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象与方法
1.1工具1.1.1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问卷该问卷由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编制，其条目主要取自原卫生部《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3]，共计20个条目，受访者需对1~20题的描述判断其说法的正误，采用判断正确计1分，错误计0分的评分方式，总分范围为0~20分，评分越高，表明对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1.1.2精神病患者家属感知歧视量表采用Link的贬低-歧视感知量表（perceiveddevaluation-discrimi-nationscale）[4]，该量表属于自评量表，用于测量患者家属、公众等不同群体对精神障碍患者歧视的感知水平，共12个条目，其中有6个反向积分条目。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每个条目分4个等级：非常不同意计1分，不同意计2分，同意计3分，非常同意计4分。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感知的贬低歧视体验越强烈，对精神疾病的态度越负面。1.2调查方法在患者亲属探视患者期间，由调查员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作为受访对象。征得受访者知情同意后，由调查员安排其到固定、安静的场所，当场发放问卷，由受访者匿名独立作答，并当场收回；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由调查员向其逐一读出问卷条目后由其独立作答。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时由调查员逐一审核，剔出不合格问卷7份，最终合格问卷253份。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问卷条目正确回答情况和贬低-歧视感知状况进行频数、百分比的描述性统计，问卷得分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精神卫生知识及贬低-歧视感知得分的相关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及患者的一般情况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男性亲属108人（42.7%），女性亲属145人（57.3%）；年龄（39±14）岁；受教育年限（9±4）年；未婚76人（30%），已婚124人（49%），离异或丧偶53人（21%）；工人46人（18.2%），农林牧渔72人（28.5%），职员85人（33.5%），其他50人（19.8%）；居住城市168人（66.4%），农村或城乡结合部85人（33.6%）。探视男性患者176人（69.6%），女性患者77人（70.4%）。病程最长者30年，最短者1年，平均6.7年，病后有暴力行为史169例（66.8%），家族精神病阳性史52例（20.6%）。2.2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平均得分（12.53±3.58）分，在1~17题中，除“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正确回答率较低（仅为28.9%）外，其余条目的正确回答率在53.8%~98.8%之间，而在18~20题中，条目的正确回答率在1.6%~7.9%之间，平均正确率为62.66%。见表1。2.3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贬低-歧视感知状况调查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贬低-歧视感知体验强烈，条目平均得分为（2.74±0.52）分，分别有81.8%、82.6%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人不会请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看管自己的小孩、大多数年轻女性不愿意和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约会，认为大多数人相信完全康复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担任公立学校教师的受访者仅占29.6%，31.2%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单位会聘任一个完全康复的精神病患者。2.4影响患者亲属精神卫生知识及贬低-歧视感知得分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本研究分别以精神卫生知识总得分、贬低-歧视感知平均得分作为因变量，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职业、家庭居住地6个相关因素作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表3），采用逐步回归法（α入=0.05，α出=0.10）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与精神卫生知识总得分及感知歧视体验平均得分相关（P<0.05），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在城市者精神卫生知识总得分及感知歧视体验平均得分越高（表4、5）；此外，女性、工人与职员感知歧视体验平均得分较高（表5）。
3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致残率高居精神科病种之首位，可能直接与患者患病后求助延误、诊断延误、治疗延误或康复延误[5]存在密切相关；居民掌握的精神卫生知识及病耻感[6]更可能是间接导致患者出现“四个延误”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巴西、美国1年用于精神分裂症的花费分别为4.19~28.43亿元、1.92亿美元、672亿美元[7-9]，精神分裂症在任何国家都是重点防治的精神障碍性疾病。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要求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障碍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60%；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平均正确率为62.66%，表明海南省近年来开展的精神卫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可能与样本来源地区多为城市有关。在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问卷的回答中，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可预防性及世界精神卫生日、禁毒日、自杀预防日和睡眠日正确回答率很低，提示今后亟需在这些方面加强宣传工作。因在公众心目中早已形成了疯了的人是凶暴的、会伤人的固定观念，一般人们都害怕精神分裂症患者并躲避他们[10]。一项在土耳其马尼拉城郊农村有关民众对精神分裂症态度的问卷调查发现，208名受访者中，85.6%的受访者表示不会与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结婚[11-12]。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感知的歧视体验强烈，如82.6%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年轻女性不愿意和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约会。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往往连带承受严重的病耻感，大多采用遮遮掩掩的求治方式，使多数患者的预后受到不良的影响[13-15]。本研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了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精神卫生知识及感知歧视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在城市的患者亲属获得的精神卫生知识得分越高，可能跟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接触的知识信息面越广、居住在城市更容易获得精神卫生知识有关；而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居住是影响患者亲属感知歧视的显著相关因素，这可能与受教育程度高者、职员与工人拥有的身份或地位较高，居住在城市者接触的人际关系复杂，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更加看重家有精神病患者带给自己的耻辱感有关，这与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结果较一致[4，16-18]。此外，本研究也发现性别是影响患者亲属感知歧视的显著相关因素，精神分裂症患者女性亲属较男性亲属体验的病耻感强烈，这可能与女性更敏感、容易感到焦虑有关。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已将精神分裂症这一病种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但患者亲属对精神卫生知识的掌握程度仍然不容乐观，受教育程度低、居住在农村者是当前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教育的薄弱人群，且患者亲属的精神病歧视体验并未随这项服务的开展而得以减轻。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我国精神科医生仅为1.29人/10万人（美国为13.7人/10万人，欧洲为9.8人/10万人），精神科护士仅为1.99人/10万人（美国为6.5人/10万人；欧洲为24.8人/10万人）[1]。当前，应当借助我国《精神卫生法》颁布之际，积极加强精神卫生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全社会大力宣传精神卫生知识，努力降低社会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歧视。
机电期刊 江苏职称作者：张启文 黄胜 蒋陆平 吴传东 宋名扬 单位：海南省安宁医院四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