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的曲折发展
１８９５年，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方列强在中国开矿设厂。面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大肆开办煤矿的行径，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掀起了“收回矿权”、“开矿自救”的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煤矿也有较大的发展，民族资本的煤矿年产量在１９１８年占到了全国煤炭总产量的２４％。［１］７－８１９２１年，中国产煤最多的煤矿依次为开滦（４３２０２７４吨）、抚顺（２９５５４２６吨）、淄博（９１３０００吨）、萍乡（７０００００吨）、中兴（６５９７６４吨）、中福（６４８１６１吨）、井陉（５７７９９１吨）、本溪湖（３１４６７４吨）、临城（２７５８５１吨）、六河沟（２５００００吨）、中原公司（２４５２９０吨）、保晋公司（２０９７３５吨）等。［２］１７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６年成立了煤业总局。从１９４８年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国统区的煤矿相继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接管。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人民政府从旧中国共接收了约４０个煤矿企业，２００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矿。１９４９年全国煤炭的产量为３２４３万吨，这就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煤矿的基本情况。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煤炭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旧中国接收的煤矿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数量不多但具有一定规模和生产能力的近代煤矿，其煤炭产量约占全国的８０％；一部分是数量较少的小煤矿和为数众多主要采用手工开采煤炭的小煤窑。１９５１年，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土法煤窑暂行处理办法》。经过整顿，大部分小煤窑被关闭，其余的先后成为公私合营、乡镇或地方煤矿。上述第一部分煤矿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以及华东的山东、安徽两省。其中东北２８家。包括黑龙江的鹤岗、鸡西、双鸭山（富锦）、穆棱、扎赉诺尔、神树、东宁、瑷珲、三姓（依兰）；吉林的西安（辽源）、通化、蛟河（奶子山）、火石岭（营城）、老头沟（延吉）、和龙、平岗、珲春；辽宁的抚顺、阜新、本溪湖、赛马、北票、烟台、八道壕、复州湾（五湖咀）、蛤蟆山（锦西）、尾明山、砟子窑（瓦房店）等煤矿。华北３２家。包括北京的门头沟、房山（裕民）、杨家坨；河北的开滦、峰峰（怡立、中和）、井陉、正丰、长城、临城（祁村）、郭二庄（邯郸王凤）、胡峪、章村（大众）、邵明、柳江、下花园（宣化）、鹰手营子（兴隆）；山西的大同、阳泉、潞安、西山、东山（黑沙坪、复兴）、富家滩（汾西）、轩岗、寿阳、晋城北岩、应城（申家庄）、寺庄；内蒙古的大青山、元宝山、围场沟、乌达、大庙等煤矿。华东１８家。包括山东的淄川（淄博洪山）、悦升（淄博西河）、博大及黑山（淄博新博）、陶庄、新汶（华丰、宝丰）、中兴（枣庄）、坊子、贾汪（华东）、章邱（旭华）、临沂；安徽的淮南（大通）、烈山；浙江的长广、江苏的馒头山；江西的萍乡、鄱乐（乐平）、高坑、天河等煤矿。中南３４家。包括河南焦作、六河沟（安阳）、宜洛、新安、陕县民生（观音堂）、小西天（鹤壁）、辛庄、都里、新峰（禹县）、梨园、龙门、马道；湖北的大冶、利华、鄂南、建昌（土地堂）、宜都松木坪；湖南的中湘、湖湘、湘江、永邵、湘永、湘盛、华石、资兴、杨梅山、观音滩、醴陵、黔阳；广东的南岭、富国（曲仁）；广西的西湾、合山、大浦等煤矿。西南１６家。包括四川的南桐、天府、威远、全济、嘉阳、广元、东林（万盛）、华安、建川、永川、华昌、沙盔岩；贵州的筑东；云南的明良、一平浪、西康等煤矿。西北１０家。包括陕西的铜川；甘肃的阿甘镇、永登（窑街）；青海的大通；宁夏的德兴（瓷窑堡）、汝箕沟阳坡、义盛、复茂、大风沟；新疆的八道湾等煤矿。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燃料工业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煤炭、电力、石油工业。燃料工业部下设煤矿管理总局。全国各地原有的煤业公司先后改组为矿务局。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燃料工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煤矿工作会议，确定１９５０年全国国营煤矿“以全面恢复为主，部分新建则以东北为重点”的工作方针。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这３年期间，先后开工建设鹤岗东山矿和兴安矿、阜新平安矿与海州露天矿、鸡西小恒山矿、双鸭山岭西矿等１７个新矿（厂）。“到１９５３年底，国营煤矿已有８３％恢复了正常生产，其中规模较大和破坏严重的大同、抚顺、焦作、阳泉、淄博、枣庄等煤矿全面恢复，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扩大到７０００万吨；在东北的鹤岗、双鸭山、阜新、辽源等地先后重点建设新矿井和露天矿计１３处，设计生产能力１２５１万吨。”［３］８－９在国内其它地区也新建了一批煤矿，例如河北的柳江、山西的小峪、山东的临沂、贵州的蔡冲、安徽淮南的新庄孜等煤矿。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全面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一五”计划的核心工作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进行以苏联帮助建设设计的１５６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６９４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１５６个建设项目中煤炭工业方面占了２５项，其中主要包括：阜新海州露天矿、鹤岗东山１号立井、辽源中央立井、鹤岗兴安台１０号立井、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新邱６号立井、焦作中马村立井、抚顺东露天矿、抚顺龙凤矿立井、抚顺老虎台矿斜井、铜川王石凹立井、峰峰通顺二矿立井，还有鹤岗兴安台洗煤厂、淮南谢家集洗煤厂、峰峰马头（中央）洗煤厂、双鸭山洗煤厂等。这些项目所在地大部分都发展成为煤矿城市所在地。例如辽宁阜新和抚顺、吉林辽源、黑龙江鹤岗和双鸭山、河南焦作、安徽淮南、河北峰峰、陕西铜川等。还有１５０项属于国家限额以上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根据这个战略部署，国家在“一五”期间重点扩建了唐山、大同、阜新、鹤岗、阳泉、淮南、峰峰、萍乡、焦作、枣庄、新汶、鸡西、通化、辽源、徐州等１５个老矿区；同时开始建设平顶山、包头、潞安、鹤壁、中梁山、兴隆、轩岗、汾西、山丹、石嘴山等新矿区。整个“一五”时期，全国共计开工建设了“１９４处矿井，除６处外，其它全部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的。”［１］３１“一五”期间的煤炭工业发展很快，平均不到１０天就有一处新井破土动工。矿井从兴建到投产的周期较短，平均年产６０万吨的矿井建设周期为４．６７年，年产３０～４５万吨的为３．６５年，年产３０万吨以下的为２．５８年。“年产９０万吨的淮南谢家集二矿、三矿，建设周期分别为２８个月和２４个月，年产３００万吨的阜新海州露天矿从建设到投产只用了４２个月。矿井投产后达产也很快，据对３１处矿井统计，一年达产的８处、两年达产的１２处。”［３］２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煤炭工业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３５．５５亿元。开工建设的新矿井共１９４处，设计生产能力７５３７万吨；建成投产矿井２０５处，设计生产能力６３７６万吨；恢复矿井３８处，设计生产能力１１３４万吨；改建扩建矿井１０３处，净增生产能力２５３６万吨。同时，为了保证钢铁工业对于炼焦洗精煤的需求，新建和恢复洗煤厂２４处，年处理原煤能力２２７５万吨。……５年中建成投产的新井设计能力，超过了旧中国从１８７８年到１９４２年６４年中形成的矿井总生产能力。”［１］２８－２９１９５８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煤炭工业“二五”计划安排的生产建设指标是：到１９６２年，原煤产量达到１．９～２．１亿吨，５年内新井建设规模共９０００万吨。这一时期国家计划开发山西晋城、朔县，江苏徐州，东北南票、舒兰，山东莱芜，内蒙古包头，新疆乌鲁木齐，江西丰城，贵州水城１０个新矿区。由于这一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煤炭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１９５８年３月，国家计委编制的《煤炭工业发展纲要》（草稿）提出：“有条件的地区，作到县县办矿，乡社开窑，从小到大，从手工作业逐步到使用机械。在几年内，河北、陕西、甘肃、青海、山西、安徽、江西、广东、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自治区作到自给自足，山西、湖南、河南三省还要支援其它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积极创造条件，增加地方煤炭产量。”随后，煤炭工业部在全国煤矿四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煤炭产量“５年超过英国，１５年超过美国”的口号。当年１０月全国开始“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后，煤炭工业部随之提出了“全民大办煤矿”的目标，要求“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矿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在此后“不到２个月时间内，全国办起了１０万多个小煤窑，上千万人上山挖煤。”［４］从１９６１年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１９６２年，全国停建矿井４５６处。当年全国原煤产量为２．１亿吨，达到了原定“二五”计划的上限指标。从１９６４年开始，煤炭工业部先后试办了３个托拉斯，即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尝试改革煤炭企业管理体制。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５年的８年间，开工建设了河北邯郸和邢台、山西晋城和霍县、黑龙江七台河、山东肥城、安徽淮北等４０个新矿区，新建并投产矿井４２３处。截止１９６６年，直属煤炭工业部的矿务局已有７２家。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立足战争，争取时间建设战略后方”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煤炭工业部于１９６４年８月建立了内地建设领导小组。煤炭工业的“大三线”，包括西南、西北１０多个矿区。“即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四川的渡口、芙蓉、松藻、华蓥山，云南的田坝，陕西的铜川、蒲白、澄合、韩城、镇巴、黄陵，甘肃的靖远、华亭，宁夏的石炭井、石嘴山和内蒙古的乌达等。有的是新区，有的是半新区。”［１］７２煤炭工业的大三线建设给新建煤矿城市带来了机遇。在上述１０几个矿区中，后来发展成为煤矿城市的有贵州的六盘水，四川的华蓥，陕西的铜川、韩城，宁夏的石嘴山，内蒙古的乌海等。有些则成为重要的矿区，例如四川的攀枝花、芙蓉、天府、松藻、南桐、永荣等，云南的田坝、一平浪，陕西的蒲白、澄合、镇巴、黄陵，甘肃的靖远、华亭、窑街，宁夏的石炭井等。１９６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新兵种———基建工程兵，其中包括主要负责煤矿建设的煤炭部队。煤炭部队最多时有４个支队、１所学校、１７个团，５４０００多人。这只部队“先后参加了贵州省盘县矿区的月亮田、老屋基、火烧铺，陕西省韩城矿区的桑树坪，河南省平顶山矿区的平八矿，辽宁省铁法矿区的晓南，山东省莱芜矿区的鄂庄，大屯矿区的徐庄等１９处矿井、１处露天矿的建设任务，并建成了１座年洗煤６０万吨的洗煤厂。唐山地震后，部队还参加了开滦煤矿的恢复抢建和扩建任务。”［５］４１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以各种形式从事或参与矿区建设和煤炭开发。据统计，从１９４９～１９８６年，“人民解放军参加建设的煤矿，主要工程项目设计能力总计年产量为３０００万吨。这个数字，接近１９４９年全国的煤炭产量总和（３２４０万吨）。”［５］４１１１９６６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一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长达１０年之久的内乱，致使国家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广大煤炭战线职工在动乱中坚持工作，使得生产建设仍然取得较大的发展。１９７０年２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各省、自治区都要有一批中、小钢铁企业，许多地、县要建立自己的小煤矿、小铁矿、小钢厂，形成大中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要扭转“北煤南运”。这一要求对这一时期的煤矿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扭转“北煤南运”的会战中，共在江南的湖北、湖南、江西等９省建成２９５座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３９３６万吨／年。１９７１年，全国地、县、社、队小煤矿的产量达到９８７４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长了１．３５倍。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５年，国家主管部门多次召开发展地方小煤矿的会议，肯定了地方小煤矿在煤炭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和依靠群众办矿的方针。提出即使没有煤炭资源的地、县，经过统一规划和协商，可以跨地区办矿。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快速发展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长达１０年的“文革”结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各方面对煤炭的需求急剧增加。１９７７年，煤炭工业部制订了《煤炭工业１０年规划纲要》，提出“奋战１０年，产量翻番，赶超美国，本世纪末向２０亿吨进军”的口号。按照这个目标，煤炭工业部提出建设１０个年产５０００万吨、１０个年产３０００万吨和２０个年产１０００万吨的煤炭基地。随后经过调整，全国煤炭年产量稳定在６亿吨以上。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的煤炭工业根据中央“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大中小一起上”的精神，大力发展煤炭工业生产。１９８２年以后，为实现“煤炭一番保两番”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煤炭工业的发展。此后一段时间，煤炭工业的发展实施了“稳住东部、战略西移”的布局。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全国新建煤矿３１１座，建成投产２７３处，年增生产能力１２２３１万吨。此后，全国建成了潞安、晋城、邢台、兖州、大同、铁法等一批现代化矿务局和煤矿。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开始，在有关政策的指导下，民间资本开始进入煤炭工业，大、中、小煤矿一起搞，国家、集体、个体煤矿一起上，从而使地方、乡镇及个体煤矿迅速发展。这种现象一方面解决了国家投资不足的问题，大大增加了煤炭产量，缓解了煤炭供需矛盾，活跃了地方经济，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收入；一方面也带来了无序开采、事故频发、资源利用和开发经济效益都比较低等问题。１９８７年５月，国务院有关部委召开地方煤矿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建设２００个重点采煤县。会议要求对乡镇煤矿加强行业管理，制定规章制度，积累资金，进行联合改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国的煤炭工业实施了引进外资建设煤矿的战略。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９日，由阿曼德·哈默领导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投资建设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最终协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此后又利用日本政府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在兖州、淄博、枣庄、永城、潞安、霍州新建了煤矿。以补偿贸易方式与罗马尼亚政府合作建设了一些煤矿。１９８８年３月，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煤炭工业部，成立能源部，组建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到了“１９９０年，全国拥有重点矿务局１０７个，重点煤矿５２９个，生产矿井６３８个，核定年生产能力４８９１１万吨，煤矿职工３２９万人；全国地方国营煤矿有生产矿井２４５６处，其中年生产３万吨以上矿井１６５０处，年产原煤０．８６亿吨；全国乡镇煤矿６．８万处，其中集体煤矿３．５万处，个体及私营煤矿３．３万处。”［３］这一年，全国原煤产量１０．７９３亿吨，其中统配煤矿产煤４．８０亿吨，地方煤矿产煤５．９９亿吨，年产原煤总量居世界第一。在调整和整顿的基础上，国家对中国的煤炭产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到１９９１年，中国建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矿井，原煤总产量达到１０．８４亿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中国的煤炭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１９９３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煤炭工业部，并撤销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１９９８年３月举行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又决定撤销煤炭工业部，改组为国家煤炭工业局，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这一年，国务院改革煤炭管理体制，下放原煤炭工业部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煤矿，推行政企分开。当年划转地方管理的矿务局９４个（独立矿），在册职工３２０万人。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７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宣布成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炭工业局随之撤销。１９９６年，国家在对９４家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进行分析、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了“分类指导，级差调节，资产管理，法律规范，综合调控”的宏观管理模式，对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分三种类型进行管理：对生产经营状况较好、实力强、资产负债率接近合理水平的大型、特大型重点煤炭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对资源枯竭、亏损严重的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结合关闭破产，使一部分企业退出市场；对其中的有效资产进行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进行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的改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国家有关部门根据生产规模的大小，将煤矿企业按年产原煤数量分为特大型（１０００万吨及以上）、大型（３００～１０００万吨之间，其中年产５００～１０００万吨为一档、３００～５００万吨为二档）、中型（９０～３００万吨，１２０～３００万吨为一档、９０～１２０万吨为二档）、小型煤矿（９０万吨以下）。到２０世纪末，中国的煤矿已数以万计，包括中央直属统配、地方统配、非统配地方国营、集体、个体、中外合作经营６大类型。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的煤炭工业以推进市场化改革、资源整合、安全整治、建设大基地和大集团为主，实施大集团、大公司战略，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构建新型煤炭工业体系。２００３年，神华集团神东矿区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吨级现代化大型煤炭生产基地，矿井技术水平、全员工效等均高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井工矿水平。２００５年６月，国务院制定了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了煤炭工业发展以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培育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为主线，同时要求实施科教兴煤、洁净煤、综合经营等战略。在短短的时间内，一批区域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相继组建，这些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不仅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使命，同时承担着提升煤炭工业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重任。到了２００６年，中国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神东、陕北、黄陇（含华亭）、晋北、晋中、晋东、鲁西、两淮、冀中、河南、云贵、蒙东（东北）、宁东１３个大型煤炭基地，包含９８个矿区。有２７家煤炭企业进入全国５００强，２６家煤炭企业上市。年产１０００万吨原煤的企业有３２家，年产５０００万吨原煤的企业有１０家。与此同时，以资源、资产为纽带，通过强强联合和兼并、重组中小型煤矿，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到２００７年底产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吨的企业达到３４家；煤矿数量大幅减少，生产集中度不断提高，到２００７年底，已经建成年生产能力１２０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２８６座，产能占全国的３７．３％，全国大中小煤矿产量比重调整至５０：１２：３８。中国的煤炭工业正朝着稳定、持续、健康方向发展。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原煤产量为３０．５亿吨；２０１２年突破了３６亿吨。在中国的煤炭消费结构中，电力对煤炭的需求最大，“２００７年占到全部煤炭消费量的５３％，在工业部门中，钢铁、建材、化工是主要耗煤行业，分别占到２００７年煤炭总消费的１７％、１６％和５％。”［６］２为此，国家鼓励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合作，鼓励煤、电、路、港、化工等相关产业联营或一体化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大中型煤炭企业积极发展煤电、煤电铝、煤化工、煤建材、煤焦化和煤气化等以煤为基础的优势产业，开展煤矿瓦斯、矿井水、煤矸石和沉陷区的综合利用等取得成效。［７］６２００９年，中国有年产１２０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４６９处（包括在建和改扩建煤矿），其中千万吨大型现代化煤矿４８处，大型煤矿的原煤产量为１４．２３亿吨，占全国当年煤炭总量的５３．１４％。中国的煤炭工业正在向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方向稳步推进。 例如进入世界５００强的神华集团，其发展思路就是煤、电、路、港、油一体化开发，产运销一条龙经营。中煤集团则是以煤炭和贸易为主业，焦化、发电、煤机、矿建、煤电铝和煤层气协调发展。宁煤集团是煤、电、油三大主业并举发展。平煤集团是以煤为主，多元化发展。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制订的《煤炭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加快全国１４个大型煤炭生产基地建设，基地内煤炭产量占全国的９０％以上；形成１０个亿吨级、１０个５０００万吨级的特大型煤炭企业，煤炭产量占全国的６０％；全国煤矿数量减少到１万处以下。”［８］它意味着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的煤炭行业将以建设大基地、培育大集团为重点，着力推动煤炭结构调整，提升行业发展的集约化水平。煤炭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大型煤矿所在地大多是煤矿城市。例如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城市是河南平顶山市，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是山西大同市，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是河北邢台市，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是河北唐山市，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辽宁调兵山市，小龙潭矿务局在云南开远市等。有的煤矿城市还是多家大型煤炭企业的所在地。例如：山西晋城有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长治有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三元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淮南有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泰有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泰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有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神东天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蒙泰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满世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蒙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可见，煤矿企业和煤矿城市是互为因果，不可分离的关系。煤炭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当代煤炭工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过６０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煤炭工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１９４９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为３２４３万吨，２００９年为２９．５亿吨，２０１２年超过３６亿吨，煤炭年产量占世界煤炭年产量的６０％多。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撑，一批重点煤矿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安全指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当代中国，煤炭工业之所以持续发展，主要有下列一些原因：一、中国有着丰富的煤炭储量。在中国目前已经发现的１４２种矿产品中，煤炭是分布最广、储量最多的。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介绍：“截止２０１０年底，全国煤炭保有查明资源储量１３４１２亿吨，比２００５年增加约３０００亿吨”。全国３４个省级行政区划中，除上海、香港、澳门外都有不同数量和品种的煤炭资源赋存。丰富的煤炭储量保障了煤炭工业的持续发展。二、煤炭在能源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能源“是自然界中能为人类社会利用、可以集中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９］４能源可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是指在大自然中蕴藏着的可直接取用的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等；二次能源是指由一次能源经过必要的加工转换成的另一种形态的能源，如蒸汽、电力、煤气、焦炭和各种石油制品以及生产过程中可利用的余热、余蒸汽、余能等。无论是一次能源还是二次能源，煤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从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在由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一次能源构成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所占的比重，５０年代在９０％以上，１９８５年达７５．１％。”［１］１４根据２００４年《中国统计年鉴》介绍，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煤炭在能源中的比重为６６％，石油约为２４％，天然气约为２．７％，水电约为７．５％。三、煤炭是工业的食粮、动力燃料及城乡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资。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一直是工业的主要动力燃料。以１９８５年为例，火力发电、炼焦、铁路机车消耗了当年全国煤炭产量的３３％。中国的化学工业是以煤炭为原料发展起来的。煤炭化工包括用无烟煤或焦炭生产合成氨；用焦炭生产基本有机化工原料或在炼焦过程中回收基本化工原料，如氨、氢、粗苯、轻油、甲烷、乙烯等。这些化工产品对于发展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煤炭还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城乡人民生活中重要的燃料，尤其在做饭和取暖方面。四、科学技术推动煤炭工业跨越式发展。在煤炭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涉及的学科领域和技术门类十分广泛，生产环节众多，但采煤方法和技术是煤矿生产能力的中心环节和决定性因素。采煤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使得煤炭回收率大幅度提高。例如长壁式采煤法的回采率在７５～８０％之间，较传统的穿硐式、高落式采煤法提高１～２倍甚至更多。其次是提高了工效。“到１９５７年底，国营煤矿长壁采煤法产量的比重已达９５．３％，联合采煤机、截煤机、风镐、爆破落煤的比重已达９６．３％，回采工作面各种输送机及自动滑落运煤的比重达６９．６２％，井下平巷电机车、钢丝绳牵引和自动滑行运输的比重达８５．１６％，井下采掘工作面普遍推行了正规循环作业。”［１０］８按每工计算，１９５２年为２．３４１吨，１９６５年为３．８２１吨，１９８５年为４．４０５吨。目前，中国煤矿的厚煤层一次采全高、特厚煤层综合开采、薄煤层综采、急倾斜和地质构造复杂煤层开采技术的研发应用步伐加快，煤矿信息化技术广泛应用，煤矿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显著提高。一批千万吨级以上特大型矿井的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止‘十一五’期末，全国国有重点煤矿采、掘机械化程度已分别超过９０％和８０％，原煤生产人员效率与期初相比提高了４０．６％；煤矿关键技术攻关、新技术开发、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１１］１洁净生产、绿色开采、循环经济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些都将有利于推动煤炭开采方法和技术向更高的水平提升和发展。通过发展采煤机械化，改革采煤工艺和技术，推进现代化矿井建设，还有利于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因为采煤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可大大简化生产系统，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２００９年，中国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０．８９２，历史性地降到了１以下。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广大煤炭企业、一代又一代煤矿职工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经过６０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煤炭工业在生产规模、科学技术、设备制造能力、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以及多种经营等方面已经有了较为丰厚的积累。这些积累是今后煤炭工业持续发展可靠的技术保证和物质基础。纵观２０世纪以来世界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煤炭产量一直处于逐年增长的状态。近年来，世界主要产煤国煤炭企业的发展有着鲜明的向集团化、集约化、多元化、洁净化方向发展的端倪。从国内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煤炭消费量将持续增长。在未来可以预期的几十年里，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煤炭储量丰富，来源可靠，价格相对低廉。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家进一步明确了以煤为主的能源发展战略。国家能源局在《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十二五”主要目标是到２０１５年煤炭生产能力达到４１亿吨∕年，形成１０个亿吨级、１０个５０００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煤炭产量占全国的６０％以上。同时要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发展大型企业集团；有序建设大型煤炭基地，保障煤炭稳定供应；建设大型现代化煤矿，提升小煤矿办矿水平。这一时期，中国的煤炭工业大力推进实施大基地、大集团战略，提高煤炭工业规模化、现代化水平战略，大型现代化煤矿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煤炭生产力整体水平显著提高。２０１０年时，１４个大型煤炭基地的总产量为２８亿吨，占全国的８７％；１０个基地煤炭产量超过亿吨。生产技术水平大幅提升。相继组建了一批区域性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形成了煤电、煤化等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中国的煤炭工业正朝着稳定、持续、健康方向持续发展。
作者：薛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煤矿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