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文化安全之内涵
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些强势国家利用世界性话语霸权，直接或间接地侵蚀着相对弱势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这种侵蚀不仅会导致国家间语言文化上的冲突，还会带来国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威胁着国家的语言文化安全。国家的语言文化安全是是一种隐蔽的、无形的软实力资源，旨在保护本国民族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不受侵害，维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受干涉，并利用本国民族语言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由于语言与文化、思维的密切关系，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关乎国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安全。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最重要的载体，与人的思维功能密不可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也指出，人和世界的关系最终可以表现为一种语言关系，这种语言关系和语言活动给人带来一个有意义的世界。［1］换言之，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一切价值判断都离不开语言这个核心，都得依靠语言这个中介去进行。人们通过语言的输入吸纳并内化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因此，保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对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语言文化安全视角下大学外语教育之终极目标
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处于文化交流前沿的大学外语教育在保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大学外语教育缺乏正确的语言规划观的指导，致使外语教育目标偏离正确的方向。美国语言学家鲁兹(Ruiz)提出了三种语言规划观:语言问题观(languageasproblem)、语言权利观(languageasright)和语言资源观(languageasresource)。［2］23－25追根溯源，我国大学外语教育所追求的“工具理性”价值目标多受到“语言问题观”的影响，却忽略了语言资源观对大学外语教育价值目标的重要指导作用。美国语言学家豪根(Haugen)曾指出，哪里有语言问题，哪里就要求对语言进行规划。［3］41－53在语言问题观的影响下，我国大学外语教育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旨在解决学生的语言问题，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例如，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4］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外语教育目标不应仅仅是解决语言问题、提高语言能力或是单向的“文化输入”，而应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从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语言战略出发进行双向的、平等的中外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在文化相互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达成“共赢”，同时积极地为国家发展提供语言资源和人才储备，而这正是语言资源观所倡导的。语言资源观认为，语言首先是一种文化资源。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表现形态，民族文化的积淀和民族智慧的凝结渗透在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轨迹。其次，语言还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力资源。美国语言学家卡普兰(Ka-plan)曾表明语言规划属于国家人力资源规划［5］，可见，语言作为人力资源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国家而言，培养具备多种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会提高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源和国际影响力;对于个人而言，多掌握几门语言，个人将获得更多的财富、人力等资源。在此前提下，在外语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应为学生树立正确的外语语言观，使学生了解语言的“资源”取向，强调语言(外语)学习对国家及个人的重要影响;其次，强化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战略意识，培养学生对本国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维护我国语言文字的地位和安全，保护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受侵害。在输入外国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同时，保护本国母语资源，加强本国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有效对外输出，提升我国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和感召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利益。
三、语言文化安全视角下大学外语教育之现实透视
1．大学外语教育定位存在偏差。
首先，就大学外语课程本身而言，它是大学里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课程所占比重不亚于某些专业课。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大学外语课程始终被定位于一门“基础课”或是“工具课”、“技能课”，目标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外语已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同时还是获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6］换言之，大学外语承载着比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更宏大的目标，即为国家培养具备多语言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保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提升国际影响力，维护国家利益。而长期以来，大学外语的这一定位却受到忽视。其次，从我国大学的整个语言教育生态来看，外语教育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过高，甚至超出了本国民族语言的教育地位。如前所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思维的重要工具，是一个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7］300－302因此，当一个民族学习某种语言，其成员必然会在潜意识中接受或迎合这门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和价值观，长此以往会削弱对本族语言和文化的忠诚度和信赖感。在大学里，外语是必修课程，外语课程有国家统一颁布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评估体系，有国家统一组织的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和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相比而言，承载着继承和传播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的开课比例却相对较低，课时较少。据调查，全国多数综合大学、师范院校较少开设大学语文课。开得较好的是军队、财经、政法、外语类院校。理工科院校介于这中间。高职高专院校开设得也不多。［8］19－22可见，外语教育在大学教育体系中过高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汉语教育的空间，这必将导致高校汉语教育资源的匮乏，危及我国的国家语言文化安全。语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并在根本上服从和影响着国家教育走向。没有语言教育，就谈不上知识教育，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9］131－134
2．大学外语教育教学语种结构不合理。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的外语教育语种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是大学的外语教育体系仍存在语种规模小、语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目前，我国能够提供最多外语语种教学的院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该校拥有43个外语语种，其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分别能提供23和22个外语语种。其它的外语院校只能提供10种左右的外语教学。这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对语言的需求。此外，我国大学外语教育教学语种结构也不够合理。根据1999～2001年进行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统计数据，当时具有初中文化且学过外语的人口中，学习的主要语种和所占比重分别是:英语93．8%、俄语7．07%、日语2．54%、法语0．29%、阿拉伯语0．13%、德语0．13%、西班牙语0．05%、其他0．16%［1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教育在整个外语教育体系(包括大学外语教育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这势必导致外语教育的单一性，影响国家语言资源的储备，无法保证我国的语言文化安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曾指出，目前外语教育中“单一外语倾向”不符合我国未来发展的外语战略，虽然这种现象在逐渐改观，但是力度太小，规划不够得力。［11］21－26因此，大学必须对外语教育教学语种结构做必要的调整，避免单一外语教育影响国家语言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确保大学外语教育呈现多样性、和谐性，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3．大学外语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文化安全意识薄弱。
语言学家蔡永良曾指出，由于教育(包括语言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手段，无论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还是侵入一种文化的强势者，都会充分利用这一手段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因此，很自然，语言教育是同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以及一个民族的语言态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2］由于外语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过高的地位，外语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被过分强调，因此，部分外语教师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文化安全战略和预警机制，在教学的过程中过多强调了外语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忽视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赞誉与弘扬。同时，大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逐渐吸纳并内化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有些人甚至抱有“外语至上”的语言态度，这种语言态度弱化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导致部分学生语言文化安全意识淡漠，缺乏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甄别的能力。
四、语言文化安全视角下大学外语教育之完善
1．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大学外语教育地位。
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学外语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提高学生语言的应用能力，应该具有更加高远宏大的战略目标。因此，政府及高校应将大学外语教育提升至国家语言(外语)战略之中进行重新规划和定位，从国家语言战略高度来统筹规划大学外语教育，确保大学外语教育能够承担起为国家语言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的重任。与此同时，不应降低本民族语言教育的地位。只有将本民族语言教育与外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外语在促进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对外传播中的作用，进一步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2．开展多语种外语教育教学，开设“关键外语”教学。
尽管英语是全球的通用语言，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数达到了15亿之多，但是在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莫测的背景下，单一的大学外语语种教育难以满足复杂形势的需要。因此，大学应创造一切条件开展多语种外语教学。事实上，自1997年7月起，教育部在4所部属院校发放“小语种特殊津贴”，并于2001年起在高校建立了8个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这为高校多语种教学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多语种外语教学。首先，取消英语作为高校必修课的制度。学生可根据个人爱好、专业特点及学校的实际情况选择任意一门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多语种人才资源的储备。其次，学校可为能力有余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展第二外语教学，让他们再掌握一门外语。同时，我们还可借鉴美国高校在多语种教学中的部分经验。美国高校历来重视多语种教育教学的开展。二战后，美国高校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成立了语言区域研究中心。语言区域研究中心成为美国高校提供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语言教学的重要组织机构［13］596－605，为国家提供语言资源和人才储备。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ACTFL)主席曾在2005年美国语言政策峰会上指出，各高等教育组织和机构必须要比以往更多地支持和扩大对世界语言的学习。大学的目标应当是鼓励学生继续他们在K－12都已开始的语言学习，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达到或保持高水平的语言能力。同时，我们也要鼓励学生开始其他语言的学习。尽管我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分别于2000和2007年成立了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但目前仍然缺少针对世界各国语言的研究中心。为此，我国的大学应尽快成立世界各国语言研究中心，为更好地开展多语种教学提供理论支持。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于2006年所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TheNationalSecurityLanguage)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莫过于美国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所制定的“关键语言(外语)”计划(criticalneedforeignlanguage)。所谓关键外语就是在国际舞台中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外交通畅、信息安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重要领域的外国语。［14］66－74张治国根据我国的国情特点，提出了24种可以成为中国“关键外语”的候选目标。我国大学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开展“关键外语”教学，培养能够掌握关键外语的高端人才。例如，可根据地缘特点利用语言环境开设关键外语教学。在黑龙江、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开设俄语教学;在吉林、辽宁等延边地区开设朝鲜语教学;在广西、云南等地区开设越南语、老挝语等教学。多种外语语种的开设不仅能够扩大国家的语言资源，为国家储备具备多语言能力的人才，同时也为保护、开发和传播母语资源打开了更广阔的窗口。
3．增强外语教师与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意识。
首先，广大高校外语教师应不断提高语言文化安全意识。在进行外语教育时，教师应充分遵循“尊重和弘扬民族文化”这一教学原则。教师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民族语言对外语教学的作用，使母语与外语有机结合，更好地为外语教学服务。其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外语语言观，鼓励学生吸纳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客观的看待西方的语言文化霸权，时刻提醒学生加强语言文化安全意识。再次，强调母语保护与母语传播对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巨大价值，帮助学生主动承担起保护母语、推广母语的责任。与此同时，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大学生也应建立起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能力，提高对民族语言及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对民族语言文化的责寝室管理论文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师生共同努力才能使语言文化安全意识真正融入大学外语教育教学之中，使大学外语教育担当起为国家语言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的重任。
作者：曹迪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