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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四年(1715)，沈德潜完成《唐诗别裁集》的编撰。康熙五十八年(1719)，沈德潜完成《古诗源》一书的编选。雍正三年(1725)，此书刻成。随后开始编选《明诗别裁集》。雍正九年(1731)，沈德潜寓居古龙庵，用一个月时间完成《说诗眸语》。把此书和《明诗别裁集》对比来看，关于明代诗人的评价两书完全一致，遣词造句也多有雷同，可以看出，《明诗别裁集》一书的主体部分在此时已经完成。雍正九年，沈德潜应浙江总督李卫之聘到杭州参与《浙江通志》的编写。雍正十年(1732)，又应织造海保之聘修撰《通鉴》，雍正十二年(1734)，《通鉴》成书，随后《明诗别裁集》一书也在此年完成。
此书的另一编撰者周准，字钦莱，后改字迂村，浙江钱塘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沈德潜与城南诗社的一些诗友游杭州西湖，与周准在灵隐寺定交，此后近五十年，两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周准不但参与了《明诗别裁集》的编撰，而且参与了《清诗别裁集》的编撰。在诗学观念上，他完全追随沈德潜。
《明诗别裁集》的编选首先是沈德潜试图构建中国诗歌史的尝试，这种行为的发生背景和《明诗综》很类似，都是在唐宋之争的大背景下如何评价明诗的地位。康熙末年，宗唐风气蔚然成风，沈德潜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唐诗别裁集》序说：“德潜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迄今几三十年，风气驳上，学者知唐为正轨矣。”① 在这种宗唐反宋的风气下，沈德潜所建立的诗歌史，弃宋元而不顾，在古诗、唐诗之后，代表诗歌发展方向的直接是明诗。《明诗别裁集》序说：
“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⑦这种观念显然是承继李攀龙和陈子龙等人。李、陈都认为，只有明诗继承了唐诗的优秀传统，所以古诗至唐至明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正途，所以李攀龙编选《古今诗删》，唐诗之后，直接是明诗，弃宋元而不顾。陈子龙编《皇明诗选》，如上文所言，也是再三强调明诗是唐诗的直接继承者。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和《古诗源)之后，又编选《明诗别裁集)，对明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认定与李攀龙《古今诗删》十分接近。
除了建构诗歌史的尝试外，《明诗别裁集》
还是对前代明诗选本的拨乱反正之作。其序说： 编明诗者，陈卧子《皇明诗选》，正德以前，殊能持择；嘉靖以下，形体徒存。尚书钱牧斋《列朝诗选》，于青邱、茶陵外，若北地、信阳、济南、娄东，概为指斥；且藏其所长，录其所短，以资排击。而于二百七十余年中，独推程孟阳一人。而孟阳之诗，纤词浮语，只堪争胜于陈仲醇诸家，此犹余丹砂而珍溲勃，贵筝琶而贱清琴，不必大匠国工，始知其诬妄也。国朝朱太史竹坨《明诗综》，所收三千四百余家，泯门户之见，存是非之公，比之牧斋，用心判别。然备一代之掌故，匪示六义之指归，良栝正闰杂出错陈，学者将问道以亲风雅，其何道之由?0沈德潜看来，《皇明诗选》和《列朝诗集》都有门户之见，而《明诗综》，虽欲矫门户之弊，但由于篇幅太大，览之不易，再加上有擅改之失④，三者都未能反映明诗创作的概貌。所以沈德潜希望编选《明诗别裁集》，使后人能够总揽明诗优秀之作。从上文对有关选本的分析来看，沈德潜论《列朝诗集》和《明诗综》比较合乎实际。0 至于《皇明诗选》，沈德潜认为陈子龙对嘉靖以后的诗选择不当。按嘉靖之后是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和崇祯五朝，主要诗派有后七子、公安派和竞陵派，此外还有徐渭、汤显祖、沈明臣、李流芳、高攀龙、程嘉燧等许许多多派别之外成就较显着的诗人，《皇明诗选》对这些诗人较少注意，这正是沈德潜对《皇明诗选》批评的原因。此外，沈德潜序中所说《皇明诗选》“正德以前，殊能持择”，但从两书实际选诗情况来看，可以发现陈子龙对明初越派、吴派和闽派都不是特别重视，① 实际情况并不像沈德潜所说的“殊能持择”，这些不足在《明诗别裁集》中都得以纠正。
从批评方式上，《明诗别裁集》避免了《皇明诗选》和《列朝诗集》偏执于复古或革新的弊端，他说：“夫诗道之坏，在性情境地之不同而务期乎苟同。前明中叶，李献吉、何大复以筚古倡率，天下靡然从风，家北地而户信阳。
当时咎学李、何者，并李、何而咎之。后济南、娄东绍述李何，天下皆王、李也。公安、竟陵掊击王、李，天下皆二袁、钟、谭也。”0 在沈德潜看来，诗学中复古和革新是一个整体，应当兼收并存，否则就易落入矫枉过正的批评范式之中，很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在《明诗别裁集》中，沈德潜就比较重视立论的中允。从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来看，既有七子派的何景明(49首)、李梦阳(47首)、王世贞(4o首)、李攀龙(35首)、谢榛(26首)、徐祯卿(23首)、陈子龙(19首)，还有非七子的高启(21首)、刘基(20首)、徐燧(15首)、顾绛(16首)和杨慎(15首)，此外对主情派的徐渭、汤显祖、李流芳、程嘉燧等人都能兼顾，这就避免了陈子龙等人的狭隘门户之见。
从诗人的评语来看，沈德潜比较明确地对钱谦益的观点加以批驳。评李梦阳说：“空同五言古宗法陈思、康乐，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邈焉寡俦。而钱受之诋其模拟标贼，等于婴儿学语，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吾不知其为何心也!”评李攀龙说：“历下诗，元美诸家推奖过盛，而受之掊击，灌呼叫呶，几至身无完肤，皆党同伐私之见也。分而观之，古乐府及五言古体，临摹太过，痕迹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绝句，高华矜贵，脱弃凡庸。去短取长，不存意见，历下之真面目出矣。”回但从具体的选诗情况来看，沈德潜许多方面对《列朝诗集》多有吸收。首先，沈德潜对明初诗人也很重视，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诗人和刘基为代表的越派诗人都受到了沈德潜较高的评价，这一点和钱谦益的立场是相同的。其次，在选择七子派的诗作时，沈德潜对七子模拟习气很浓的古乐府选择严谨。七子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古乐府之作，《皇明诗选》就专列乐府一卷，但这类诗也是后人讥讽的对象。沈德潜在选诗时就较少选这类诗，而且入选的《士兵行》、《豆荃行》、《去妇词》、《朝饮马送陈子出塞》和《胡马来再赠陈子》这类诗都与时事结合密切，言之有物，较好地体现了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决非摹拟之作。反观《列朝诗集》，在选李梦阳时入选有《子夜四时歌》、《杨白花》、《相和歌》和《春曲》这类有明显摹拟痕迹的乐府作品，并没有体现出七子学古的成就。
从以上评论可以看出，《列朝诗集》标志着对七子的评价达到了低谷，此后渐渐呈上升趋势，而这种转变又与钱谦益、朱彝尊和沈德潜对诗歌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密不可分。
在清初文人的思想中，“文学代变”是一种普遍的认识。钱谦益多次声称本朝自有本朝之诗，讥讽七子派为“俗学谬种”，“不过一赝”。
他这种从公安派吸收来的观念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顾炎武、黄宗羲、叶燮、冯班等人都认为文学盛衰相继是必然现象，这对七子派的复古观念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争论渐趋冷静之后，任何一位诗人在写作时不可避免要面临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变而不失其正”又渐渐成为诗坛一种主流的声音。正如朱彝尊在《明诗综》所讽刺的袁宏道《西湖》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完全是一种滑稽之言，不算为诗。①任何诗歌创作都不能脱离其审美传统，离开了这种传统也就不称为诗。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诗歌无论如何新变，其有常之体应当保持。所谓有常之体，即每种文体的形式体制和审美传统风格。七子派的格调论的基石是辨体，理论核心是研究每种诗体的和形式体制和审美风格，并指出传统中能体现出这种审美风格的作家，以此作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是七子诗学的合理内核，但七子末流常常泥古而不知新变，故受到后人讥讽。尽管公安派、钱谦益等人如何否定七子，如何强调新变，但诗歌理论发展的结果最终仍会渐渐向七子靠拢．因为任何新文学的发展都无法完全脱离传统。朱彝尊论诗时已经走上了辨体的七子派思路，到了沈德潜，已经明确地立足于七子派的格调理论，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在清初文人的思想中．性情也是一个常常谈论的范畴。“诗者，吟咏情性也”，已成为当时的共识。明清文人都比较认同诗歌抒发性情这种观念，“七子派”的缺陷主要是过于追求格调合乎古人而有时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情受到扭曲，这在七子派的古体诗，尤其是乐府诗中表现最明显，所以后人批评七子派的诗作流于虚假。在《列朝诗集》、《明诗综》和《明诗别裁集》中，对七子派的作品大多选择近体诗作而少选古体，在古体中又极少选乐府体，至于那些摹拟之作、应和之作和故作道学体面之诗都基本不选，表现出一定的共性，正是因为七子派的古体诗作过于追求从形式上合乎传统，以至于失掉了自己的真性情。沈德潜虽然是立足于七子派的立场，但他已经认识到了七子的这个缺陷，所以在选诗时就不像《皇明诗选》那样收录了那么多古体诗，这显然是吸收了钱、朱两家诗论的合理成份，立足于格调但又重视性情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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