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会道门，泛指带有宗教异端和封建忠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它们大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意识形态和社会构成十分庞杂，在社会底层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纵观历史，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们会与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发生联系，其政治属性和社会影响很难一言以蔽之。
到1949年前后，全国约有会道门300余种，组织成员有1300万余人，各级首领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其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一贯道”。这些会道门大多受到国民党势力的渗透，被特务分子控制和利用，成为解放后与中共新政权对抗的一股重要的反动力量。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先期解放的东北、华北等地的人民政权便严令取缔反动会道门。但这种局部的区域性的打击举措，未能彻底摧毁这股反动势力。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将会道门列为“镇反”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为“镇反”运动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同时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1951年10月～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南京地区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南京地区的反动会道门，也以“一贯道”为主。“一贯道”起源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意，宣称自己为天地万物之源，信奉自三皇五帝以至孔颜曾孟一脉的道统。但它又是一个多神教的综合，将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老子都视作自己的教主。包括三国人物关公，都是“一贯道”的神。“一贯道”没有自己的经典，佛、道、儒、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典就是他们的经典。“一贯道”最初只是在广东、山东两省传道。起初还只是一个杂糅了各家学派的独立的宗教团体。1925年张天然接替道首职务后，该道迅速在北方各省传播开来。并开始在政治上谋取自己的利益。抗日战争一开始，“一贯道”便为虎作伥，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在日汪政权的扶持下，该道曾在南京地区建道坛数百处，利用南京部分市民对大屠杀的恐惧以及“求生”的本能心理，骗取他们的信任，吸引他们入道。一时间，该道号称麾下有道徒10万人，成为该地区最大的会道门组织。抗战后期，大道首张天然又派亲信何间文前去重庆“开荒布道”，拉拢了于右任、居正、戴季陶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并与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建立了联系。日本投降以后，“一贯道”改头换面，转而依附国民党政权，以“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南京解放后，“一贯道”以张英誉为首领的师兄派以及以孙率贞为首领的师母派（1947年张天然死后，一贯道分裂为“师兄派”与“师母派”。前者以张天然大老婆刘素贞及其子张英誉为首，后者以张天然小老婆孙率贞为首），仍有一些反动道首继续在当地秘密发展组织，他们与香港和台湾的组织秘密勾结、负隅顽抗。有资料显示，解放初期“一贯道”在南京仍有总坛6处、分坛21处、道坛162处，“点传师”、“坛主”和“三才”994名，道徒1万人以上。这些反动道首和骨干分子这时大多转入地下，继续与新政权为敌。他们暗中发展组织，不断传播反动谣言，破坏抗美援朝运动。此外，他们还借“扶乩”、“考色”、“借窍”、“治病”等鬼话愚弄群众，诈骗钱财，奸淫妇女，害得不少人家破人亡，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后，南京市对恶霸、惯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均予以了沉重打击，但未触及反动会道门。1951年11月下旬，南京市委制定了关于第二阶段“镇反”工作计划，明确指出“大张旗鼓的取缔一贯道，为第二阶段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中心”，并指出“运动开始以前，应先捕一批罪恶昭彰的反动首领”。1952年1月23日，南京市委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南京市第二阶段镇压反革命工作计划”的指示》，再次强调第二阶段“镇反”工作要以取缔“一贯道”为中心，结合社会上的“三反”运动及其他运动，达到彻底肃清血债分子、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目的。该《指示》还规定了取缔“一贯道”的具体步骤：一、在春节后以1周时间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完毕随即公布取缔“一贯道”；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参观华东公安工作巡回展览团的展览会，并在群众中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三、抓一批“坛主”以上的“一贯道”首恶分子，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四、各区抓紧时机召开群众性的公审会、审判会，发动群众控诉“一贯道”的罪行，各方面立即展开宣传，在社会上掀起一个广泛的控诉、检举、退道、退道费运动。
根据南京市委的指示，1952年2月3日，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宣布取缔“一贯道”。当日凌晨，全市逮捕了212名罪恶重大的道首（其中“点传师”123人，“坛主”70人），同时还查封了一大批道产、道具。这些被逮捕的道首中，既有勾结特务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如道首中的首恶分子郭子通，在1934年就参加“复兴社”，1947年又参加中统特务组织，长期与中共为敌；也有作恶多端、危害人民的犯罪分子——如东郊苜蓿园“点传师”吴志松，倚仗道中势力以“了仙缘”、“考色”为名奸淫妇女10余人。再如常以香灰、冷水妄称“仙丹”、“仙水”治病的北郊象坊村高徐氏，自称“仙姑”来替人看病，先后害死人命7条。
经过1952年春节期间的严厉打击之后，残留在南京的反动道首一度蛰伏不出。但时隔不久，他们便以为风头已过，散而复聚，并串通外地流窜来宁的道首继续与新政权为敌。如南京的“一贯道”“点传师”张遂弟，于1952年9月携带孙率贞从香港寄来的所谓“六项道务指示”专程赶赴开封、郑州等地传达。在此期间，其他曾遭受打击的反动会道门也伺机行动，甚至潜回南京郊区发展武装匪特组织。还有的会道门道首重新开坛装神弄鬼，散布谣言：共产党只有两年江山，在坛内念48天经，能把共产党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