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佛教进入改革发展阶段，社会影响力也波及到其他各种宗教。挪威传教士艾香德来到中国后，受佛教影响，积极学习佛经，深入寺庙与佛教徒进行交流，参访南京支那内学院，撰写了有关中国佛教的著作，并依照佛教寺院制度，先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景风山基督教丛林，后又在香港建立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艾香德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倡导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当时虽然没有得到人们特别重视，甚至还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被越来越多的宗教团体所认同与接受，已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重新回视艾香德所倡导的宗教对话就显得更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宗教对话 宗教联合 基督教 佛教 艾香德牧师
作者：孙亦平，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国时期，挪威传教士艾香德牧师(Karl Ludvig Reichelt，1877～1952)是一位深受佛教影响的人物。他来到中国后，积极学习佛经，深入寺庙与佛教徒进行交流，参访南京支那内学院，撰写了有关中国佛教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他依照佛教寺院制度，先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景风山基督教丛林，后又在香港建立起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本文通过分析艾香德牧师对佛教的态度、对佛学的研究、对佛教寺院制度的借鉴等，探讨艾香德所倡导的宗教对话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果，以为今天的宗教对话提供一种借鉴与参考。
一
1903年，艾香德受挪威外邦传教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同年12月，他在湖南宁乡从事教育和基督教教会工作时，接触到中国佛教，深受吸引。1905年，他与未婚妻葛海丝小姐在庐山牯岭结婚后，又返回湖南宁乡工作。1910年，宁乡的教堂被战火毁坏，他于次年回国述职。艾香德初次来华的这段时间正值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局面。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不少僧侣也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这场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民国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对佛教僧侣这股特殊的革命力量十分重视，他高度赞赏慷慨资助革命的宗仰上人(1861～1921)，常与之共商革命大计。民国八年(1919)，孙中山还专门拨银币一万元用以修缮当时宗仰主持的南京栖霞寺。1912年，佛教居士李政纲等发起成立佛教会，曾向政府申请立案，孙中山专门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复信佛教会，对佛教界“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的宗旨给予肯定，并阐述了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对民国时期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866年，杨文会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1922年，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立支那内学院。南京成为民国时期佛教兴盛的地区。当时“佛教在中国的趋势，庙宇式的迷信，果然渐渐地消沉，而居士派的研究，却一天膨胀一天，试观今日的知识阶层，十九都表示对于佛学的欢迎。”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也受佛教的影响，逐渐意识到“不研究佛学，不足以传道”，其中就包括艾香德。
艾香德传教的湖南宁乡县西二百里有一座大沩山。山上自唐代以来就建有众多的佛教寺院，有密印、同庆、应禅三大寺院，及裴休庵、香严庵、石狮庵、齐己庵等数十所小庙，其中座落在风景秀美的大沩山毗卢峰下的密印寺就是沩仰宗的祖庭。后来大沩山上主要传播着南岳系化出的另一个宗派——临济宗。艾香德在访问大沩山时，山上寺庙中主要属于临济禅。他曾想向寺中僧侣传播基督教福音，但却遭到了僧侣们的冷淡与拒绝。这使艾香德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僧侣们对基督教福音毫无兴趣?佛教凭借着什么教义能够在中国流行千年?
据艾香德后来回忆，他在临行前一天夜晚上，心情沉重地在山中静坐，突然“我犹如听见上帝的声音，他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说话方式降临到我：‘上帝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上帝从不容让自己不被见证。’在传教士来到中国久远之前，上帝已经在中国。那些你所找到的真理的微光和不同的联系点，它已放置在那里。”艾香德认为，这是上帝要他向佛教徒传教的独特呼召，成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并致力于向佛教徒传教的精神动力。从此，艾香德对中国佛教及其它宗教始终抱有一种学习、研究的态度，为他后来倡导宗教对话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艾香德回挪威后，应邀去奥斯陆大学(Oslo University)讲课。讲课稿后来结集成他的首部关于佛教的著作Religion In Chinese Garment(《穿上中国外衣的宗教》)，1911年以挪威文出版。该书中不仅讲述了中国佛教的教义，而且还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僧侣的宗教生活、佛寺建筑、佛教宗派、拜佛仪式等，可见艾香德已对中国佛教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1923年，该书再版时，艾香德又重新进行了修订。1951年该书又出了英文版。
艾香德在欧洲进修几年后，又返回中国，在汉口附近的一所信义会神学院任教，直到1920年第二次回国述职。在神学院任教期间，艾香德经常利用假期到佛寺与道观中去参观，甚至住在寺院道观中，与佛教徒和道教徒一起研究佛教与道教经典，讨论宗教与人生等问题。艾香德通过这种访问活动，一方面更直接地了解佛教与道教的宗教教义与仪式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僧侣道士们传播基督教福音。在这一过程中，艾香德开始意识到，来自不同宗教的人应当彼此了解，建立感情，建立友谊，才能进行交流与对话。于是，他努力学习汉语，通过阅读汉文经典，研究中国宗教，尤其是深入研究大乘佛教。他发现佛教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虽然与基督教教义有着鲜明的区别，但也是非常有见地的：
佛教的宇宙观，不像别宗教假定‘神’做宇宙的本原，用客观方法，以解决宇宙；他是从主观方面着想，以为宇宙的千变万化，悉为吾人的精神作用。这精神作用，内而发生种种烦恼，外而造成种种业，这烦恼和业，大则构造宇宙，谓之“共业所感”，小则构造个体，谓之“别业所感”，这叫做“自业自得”，也叫做“因果业报”，以这样微小的精神作用，竟造成广大的宇宙，其间确实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佛家叫做“真如法性力”。
这里，艾香德既区别了佛教与基督教在信仰与思想上的差异，也指出了佛教的“真如法性力”对人的主观精神作用的张扬，不仅把宇宙的千变万化都归结为人的精神作用，而且也使佛教的“因果业报”思想对人的当下生活具有了指导意义。佛教深深地吸引着艾香德，使之思考基督教与佛教能够会通之处究竟何在?
“就在艾香德回国述职前夕，他拜访了南京附近的一所佛教寺院，使他认识到佛教的信念能够在基督中实践出来。这次对寺僧的宣道，使他来中国后第一次接受了一位佛教僧人宽度的受洗。这使他对向佛教徒传播基督教获得了信心，于是趁回国述职之机，极力向挪威差会宣传向佛教徒传播福音的重要意义。”艾香德认识到，“中国最广泛而人数最多的宗教，当首推佛教，因在组织与虔诚的生活中，表现了其丰富的思想。”因此只有了解佛教，才能更好地传播基督教。
二
在信义神学会任教期间，艾香德又撰写了一部介绍佛教的著作：A Brief Sketch of the 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