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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节选自《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初探，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一、关于《周礼》军事问题的创获《周礼》中的军事问题涉及到诸多职官，经文叙述十分简略，相关职官之间职能交叉，很不容易辨别。《大司徒》所划分的民众组织单位为“比法”，一乡包含12 500家。《小司徒》的民众组织单位为“伍法”，一军有12 500人。可见《大司徒》的“比法”和《小司徒》的“伍法”所指重合。《小司徒》又说“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据此，六乡可以动员的军事力量可达75 000人。同时，在六乡之外的六遂、和甸稍县都依然有同样的组织单位，那么，天子可掌控的军事力量将十分庞大，如何使用这些军事力量，这些军事力量的具体配置如何，如何训练，如何调遣，江永对这一套亦兵亦民的军事体系作了系统性描述。
关于基层军事组织，江永从车战角度进行考察，以为“卒”是兵车与步兵协同作战的基本单位，从民事组织角度划分的“族”在军事组织中成为“卒”：
伍法起于五人，而车法起于百人之卒。盖兵车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车一乘，二十五人，共百人。四两为卒，是以一两之人将重车，分之为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也。以三两之人为士徒，一甲士主射，帅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帅二十四人；一甲士为右，帅二十四人也 ～。
其中兵车一乘是战斗车；重车一车是保障车。这样，一百人的“卒”，每个人的职责分工都有了比较明确的描述。这些人来自同一个行政组织“族”，因而人人声相习，性相同，作战协同能力强。关于士兵的选拔和军队的调遣，江永总结出畿内用兵原则有两个：一是更休原则，二是就近原则。而且有战事往往征兵于诸侯，王朝只派元戎十乘先启行：
《小司徒》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亦言其联络卒伍之法当如此，果有军旅，或调远，或调近，必有更休之法，当不令远地独逸，近地独劳。上地、中地、下地家家虽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当不令下地家五人亦与上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为兵也。管仲之法则是家出一人为兵，盖是时兵、农已分居士乡，而受田者征其人而不征其税，居野鄙而受田者征其税而不征其人，岂亦仿成周六乡出六军之制而变通之耶?天子六军取之六乡，而六遂与甸、稍、县、都亦有兵，所以防守禾在六军之中，即天子六军亦所以备制。若有征伐，犹征兵于诸侯，王朝将帅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不尽用六军也l4J5。
关于军队的训练，江永以为即《夏官》中的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对于军队以上四次训练的细节，江永也有思考，以为也是有所选拔，轮番教习，非同时尽起：“大阅”经文虽详， 亦多可疑，不分班习战则车徒甚众，四表之地无多，纵列太狭，横列太阔。若分班则经文又未言。窃意四时之田并分番教阅，一田不必遍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岁供四役，否则，宁无妨农乎?
综合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相关各条，可以看出江永对于《周礼》所规定的军事体系及其运作方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比较接近《周礼》设计的真相，推进了这个问题的研究。
二、关于(《周礼》赋税研究的创获《周礼》一书中，土地、人民、职官三大系统错综复杂。其中赋税关系～直疑问重重。《冢宰》职文说有“以九职任万民”，而《大司徒》还有“十又二职”，此为生产活动，有生产则有财富，赋税问题随之产生。《冢宰》职文说：“以九赋敛财贿，一日邦中之赋，二日四郊之赋，三日邦甸之赋，四日家削之赋，五日邦县之赋，六日邦都之赋，七日关市之赋，八日山泽之赋，九日币余之赋。”这是一条总纲，至于如何征收，征收什么，在关联职官的职文中表述各不相同，之间颇有差异，因而引来无数纠纷。《周礼疑义举要》在这方面有独到见解。江永发现《冢宰》“九职”、《闾师》“八贡”、《大司徒》“十又二职”之间的关联：“九职任万民”，皆任之以生财。《大学》所谓“生之者众”也。九职外有学士习道艺，巫医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财，故不在九职之数，而《大司徒》并之为十有二，天下之民尽此矣。“九职生财”即《闾师》之“八贡”与无职者之“夫布”，然亦稍有不同：“九职”合虞、衡为一而有臣妾聚敛疏材，《闾师》无疏材之贡，而分虞、衡为二，亦得九，《大府》所谓“九功”者也。
十二职中，九职属于生产性职能，余三职属于服务性职能，因此只向九职征收赋税。但是《闾师》只有“八贡”，江永解释说：“九职”中惟臣妾不责其贡疏材，悯其为人奴婢也，委人之薪刍、疏材、木材，《掌荼》之疏材自是取之于虞衡及山泽之农，“九职”除臣妾，析虞衡为二，仍是九，故《大府》言“九功之人”。
由于人力徭役、实物和货币赋贡同时存在，这些“赋”是如何分担在六乡、六野等行政区的?《载师》职文有所规定，不过“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的说法学者多有怀疑，江永以为是远近均平之法，对于各种怀疑作了果断的否定：
《国语》载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是田赋有远近取平之法。《禹贡》句服五百里，近者贡粗而且服，远者贡精而不服，是虞夏砥远迩之法也。《载师》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是《周官》砥远迩之法也。取民固不过十一，然力役先取诸近，近者多而远者少，其势不得不然，益远民之赋以补近民之力政，乃均平。
实物和徭役之外的诸“布”征收也比较复杂，前人多有阐释未当者。江永对《廛人》职文所涉及的欲布、总布、廛布作了明确的解释：《廛人》有欲布、总布、廛布。欲布者，市之屋税，总布者，货贿之正税。廛布者，市之地税也。
古者建国，王立朝，后立市，国中大小之肆皆是公家之财，所成，故有屋税。廛者，市中空地，未有肆停货物于此，则有地税，二者皆非商贾之正赋。
《闾师》云任商以市事，贡货贿总布，正是货贿之税。货有贵贱，贿有重轻，举其总数以计布，故谓之总布，三布中总布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肆长随时敛之，以归廛人，而廛人以入泉府也。司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此征廛是二事。征者，货贿之税也，廛者，货贿停阁邸舍之税也。若不停阁，则无廛布矣，不得以征廛为一税，遂当关上货贿之征也。
同时对于郑玄关于“质布”的误解作了澄清：质布，后郑谓质人所罚犯质剂者之泉。王氏谓质人罚度量犯禁者之布，皆非。是罚则当入罚布，何为别名质布?愚谓此则偿质剂之布也。古未有纸，大券、小券当以帛为之，交易以给买者，而卖者亦藏其半。质剂盖官作之，其上当有玺印，是以量取买卖之泉以偿其费，犹后世契纸有钱也。E。]p2大体上说，先郑、后郑留下的关于《周礼》赋税问题的疏漏，在《周礼疑义举要》中得到了弥补，江永以上见解大多数被孙诒让收入《周礼正义》中。
三、关于《周礼》礼典研究的创获周礼·春官》中的十二礼典属于国家级的重大礼仪规定。不过《周礼》不是礼典专着，十二典礼也只是一个大纲，没有细目介绍，更不用说仪注描述了。寻找失传的“天子礼典”是历代学者的梦想，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在天子礼典探索方面也颇有收获。例如他对迎宾之法、九献之礼仪注的探讨显示了深厚的礼学功底，见解独到。这里仅以“迎宾之法”为例。
江永认为朝觐之礼应当有迎宾之法，今本《觐礼》不具，当有一篇《朝礼》遗失了。由于《朝礼》对迎宾之法介绍比较细致，《觐礼》也就不必要再介绍了。他依据《大行人》、《掌次》、《掌讶》等职文，对“迎宾之法”作了推测：
愚谓朝觐之礼虽异寻常主宾，然侯氏之入王门也岂其无摈介传命、忽然而至于庙门哉!《大行人》云：“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则当将币之先，库门之外，宜其有朝位，有摈介。《天官·掌次》“朝觐会同则张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宫待事之处。”然则朝觐当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庙门外。《觐礼》所谓“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是也。
《觐礼》言旅见则分，同姓西面，异姓东面。若其特朝，则次当张之门外，西方而东面以为止居待事之处。《掌讶》云：“及将币为前驱，至于朝，诏其位，入复。”此朝与位正《大行人》所谓“朝位窟主之间几十步，立当车下某处”者也。《掌讶》既诏侯氏位当于此，于是入白王，言侯氏已至朝，如掌讶不能径至王所，亦必有摈者传达之，自入复至行礼为时久，则侯氏宜于大次止居以待，于是王乃桑金路出路门、应门、雉门而入庙以待侯氏之至，节次固当如此。王既入庙，负黼依大门外，乃陈摈介而传辞。侯氏出次，立当其位。他时窟主之礼，摈者出请事而宾对，此时传辞当自侯氏始。盖天子至尊，当不请事。且前此已云“某日伯父帅乃初事”矣，岂至此复请所为来事哉!惟侯氏自道其来王之意，介传之，摈摈达之天子耳，王之摈则大行人、小行人、啬夫是也。其摈当交摈介，与摈皆递传，故经文于大国之孤特云“不交摈”，明诸侯当交摈也。
虽交摈而无三辞，侯氏一请，天子即有许入之辞，如《觐礼》“伯父其入”之云，亦递传之，于是侯氏入大门而右摈介随之，东行至庙门外，入于小次以待事，复陈摈介侯氏出次，执圭，介复迭传命，道其将入奉贽之意，于是啬夫承命，告天子，天子又有许入之辞，乃入门右，坐奠圭如《觐礼》之仪。
以上依据文献推演出来的“迎宾仪式”虽属于虚拟，但均为从已知出发，向未知推导，立论基础雄厚，此说为后世礼经学家们所重视四、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的研究方法《周礼》一书难读，一在于它的叙述方式，二在于古今知识体系的变化。江永穷毕生精力于《周礼》之中，体会撰作者的用心，探索其中的知识奥秘。
(一)揭示《周礼》叙事方法《周礼》一书内容丰富，职官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为了避免叙述的生硬重复，在写作过程中往往采取变化多端的多种叙述方式，但此种写法却给后人阅读该文献造成极大困难。江永细心体会，将作者的叙述布局的用心一一揭示出来。例如《太宰》“八柄”在《太史》职文中变成“八枋”，次序上不一致，说法也微有差异，是不是撰作者的失误?江永以为它们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叙述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内史》八枋即《大宰》之八柄，爵禄以后，其序各异，言之有不同耳。大宰诏王有宽大之意，故先予置生而后夺废诛；内史诏王有严肃之意，故废先于置，杀先于生，而且以杀易诛也，予夺则仍如故，有予而后有夺也。凡赐予皆为予圭瓒、车马、旌旗、衣服弓矢、铖钺、虎贲，皆予之大者。幸与福一例，得予则为幸，得生则为福，生谓以“八议”生之。《内史》言杀，此言诛以驭过，轻重各举一隅也。“八统”六日“尊贵”，郑引《孟子》“三达尊”及《祭义》证之，则贵中兼有爵、齿、德。“达吏”与“使能”异：能者因其有才而任之；达吏者察其勤劳而进之。江永总结出《周礼》一书的叙述方法有相对叠言法、详略互见法、互为表里发、互文见义法、属辞法等，提示读者不要因为这些求变的写作方法而产生歧想，以下略举数例。
相对叠言法：“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九赋主地，九功主人，其实田野之财用皆出于民职，此相对叠言之耳，非有二项之财用也。”l5J9详略互见法：“含玉，两官并共，岂玉府共之于典瑞，而典瑞乃共之以含与?然典瑞又有饭玉，宜亦玉府先共，而此不言，盖详略互见也。” 属辞法：“五布之次序先列肆，次货贿，次质剂，次罚布，而后及廛。廛亦地税，不序于欲布之后者，总、质、罚皆肆中之物事，廛在肆外，故序之在后，属辞之体宜尔也。互为表里法：“《遂人》之所谓‘野’实兼都鄙，《大司徒》言都鄙授田之制与此经相表里。《大司徒》言其略，此言其详，非有二法也。六乡田制亦视此矣。”。互文见义法：“《泽虞》贾疏云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国，独泽虞言国者，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互见为义。此说是也。凡山林、川泽皆国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种薮草木，长养鱼鳖，即‘九职’中虞衡之民，是谓之守而官为之禁，令当取物之时各入其物以为地职之贡，《阊师》所谓‘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者也。入贡之余即是民所自有，犹必令其取物有时，取之有节。
若官自取物不在禁限，此二虞、二衡之通法也。江永虽不热心于文学创作，由于长期担任私塾教师，在传授儒学知识之外，还教学子撰写“时文”，他自己就编有《四书典林》，深通“文章作法”。他将文学研究用之于经学，属于经学研究的“据文法探经义”的方法，此法多为皖派经学所继承。
(二)利用民风民俗研究《周礼》难能可贵的是，江永还用实证法证明《周礼》相关说法。《天官》篇中有“四饮之医”，其内容颇令人怀疑，江永说：四饮之医，后郑引《内则》，以酏为醴释之。《内则》注云：“酿粥为醴。”初疑粥如何可酿，访问今时北方造黄酒之法，先变黄米为粥，乃入曲蘖，酿之成酒，正与郑注合。此惟黄米可酿粥，而秫稻则否，黄米盖即古之黄粱。江永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民间黄米粥造酒法，证明郑玄的解释可靠。不过郑玄关于手工业工艺和农业种植技术方面的解释也有不少错误。《地官》
中有草人粪种之说，先郑以为用牛角浸泡种子，郑玄以为煮汁浸泡种子。江永利用农业种植知识否定了先、后郑说：《草人》“种”字皆当读去声。凡粪种谓粪其地以种禾也，后郑谓凡所以粪种者，皆谓煮取汁，先郑谓用牛则以牛角汁渍其种。王氏谓用麻实持汁渍其种，是读种为上声，恐皆是臆说。凡粪当施之土，如用兽则以骨灰洒诸田，用麻子则用搏过麻油之渣布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渍其种，如何能使其土化恶为关，此物理之易明者，因读“种”字误，遂为曲说。今人粪田未见有煮汁渍种者，后人说经好破先儒，此当疑而不疑，何也?
江永不嫌稼穑之卑，利用农业生产和手工工艺知识论证古经，在文献、文字训诂之外，又辟一条解经之路，开皖派经学注重“实学”的风尚。
(三)吸收西方知识传统知识分子难以摆脱“中华中心论”，即使博学如梅文鼎、钱大昕，都主张西学起源于中土。江永与此不同，明确主张西学有自己的传统，并且以积极的态度吸收西方学说。《周礼·保章氏》涉及到瓜地天文学知识，江永说：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春秋》内、外传而下至历朝史志及诸家论分野之言详矣，以《职方》、《外纪》考之，大地如球，周九万里，分为五大州，幅员甚广，岂止中土之九州岛哉!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有君长臣民，则心与普天星宿相关，灾祥祸福随地有之，岂止中土九州，岛分十二次之星而徼外遐方即无预于天星哉。
此处虽没有完全摆脱占星术思想，但吸收西学的营养还是明显的。
(四)合理推测《周礼》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加以证明的。有些问题不得不通过现有知识推知未知，例如：民无职事而责其出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立法太重，势必难行，不行而法弛。先王当不为此，自是后儒解者失之耳。考诸经，凡言“夫家”者，犹云男女无妻者为夫，有妻者为家，此言出夫家之征，谓其人若未受室，或丧其妻，则出一夫力役之征，已有家则并出嫔妇布帛之贡也。
江永认为家庭有“单亲”，有“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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