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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出现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理论中的矛盾和问题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间所暴露出的问题再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焦点。英国当代着名的社会学大师、英国新工党的思想领袖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价值更加凸显出来。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是区别于传统“左”、“右”两种道路的意识形态而提出的。左派强调国家作用，相对则忽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右派强调市场作用，相对限制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们都无法应对福利国家危机。在此基础上，超越了左、右道路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迎接挑战，树立信心，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基础上，并借鉴新自由主义一些做法，提出的一套提高竞争力和就业能力，限制和削减消极与不稳定因素的政治体系。吉登斯的社会保障建设学说，不但对解决当下的欧债危机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我国现在的老年社会保障建设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一、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1．权责明晰、张弛有度。吉登斯认为，西方很多国家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思想渗透了消极的福利思想，造成人们从心理到现实的一种依赖。人们习以为常地把社会提供的福利看作是想当然，无疑降低了自己在社会角色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尤其对待老年人的整套社会福利主张，从硬性划定退休年龄到“剥夺”其劳动权利，不是把老年人看作资源，而是当成社会负担。这不仅伤害到老人的自尊，还增加了国家的社会负担。所以根本着眼点应该为民众多提供就业培训和渠道，同时对于老年人采取弹性退休制度，适度退后其退休年龄，让老年人既是社会福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明确“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正确主张。
2．迎接风险，建立“积极福利”。传统的福利制度建立的一整套抵御风险的保障是为了解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危机，却不知无意中树立了“新风险”。当社会发展趋缓，失业数目膨胀，国家再去支付这份强大的“保单”时，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吉登斯认为，接受风险，是人们抵御风险的最好方式，面对风险，人们不应气馁，而应该迎难而上，知难而进，以积极的态度尽量创造丰富的社会资源，应该把看似社会的负担实行积极地转化，如不能把老年人单纯地看作社会负担，应当成一种资源来看待。这无疑是利人利己的最有效的抵御“风险”的“积极福利”方式。
3．构建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结构多元的运行机制。吉登斯认为，在国家中，如果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就会导致民主失调、官僚主义萌发及阻碍效率发展等问题；而如果国家权力受限，又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如果过于依赖市场，同样会产生社会问题，容易导致公共生活的失败；如果市场活力受限，又会影响经济超前发展。同理，如果市民社会过于强大，民主和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市民社会过于脆弱，民主和经济发展也会遭遇风险。
所以，有效地架构国家、市场及市民社会的关系，将会增强福利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以解决福利国家中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不协调的关系问题。
二、我国老年福利现状1．“未富先老”。老年福利保障需求增大。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l0％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7％，那么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截至2000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达到全国人口总数的7％，这标志着我国已跻身于老年型人口国家行列。从上个世纪50年代——二战后的“生育大潮”到现今这部分人将逐渐步人退休年龄，中国即将迎来“退休大潮”。从具体经济指标来看，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我国在人均还不足1000美元的1999年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未老先富”使我国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系列挑战。
2．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亟待改革。传统养老主要由家庭子女承担，尤其在广大农村至今大部分仍沿用这种模式。但现在的家庭模式，由于计划生育等相关国策，均显示出小型化特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3．1人。家庭小型化使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弱化，加之子女由于经济条件、道德水平和工作地点等方面原因，现在开始疏离对老人的照顾和抚养。但老年人需要受到赡养和照顾的需求并未减少，反而处于不断攀升趋势，这些问题亟待社会和国家解决。
3．养老保障的城乡、区域差异明显。现在农村与城市的养老保障差距明显。在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农村家庭普遍趋于小型化之后，本来医疗、养老就比较弱化的广大农村，与许多城市差距更加明显。另外数据显示，城市中老龄化地区差距明显，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如京、沪、粤地区老龄化程度最为凸出；而滇、藏、宁则程度相对轻些。
三、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对我国养老保障的启示
1．梯度选择性地推迟老年人退休年龄。一方面，201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5岁，比2O年前增加了4岁，但我国的退休年龄并未延长，这势必会延长和加重政府的支付压力。根据吉登斯的树立积极的个人责任思想，应该尽量避免国家完全包办且存在“风险”的养老保障制度；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仍旧存在就业岗位有限，亟待拓展的难题，马上延长退休年龄无疑又会给就业岗位的增加带来隐忧。面对202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后将出现首次下降的实际，笔者建议采取过渡性延长退休制：即针对某些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如专家、教授等，根据其健康状况，本着双方自愿原则，在本人达退休年龄后，可适度有选择地申请推迟5—1O年退休。这既为今后全面全方位延长退休年龄提供良好范式，又可部分缓解政府由于“退休潮”而引发的经济负担。
2．构建多重主体、多个维度共同负担的养老保障体系。传统的养老保障体系一般由个人、企业、国家三方共同承担，但就现今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国家投资建设的项目还很多，单一的方式必将加大企业和国家的负担。根据吉登斯建立“积极的”社会保障建设理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市场主体、社会捐赠、公益基金(如福利彩票等方式)筹集养老保障金，扩大分担社会养老保障金的渠道；另外，可以拓展个人储蓄养老或降低购买养老保险资金的门槛等方式，来扩展农村养老保障金的覆盖面，力争做到即使在偏远农村的老年人也能老有所依。
3．大力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传统的社区养老机构多依赖于政府、国家投资兴办，不但在种类上受到局限，连提供的相关设施条件也非常有限。根据吉登斯市场参与社会运行的思想，在兴办社区服务方面，可以大胆引入市场机制，采取招标等多种方式，建立多种类型的养老保障机构，以此满足老龄人口的医疗、饮食、抚养等高层次、全方位多种需求。此外，应深入挖掘高校大学生、社会青年志愿者及宗教人员，考虑他们善良的品质，采取平等自愿的原则，组织建立长效、稳定的照顾老年服务制度，提高社会对老年弱势群体的重视程度，让老年人度过安详幸福的晚年。
本文节选自《重庆社会科学》的社科论文，感谢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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