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同物质福利、社会公正、民主等概念所反映的价值观，从而实现社会思想的一致和价值取向的统一。反之，对这些概念意义理解上的实质性差异，以及在大众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巨大分歧，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在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达成价值观共识，是任何国家政治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任务对当代俄罗斯社会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俄罗斯实行自由—保守主义的国家管理模式。调查显示，这种模式常常与俄罗斯精神特有的传统、价值观和象征相矛盾。社会调查结果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人的价值取向及其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
一、大众价值观及其实现可能性
我们的调研按照制定的研究方法和原则，分析被调查者的价值判断，确定他们对“应当怎样”及“应有的事情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等问题的认识，明确被调查者对诸如“家庭”、“福利”、“健康”、“社会公正”、“民主”等价值观的理解，并且对被调查者的回答与社会关于这些价值观在现实中实现可能性的看法进行比较。
大众意识价值观结构转型的主要评价之一是俄罗斯社会基本上摆脱了过去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受极右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2009年，俄罗斯社会一致支持探索自己的(50．4%)、特殊的(48．3%)发展道路。引人关注的是，2003—2009年社会主义思想拥护者的比例下降了1/3(从19．1%降至12．4%)，60岁以上被调查者中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占27．7%。传统资本主义受欢迎的程度更低(2007年为7%，2009年为8%)，企业界人士的资本主义支持率为13．3%。
如果评价居民的总体价值取向，那么能够得出结论:社会民主派的价值观在俄罗斯社会民众意识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政治意义上讲，可以将其归结为中间派政治方向。全部被调查者中，持“中间派”意识的人约占半数(55%～60%)，“极左派”占10%～12%，“极右派”占5%～7%，社会政治边缘化的人占25%。这种分布格局大致反映了被调查者关于政党自我认同，符合俄罗斯利益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劳动、退休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领域实现社会公正最佳方案的观点。
当然，这种分布比例仅仅反映出一种趋势，而非常态化数值。此外，取决于某个社会学问题的具体情况，被调查者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40%以上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大型企业和农业用地国有化构想，但是调查综合情况表明，这种态度对近半数居民而言，与其说愿意复活原来的经济制度，不如说是反对私有化的结果。
大众意识价值观结构的另外一个重要评价是，消费社会价值观和实用主义的生活保障定式取得主导地位。这种趋势表现为终端价值(人身安全、健康、家庭和孩子、舒适的生活等)优先于工具价值(职业技能、教育程度、道德品质、民族间的宽容等)。例如，46．1%的被调查者强调物质福利的重要意义，而重视教育的人只有12.1%。大众意识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自由化、商品、服务和各类广告充斥消费市场以及其他情形决定的。
非常实际，有时甚至是原始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这是大部分居民适应危机和社会性灾难的结果。200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决定了社会问题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被调查者中，49．7%的人指出劳动收入水平下降和个人物质生活条件恶化，26．2%的人认为存在就业问题。悲观预期取代了过去几年间一直呈上升势头的乐观情绪:20.1%的人期望2010年生活会好转，25%的人则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生活条件将更糟糕。54%的商界被调查者指出，危机不仅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而且恶化了企业经营条件。
对“您如何评价自己抵御可能的经济动荡或者危机水平”问题的回答，是俄罗斯社会紧张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之一。2009年居民的心理负面状态指数高于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的同类指数，这一事实值得深刻反思。8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抗风险能力“低”，8%的人持中等评价，4%的人认为自己抗风险能力“高”。俄罗斯人自我感觉的负面发展态势，完全可能是一种恐惧积累效应，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创伤”，是社会激进变革的结果(许多人失去通常的社会保护、物质福利保障条件、人身安全的保障等，并最终丧失抵御灾难的能力)。农村居民、50～59岁无业者(就业市场的“风险群体”)中感到焦虑的人份额较高，证明了这一点。前面列举的数据与“您是否担心由于某种不成功的改革或者国家动荡使您或您家庭失去积累的财富”问题的回答互相对应。50.2%的人对此表示担心，18．5%的人表示不担心，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持自信乐观情绪的人只占抽样总体的10%多一点。价值取向排序中，社会公正具有关键性意义。对大多数被调查者而言，社会公正依旧意味着社会平等，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收入原则的不同评价(见表1)。
被调查者认为，从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相一致原则角度看，社会平等取得了重要进步。这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现实之间、人们对“应当怎样”与“如何实现”的认识之间存在差异所致。因此，在回答“您认为俄罗斯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在什么地方”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挣钱的机会不平等，2009年，50%的人持这种观点。从道德角度评价，社会公正是人们关于社会必然关系的认识。多数被调查者(70%～80%)认为，社会公正应当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平等的医疗和教育机会、保证收入与付出相一致。相同数量的被调查者指出，社会公正在国家政策方面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居民的价值观与现实之间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见表2)。之间存在联系，彼此的区别是有条件的。如果以前更看重个人的品质，包括热爱劳动(65%的被调查者持此观点)、责任感(56．5%)，那么如今排在前面的是“拥有经济资源”和“掌握权力”。尤其是在俄罗斯现实生活中，握有权力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影响力，得到社会认可，而且有机会获得物质利益。分析数据时，应当注意到，对个人成就因素持高度评价的份额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社会行为准则与重要的收入水平之间失调。每年有2/3的被调查者指出这种差距，其中包括人文和技术类高级专家。这说明劳动力尤其是高级劳动力普遍贬值。
调查资料显示，高、低年龄群体对社会公正的本质以及社会关系的不公平性认识相同。这与俄罗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国家作用的认识相吻合。国家是践行全民福祉价值观的代表和主要工具，其使命是关注公民社会权力的平等。正是由于社会现实与大多数人关于社会公正的心理认识不一致，居民最大限度地疏远了与政治阶级、商界精英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二、社会焦虑指示器
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居民长期承受心理压力。2009年，现实的和假设的威胁与挑战引发了社会的极度担忧，其中包括工业及日常生活对自然环境的污染(74．5%)、可能的恐怖活动(70.3%)、城市交通拥挤(62．9%)和可能的国家间冲突(55.8%)。但是在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方面，居首位的是民众的物质福利、医疗服务和人身安全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侵犯劳动和公民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按照居民的自我评价(多年的研究结果)，半数以上(58%)被调查者的全部家庭预算仅用于基本食品、服装和市政公用服务支出，或者生活极端贫困。
受经济动荡影响，大量人口处于半就业状态，出现强制休假、拖欠工资、在非专业岗位使用熟练工作人员等现象。劳动力价格处于极低水平。这种条件下，国家、雇主与工会之间的社会伙伴关系失去意义，大量劳动集体和组织游离于伙伴关系范围之外。在2009年进行的调查中，只有4．5%的被调查者较高评价工会在保护职工劳动和社会权利方面的作为。尽管2006—2008年犯罪受害者数量显著下降，但对居民免受犯罪侵害的保护水平低仍然是影响社会焦虑指数的主要因素之一(见表3)。普通公民高度依赖于已经形成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生活环境，甚至参加捍卫自己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行动对他们而言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不愿参加游行示威、罢工及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以促使政权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其说是民众不认同集体斗争行为，不如说是对社会漠不关心的表现。这不应被视为形成民主社会的消极因素(见表4)。然而，潜在倾向于针对侵犯社会权利和生活水平恶化进行集体抗议的居民份额实际上与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居民份额相当。这种对比关系及其他社会紧张指数表明，俄罗斯民众对实现公民社会权利的分歧较大。
三、社会对政权、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态度
当前，大部分居民对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俄联邦政府总理普京的评价非常友好，无论是单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素质的角度评价。同时，民众对联邦政府其他高官的双重态度占优势。2009年10月的调查资料显示，29．8%的被调查者对А．库德林(财政部长)、А．茹科夫(副总理)、Т．戈利科娃(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部长)、Э．纳比乌琳娜(经济发展部部长)持积极态度，20．7%的人持消极态度。受到社会公开批评的机构包括内务部(56．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信任)、法院(45．5%)、检察院(40.6%)，这些部门的不信任指数明显高于其信任指数(详见表5)。
对民主价值观的理解与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价值观的实现之间脱节，极大影响了居民对政权及其代表人物的态度。一方面，民主价值观仍然颇受欢迎，得到65%被调查者的支持;而另一方面，社会认为民主价值观的实现方式具有虚伪性。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多党制(57．4%的被调查者表示赞成)、体现公民意志的选举(59．8%的被调查者持高度评价)、国家民主的总体发展状况(65%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持积极态度，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民众对政党、选举过程、国家和市政改革的信任度不高。民主价值观的认识与实现民主的实际形式之间差距加大(见表6)。甚至在不总是相信选举的诚实性情况下，大多数公民仍然把参加选举视为自己的公民义务。然而，八成选民不认为选举是影响政权和社会事务的工具。完全可以推测，这种矛盾情况至少产生两个后果:第一，选民参加投票问题时有发生。统计资料证实，各级选举的投票率下降;第二，政党的选民基础没有反映社会结构状况。
因此，与其说是选民的政党偏好预先决定了投票结果，不如说是选民对参加选举的政治合理性的考量包括逆反情绪发挥关键作用。这种推测基于如下事实:在国家杜马拥有代表议席的政党的选民结构中，工人、人文和技术类专家、大学生等社会群体代表的份额多年来实际上没有变化。此外，社会调查显示，支持某个党派选民的社会构成差别很小。例如，根据调查资料(2009年10月)，只有9%～12%的工人、技术和人文类专家、护法机构及国家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把实现自己的经济社会利益与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等政党的政治主张等同起来。政党选民基础标准中位数的明显统计偏差仅体现在人口方面:传统上，60岁及以上被调查者中，拥护俄罗斯共产党的人占25%～30%。国家是发展民主、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重要制度。从俄罗斯公民对民主和国家的价值观角度看，大部分居民与政权疏远的情况值得警惕(见表7和表8)。2009年10月，54．2%的被调查者声称完全无法理解政权机构的行为，70．3%的人认为当政者很少关心普通百姓。这反映了民众与政权的社会心理疏远程度。
尽管国家高层领导致力于改善国家管理水平、保证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开性、消除腐败、优化法律关系和增强法律意识、强化政党在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等，但是大部分民众没有感受到多少实际变化。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业已形成的政治制度不应视为国体，而是现实法律关系的总和。在公众意识里，政治制度更多意味着行政强制政策和高官们的独断专权，而非民主(见表9)。居民对国家政体的认识混乱，这有其现实基础:国家最高法律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权和公民的基本自由，俄罗斯社会对此却视而不见。俄罗斯人的大众意识基本上摆脱了原来的意识形态禁忌，政治色彩淡化，对政治和经济自由更为宽容。但是，目前优化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激发俄罗斯社会活力的关键不在于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在于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关系实践中法律的落实。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宪法赋予人的权利和自由生而有之，不可让渡。只有11%的被调查者确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5．6%的人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2．7%的人认为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能遵守法纪。
苏联时期的官僚命令管理模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加官僚和腐败的国家管理模式。这与社会对基本法律(宪法)作用的认识相背离。过去人们极为熟悉的一种情形，即把国家官员比作官僚机器的“螺丝”，而那些围着上级转的人则是零部件上的“螺丝”。这是俄罗斯社会政治异化的重要实践之一。社会舆论认为，政治制度多半是官僚制度与官员傲慢管理的共生体。半数左右的被调查者指出，当前俄罗斯社会腐败盛行，官员跋扈，与民众打交道时存在故意违法现象。同时，与上一个十年相比较，大部分俄罗斯居民对所有国家政权机关的态度有所好转。这是在社会公正、加强法制和国家组织建设基础上实现俄罗斯社会团中国医学期刊结的潜在先决条件。国家未来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切实改善行政、政治和社会管理水平，而且也取决于理性考量民众的切身利益以及俄罗斯精神的特点。
作者：博伊科夫 单位：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