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该论文集本身之优长及不足
该论文集所蕴含的优长，是显著而且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胪述如下。
（一）辩证与感悟相互生发之研究路径
近二十年以来，我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基本呈现出两个路向：实证与思辨。相形之下，以感悟见长的研究成果却极为少见。质而言之，文学作品以感性为主要品质，而感悟自然应该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基础。少了心灵感悟的文学研究，就会像缺乏精气神的人一般，干巴巴、无灵性。而考证、思辨与感悟三者的有机结合，方是文学研究的康庄大道。而此一学术路径，则是这部论文集的最显著的优长。比如，其结构安排即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共九组文章，前三组为原论，依次论析中国抒情传统的思想文化渊源、语言文字问题与文本之源；中间三组为本论，依次论述中国抒情传统的自我、时间与形式诸问题；后三组为广论，依次为中国抒情传统的跨文类研究、抒情理论核心观念的挖掘与对整个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之学术思潮的严肃反思，可谓层次明晰、环环相扣。再如，郑毓瑜在其《从病体到个体———体气与早期抒情说》一文，一反学界以情感为出发点来讨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发生机制之旧路，而是“从体气出发（这不但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理念，也是儒道思想中‘身体观’的源头），重新讨论个我自觉或抒情自我的形成，以及这样的个我会呈现何种抒情世界”（第５３页）；“以‘邪气袭内’作为线索，可以发现不论是表现失志不遇、闺怨相思或是为了谏止情欲（可能是物色或美色等），都是面对一个气体不谐的状况，而寻求由耽溺、郁塞至于开解、舒放的治疗过程”（第８７页），整篇文章堪称思辨与感悟并重，为中国文学抒情发生机制研究从一个为人忽略的新角度，打开了一扇新窗户，虽不能全面颠覆前人之传统观点与研究进路，亦足可自成一家之言。再如，张淑香的《抒情自我的原型———屈原与〈离骚〉》、吕正惠的《“内敛”的生命形态与“孤绝”的生命境界———从古典诗词看传统文士的内心世界》两篇文章中也同时拥有感悟的深度与思辨的高度。而在吕文中所洋溢的作者的极高感悟力尤其凸出。吕氏对辛稼轩《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一词中词人“孤绝的生命境界”的深刻体悟，“传统文人与女人原本就是一种生命形态的两种表现”（第３７５页），传统文士的“孤独感来自于生命的虚掷与浪费，来自于生命的落空所导致的自我认定的困难”（第３７８页）等一系列见解，以及作者本人“站在台北火车站”或“西门町的街道上”，面对“拥挤的人群”中“一朵苍白而枯萎的生命之花”而生发出的当下个我之体悟（第３７４页），均可谓慧眼独具。
（二）中外文学相互参照之学术视野
站在中国的立场，研究中国的学问，固然有其切近本国历史文化背景、熟悉本国社会生活风貌的便利；但有时也可能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之缺憾。如果换一个角度，审慎精微而非浮滥机械地从中外文学相互借镜、参照的的视野，跳出中国来审视中国，来审视中国的文学，则很可能会收获不少的新鲜、精辟的见解。因为，毕竟古今中外的人们在基本的人情、人性方面是相近、相通的，即钱锺书先生所谓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１］。中外对照互参的宏大学术视野，既是这部论文集的鲜明时代特色，又是其又一优长。比如，陈世骧在其《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一文中，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诗”所下的概念与中国古人对于“诗”之内涵的体认相比较，从而厘清了中国古代诗歌鲜明的抒情性与艺术特质；以英国学者察恩伯爵士对欧洲古代歌舞“回环”特点的追溯，与自己对中国古代“兴”字原初涵义的探究，来相互发明、印证，以深化对于中国古代抒情传统发生机制的认知；在探讨《诗经》中诗篇的新鲜生动性时，陈氏引用了美国学者加罗论原始艺术的一段话：“起初这世界曾是新鲜的。人一开口就如诗咏。为外界事物命名每成灵感；妙喻奇譬，脱口而出，如自然从感官流露出来的东西。”（第４０页）虽寥寥数语，而恰中《诗经》情辞之肯綮。再如，郑毓瑜在其《身体的时气感与汉魏抒情诗———汉魏文学与《楚辞》、〈月令〉的关系》一文中，为了阐明自己的学术论点，即审慎地参考了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汉魏诗蕴含着“推移的悲哀”的宏通观点，小尾郊一的以秋天表现悲哀的诗歌创作模式在魏晋之际定型的深刻见解，松浦友久在其《中国诗歌原理》一书中“‘终结’为秋的时间意识”的辩证体认，等等。又如，张淑香在其《抒情自我的原型———屈原与〈离骚〉》一文中，引用了卢梭《忏悔录》中关于“人的存在有两种依赖。我们依赖自然，也依赖他人”的观点，来考察屈原内心的两大焦虑———“时”与“知”。（第２９５－２９６页）又如，蔡英俊在其《“抒情自我”的发现与情景要素的确立》一文中，引用德国诗人、汉学家邦德的观点“倘若我们同意赫伯斯的观点———一民族的抒情诗是该民族特性最真挚的表现，那么，中国的诗作给我们提供唯一的途径，使我们得以探索这一古国三千年来所展示的精神面貌”（第３１３页），来强调中国古典抒情诗的重要价值。又如吕正惠《“内敛”的生命形态与“孤绝”的生命境界———从古典诗词看传统文士的内心世界》一文，在论及“自由观”的时候，将中西方加以对照，指出同样是追求自由，西方人要求打破自然与社会的枷锁，而中国古代文士则以放弃社会实践为出路，可谓一语中的。
（三）从容严肃的研究心态与优美典雅的行文风格之有机融合
从容严肃的研究心态与优美典雅的写作风格，也是这部论文集的一大优长。行文风格，是直接呈现的；而从容严肃的研究心态，则须经仔细审视方可见出。比如，此论文集的最末一篇文章，即颜崑阳的《从反思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建构以论“诗美典”的多面相变迁与丛聚状结构》，实以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研究“唱反调”为主，但不是故意标新作对，其间确乎是充满了颜氏对于评说对象的严肃从容的观照与省思，而论文集的编选者能将这样一篇“揭短”的文章选进来，实是敬畏学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崇高学术品质之鲜明体现。再观颜氏之行文，亦相当洗练典雅。论文集中的其他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兼具上述严肃的研究心态与优美典雅的行文风格。读者开卷即可感知，此不赘述。任何学术研究路径与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局限与不足。该论文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抒情传统之探讨，也不可避免地存有一些缺陷与不足。前述颜崑阳的《从反思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建构以论“诗美典”的多面相变迁与丛聚状结构》一文，撰成时间较晚，严于自我解剖。该文指出，“在诠释效用的局限上，乃是由于过分强调‘抒情传统’的中心地位与主流性，背后自觉或不自觉预设了单一线性文学史观与孤树状美典结构的概念；而缺乏反面或相对命题的辩证，因此对中国文学美典的多面向变迁与多元性结构形成了覆盖性的遮蔽。而明显的负面影响，则是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框架之下，有些学者常不自觉地抱持一种‘不对等的而倾斜式比较’，再加上‘不对等的价值评断’，因而对于中国文学没有‘史诗’‘戏剧’‘议论诗’等产生‘缺类’的误认与匮乏焦虑感。”（第７７１页）要而言之，颜氏以为，其缺失，一在对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之某种程度的孤立片面，二在与西方比较研究时的不对等心态。笔者以为，颜氏之论可谓切中肯綮。于此，笔者另有一点具体性的补充意见。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一文，以“兴”字为主要切入点，从字源学的角度，来推断《诗经》、乃至中国抒情文学的特质，其结论固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与深刻性，但在科学性与说服力方面显然是不够充分坚实的。因为，毫无疑问，一种文学特质的形成，是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美学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由该论文集所获得的若干启示
（一）由吕正惠的《“内敛”的生命形态与“孤绝”的生命境界———从古典诗词看传统文士的内心世界》一文而来
其一，吕氏认为，统文士的“孤独感来自于生命的虚掷与浪费，来自于生命的落空所导致的自我认定的困难”；笔者进一步推论，则其“生命的落空”乃更源于中国文人在儒家思想浸润下所形成的依附性。在儒家看来，仕途为“兼济”的唯一进路，“独善”乃退而求其次之选择，因而古代大多数文人是缺乏个体精神自足性的。其二，吕氏将他本人“站在台北火车站”或“西门町的街道上”，对“拥挤的人群”中“一朵苍白而枯萎的生命之花”的当下个我之体悟，融入古典文学研究中，于笔者之心有戚戚焉。笔者愚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似乎应有四重证据：地上传世文献、地下出土文献（物）、田野考察、个我体悟。而当今古代文学研究界对于田野考察与个我体悟，特别是个我体悟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还体认不够。
（二）由郑毓瑜《从病体到个体———体气与早期抒情说》一文而来。
郑氏认为，“叹息成为人身与大气相互侵进后的一种吐露”（第１２５页）笔者进一步推论，“啸”本身也是一种抒情方式。“啸”的本义即撮口作声，类似于今天的打口哨。《说文解字》云：“啸，吹声也。”［２］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云：“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３］质而言之，“啸”不负载实际的内容，不遵守既定的格式，只是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腔心曲，而且特别适于抒发忧郁隐微之襟怀。故而，生当衰乱之世的名士们，对“啸”尤其喜爱。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啸”蔚然而成为一种影响甚大、流行甚广的文化行为与抒情方式。这一时期有很多名士（如孙登、阮籍、刘道真、谢安、王徽之、陶渊明等）都善啸，而生活于其间的著名文士成公绥便专门撰有《啸赋》。［４］
（三）由该论文集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严肃的研究心态与优美典雅的行文风格而来
其一，当此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之社会境况下，一个人意欲专心为学且有所收获，必须要在相当程度上抱有脱略名利、澄明心灵的勇气与恒心；不如此，他在学术上就难成大气象，一个社会也就难以培养出所谓的学术大家与大师。其二，人心不清净，读书自然就虚浮，思考自然就不透彻，文笔自然就不清新、不典雅。笔者以学界一小卒，对于自己为人、为学方面的怠惰虚浮，感受便十分痛彻。凡此种种，无须赘言。下面，让我们聆听一下古代贤哲关于做人、治学的深邃而敦厚的话语吧。“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５］朱熹则说：“盖此心本自如此广大，但为物欲隔塞，故其广大有亏；本自高明，但为物欲所累，故于高明有亏。”［６］统而论之，该论文集堪称一部质量上乘、极具学理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的优秀学术著作。因而，大陆古典文学研究界应该对它给予高度关注，并且认真地从中汲取学术营养。假如要把“中国抒情传统”这一学术课题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比作一位典雅清秀的中国古代美人的话，但愿海内外华人学者之同心戮力，能够化作一泓清泉，而将这位美人的风姿映照得愈来愈清晰、愈来愈鲜活。注医学论文撰写：凡本文所引《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书中的原文，均于引文之后注明页码，不另出注。
作者：贺同赏 单位：德州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