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术界对此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及研究水平。在检索得到的学术文献中最早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是2003年顾建新、张海华发表于《档案与建设》第7期上的《谈新形势下的档案征集工作》，文中就有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征集工作相结合的小段论述。而我国学术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文献最早出现于2006年，至2014年12月31日共计257篇。从发文数量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文献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2014年有所回落（如图1所示）。可见，随着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等文件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工作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以后其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迅速，2013年发表的文献数量更达到峰值，已是2006年时的9倍多。对照Gompertz生长曲线模型我们不难发现，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尚不成熟。从发文质量上看，在上述统计所得的257篇文献中博士论文0篇，硕士论文13篇（如表1所示），可见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正在迈向深入，但仍有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系统、专题的研究成果出现；同时，发表于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或CSSCI期刊，下同）的文献共有136篇，占52.92%，总体趋势与文献数量分布曲线吻合，说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学研究正在稳步推进。此外，在2006年发表的6篇文献中有5篇均发表于档案学类北大核心期刊上，占比为历年最高，达83.33%，这说明档案学期刊对学科新热点、新动态的关注度较高。
2、文献来源分布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学术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文献刊载的期刊来源分布状况，可以了解各期刊对此研究的重视程度，确定此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除硕士论文13篇外，244篇文献分布在76种期刊中（如表2所示），但各期刊在发文量上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状况。其中档案学类的24种期刊共刊载文献161篇，每种期刊的平均载文量约为7篇，其它种类期刊则均为1篇左右。这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专业性较强，因此相关文献多发表于档案学类专业期刊；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此论题的研究中跨专业的研究较少，缺乏不同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将上述76种期刊按刊载此主题论文数量的递减顺序排列，可得载文量大体相等的三个区（如表3所示），这三个区的期刊数量之比约为1：8：82，符合布氏定律。由此可以确定，位于核心区与相关区的期刊共12种（如表4所示），包含了所有档案学类的核心期刊（以统计时间为准），这说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但是从位于核心区的3种期刊来看，只有《档案学通讯》为CSSCI来源期刊，可见对此论题的研究目前尚不深入。
3、作者分布统计分析
在统计所得的257篇文献中扣除一篇以机构名义发表的论文，共有204位作者（如有多位作者以第一作者计算）撰写了256篇文献。从总体上说，人均发表文献篇数与作者人数呈反比（如表5所示）。根据洛特卡定律，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发表一篇文献作者数量的1/n2，且发表一篇文献的作者数量约占作者总数的60%。[1]从检索结果可知，在此领域研究中平均每人撰文1.25篇。其中发表3篇及以上文献的有10人，对比洛特卡定律中的20人刚到半数，而发表1篇文献的有176人，约占总人数的86%，远高于洛特卡定律60%的经验值。根据普赖斯定律，发表0.749（nmax1/2）篇以上论文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总数等于全部论文总数的一半[2]（nmax为此领域最高产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核心作者的数量约为作者总数的平方根[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文献中，最高产的作者撰文10篇，根据定律得到n≈2.37，取临近整数2，发表2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有28人，是作者总人数204的平方根14.28的一倍左右，但此28人共发表文献80篇，仅占文献总数的31.25%，未达到普莱斯定律50%的要求。由上述统计结果可知，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作者比较分散，瞬间性作者的数量远远大于系统研究性作者的数量，这说明在此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研究的系统性和集中度都有待加强。如从单个作者来看，对照表5，以下10位是目前此领域较高产的作者（如表6所示）。
4、来源机构统计分析
进行来源机构分析可以较直观地表征不同机构在此领域研究中的活跃度，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哪些机构在此领域中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统计所得的257篇文献中，有13篇未列出作者单位，将剩余244篇文献以第一作者所在单位进行统计，分别为：高校174篇，政府档案管理机构（档案局、档案馆）26篇、艺术研究院所12篇、政府文化机构（文化局、文化馆）10篇、省市图书馆3篇；以及发文量较少、均在1-2篇的其它单位19篇。（如图2所示）可见，高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主要来源机构，占发文总数的71.31%，这与高等院校具有较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有很大关系。此外，各省、市、县档案局（馆）、艺术研究院所、政府文化机构占比19.67%，也表现出了对此领域研究的积极关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机构分布看（如表7所示），山东大学发表文献25篇居首位、云南大学18篇位列第二，此二者比位于第三位的安徽大学8篇的数量整整多出2至3倍不止，这显示出此领域研究呈现发展不平衡的态势。比较表6和表7可知，高产作者所在机构在来源机构分布中也位于前列，但除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大学外，其它机构的作者都较为集中，不超过3人。可见，山东大学和云南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者较多，研究活跃，这也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优势集中效应。5、被引及下载情况统计分析借助对文献被引情况和下载情况的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献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统计显示，在257篇文献中被引10次以上的文献有29篇，20次以上的仅6篇（见表8）。其中，被引最多的是王云庆、赵林林发表于《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一期上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其保护原则》一文，共被引58次。同样，在此257篇文献中，被下载200次以上的文献有81篇，占比31.52%，500次以上的仅为19篇，占7.39%（下载前5位的文献见表9）。由此可见，此领域研究成果中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高被引文献少，研究有待深入。6、基金来源统计分析在统计所得的257篇文献中，有71篇文献受到65种基金的资助，占文献总量的27.63%，其中有两个及以上基金资助的文献有15篇。从时间上看，此领域最早有基金资助的文献发表于2009年，随着基金资助项目的增多，文献发表量迅速上升，2011年达到最高，已占当年此主题发表文献总数的51.43%（如表10所示）；从基金来源层次看，这65种基金包含国家社科类基金16项、国家科技部文化创新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6项、国家档案局项目2项、省级基金项目23项、市级基金项目8项、校级基金项目9项（如图3所示）。由此可见，此领域的基金来源较为丰富，显示了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关注度，这也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快速发展。7、文献主题统计分析分析文献主题内容的分布情况，可以把握文献研究的重点与方向。[4]本文将统计所得的257篇文献按主题进行汇总整理（如表11所示），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别占70.04%和29.96%，这表明现阶段研究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在与实践相结合方面需要加强。在理论研究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征集、档案式保护、资源体系建设等，即研究档案管理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是其主体，共113篇。其中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的研究文献为最，共67篇；而在实践领域，研究主题同样也集中于对某一区域或某一种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与传承方面。可见，在目前的研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与档案工作结合最紧密的环节，是研究的重点领域。此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利用、文化建设、数字化工作、法制建设、基础研究等方面也有32.29%的文献论及，这表明随着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多视角、全方位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必将不断深入，并向系统化方向发展。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研究成果逐年增长且已具有一定数量。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态势分析仍存在以下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主题不够丰富。选题多集中在档案管理视角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对其数字资源建设、开发利用、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尚未形成多元化、多视角的研究格局；第二，研究程度不够深入。多数研究浅尝辄止、观点雷同，对某一论题展开深入系统探讨的研究较少，且鲜有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再者与其它相近学科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融合也较少，尚未出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题论著；第三，研究持续性不强。作者比较分散，多处在突发性研究的状态，尚未形成此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群。由此可见，我们应综合考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环境、研究者等多种因素，共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进程。一是要充分挖掘档案学理论和实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结合点，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体系；二是要加强与其它文化事业机构的合作，灵活运用图书馆学、法学、艺术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三是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各层次专项基金的投入，吸引和鼓励更多研究者投身此领域的系统研究，不断提升研究质量，努力营造探索创新的良好学术氛围；四是要不断提高档案人的理论研究素养和实践工作能力，以高度的职业敏感度找准自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定位，增强档案人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责任意识。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这一学术界的新命化学与农业论文题不仅将有利于档案工作实践领域与学术研究内容的拓展，更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迎来新的契机。
作者：孟歆 单位：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