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羊城晚报
壹
访谈内外
读《文艺研究》今年(2015)第9期所刊《固本培元融会贯通——黄天骥教授访谈录》(李颖),感觉甚好,当即给黄老师发去短信,表示祝贺。作为中国艺术学科最为重要的学术刊物,《文艺研究》每期推出一位著名学者的访谈录,已经坚持许多年。有的学者学问很好,但铜壶里煮水饺,倒不出来;有的学者则相反,说得天花乱坠,但学问平平。学问好,人有趣,且能说善道,这样的天作之合其实不太多。
几年前,我为自家《京西答客问》(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写序,谈及此类由“问”与“答”构成的“文章”,称“这里涉及合作双方的意愿、时机与能力,牵涉整理的过程与宗旨,最后,编辑乃至总编都还会插一杠子”。除了现代新闻学的视角,“答问”还有一个古老的渊源:“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中文系教授自然明白此中奥秘,接受专访并最终整理成文时,并非只是“畅所欲言”,往往还会将其作为“文章”来经营。
黄天骥先生的这篇专访,包含“戏曲研究之路”、“团队建设与中山大学的戏曲学研究”、“诗词研究和诗文创作”、“岭南文化研究”四个部分,总的感觉是平实、准确,但不够“生猛”。这大概与被访者的刻意低调有关。黄老师回复我短信说:“我生怕他们把我拔高了,反贻笑大方。”其实,放开谈,以黄老师的为人与为学,会有更精彩的呈现。
即便如此,专访中谈及中大研究团队以及黄教授个人志趣的两段话,对我很有启示。上世纪末王季思先生牵头整理出版《全元戏曲》,现在黄老师又领衔主编《全明戏曲》,建造如此浩大的学术工程,很容易给人错觉,以为中大的戏曲学研究就是整理文献。其实,中山大学的古代戏剧研究,起始于王季思教授和董每戡教授,前者的戏曲文献功夫与后者的重视舞台及戏剧史上的演出形态,可谓双翼齐飞。只是因董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离开中大回湖南,直到1979年5月落实政策方才归来,可第二年又病逝了,以致外界对于中大戏曲研究传统的理解,大都局限于王季思先生这条线。除了撰写多篇回忆文章,花时间编辑《董每戡文集》,黄老师还到处传扬董先生的学问与为人。
更重要的是,以我对中大戏曲学团队的了解,能传承王季思先生学问的,不仅黄老师一人;而因个人才情及志趣,接续董每戡先生这条线的,大概只有黄天骥。在《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的结语中,黄老师提及:“我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王老师教我如何从事古代戏曲考证校注的工作,董老师教我如何从舞台演出的角度看待剧本。”因此,若讲黄天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其同时接受两位前辈的衣钵,兼及文献与舞台,融考证史料与鉴赏体会于一炉,使得中大的戏曲学研究不限于一家,而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这就用得上黄老师答问中的一段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个团队形成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剧形态等各个分支,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话说得低调,但很到位。作为“不见外”的“外人”,我可以补充一句:放眼国内外,眼下没有比中大更强大的戏曲学研究团队。
还有一层意思,我早就意识到,但没像黄老师本人说得那么清楚:“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虽说是以戏曲为主,但不曾中断诗词的写作和研究。……我常常是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为什么这么说呢?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及吴梅《顾曲麈谈》问世,“中国戏曲史”逐渐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吸引了国内外很多专门家。这样一来,很少学者同时研究“唐诗宋词”与“元明清戏曲”;即便这么做,成功的几率也不高。而对于坚信“岭南文化”的特点一是包容、二是交融的黄天骥来说,诗词与戏曲互参,属于“打通了,事半功倍”,故值得认真尝试。
考虑到黄老师在诗词研究及戏曲学方面早已声名显赫,我更愿意谈论其业余写作的近著四种:《岭南感旧》,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8月;《岭南新语》,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中大往事》(增订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10月;《黄天骥诗词曲十讲》,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在我看来,上述四书更能代表这位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
贰
课堂魅力
黄天骥先生是戏曲史研究专家,但在我以及很多中大人眼中,黄老师首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之所以强调“教师”这一“第一身份”,并非多此一举,而是大有深意。几年前,我写过长文《“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谈到“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之所以如此重科研而轻教学,从技术层面看,“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直到今天,我还是认定,教授的第一位置应该是讲台,而不是书斋或实验室。只以“科研成果”论英雄、排座次,其结果便是今天中国大学课堂的“严重坍塌”。
黄天骥不一样,学问之外,讲课效果非常好。三十多年前在康乐园里听先生讲魏晋隋唐文学史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在《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中,曾回忆当初中大中文系的课程,其中涉及黄老师的是这一段:
毕业后同学聚会,最常提及的是黄老师的课,因他学问好,讲课很投入,声情并茂,当初就有很多粉丝。这回阅读课程表,有个“重大发现”——黄老师对自己的“讲课魅力”很自信,居然将为中文系七七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二),排在星期六上午第一、二节!今天谁要是这么排课,那准是疯了。可当初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起得来,未见有人抱怨或抗争。
这就能理解,我为何还没拿到《黄天骥诗词曲十讲》,就已经充满期待。
《黄天骥诗词曲十讲》的第一讲“学习诗词曲的缘由”,主要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举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与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为例,这不稀奇,别人也会这么做。值得赞赏的,是黄老师拈出著名数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先生的七律《咏水仙》。苏先生诗写得好,黄老师的解说也很精彩,更何况这首诗长期挂在中大名教授王季思先生家客厅,人生阅历加上师友情谊,着实让人感动。接下来,黄老师开始拿中大教授“说事”了:
中山大学著名的昆虫学家蒲蛰龙院士,和微生物[学]江静波教授(法国外籍院士),一位精于小提琴,曾应邀参加“羊城音乐花会”的演出,一位竟创作了长篇小说《师姐》,一时成为畅销书,获得了广东省的“鲁迅文学奖”,后来还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2—3页)
关于中大校园里文理兼修的教授,我还可以补充中文系黄家教教授的父亲黄际遇先生的故事。十多年前,我给师兄吴定宇编《走近中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写序,专门表彰这位抗战胜利后不幸于归程溺水而死的名教授。黄际遇教授乃中大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教中文系高年级的“历代骈文”,而且擅长书法,上课时用篆文书写黑板;还是围棋高手,著有《畴庵坐隐》。
第二讲“解开诗词的密码”中,讲述李商隐《锦瑟》诗部分很精彩:“当我们了解李商隐五十年来的生活与感情,再抓住‘思华年’这有总括意义的三个字,捕捉住‘惘然’的意境,诗的美学密码便可打开了。”(40页)第八讲“理趣,诗和哲理的结合”着重分析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则让我仿佛进入时间隧道,回到当年的文学课堂。记得很清楚,那一讲黄老师特别动情,我们则听得如痴如醉。此讲是黄老师的保留节目,每回“演出”都很精彩。不过,我注意到,当年只在文学史的框架中上挂下联,这回则引入闻一多的“宇宙意识”,还有霍金的《时间简史》,最后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这首名篇为何到明代中叶才引起广泛关注。
最有趣的还属第三讲“从比较中鉴析”。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不好讲,因这首词早已进入中学课本。在大学讲,必须上一个台阶,才能吸引听众。引入杜牧的七绝《赤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有苏轼本人在黄州所写的其他作品(如《赤壁赋》),这都在意料中。真正出奇制胜的是,在分析这首词的全篇结构时,黄老师竟引入戏曲表演中的“元帅出场”:
显然,经过一番衬托,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我觉得,苏轼在《念奴娇》中的表现手法,和上述元帅出场的模样颇为相似。请勿以为他突出写周郎,便以为他以周郎为主角,其实,最后出场的元帅,正是苏轼自己。多情的周郎,也只不过是配角。(94页)说《赤壁怀古》中“周郎是宾,自己是主”,清人已有言在先;但引入戏曲表演的“元帅出场”,此前我没见过如此生动的解说。这显然与黄老师兼及诗词与戏剧的治学方法有关。
在《黄天骥诗词曲十讲》的“后记”中,黄老师提及1979年给我们77级同学讲魏晋隋唐文学史,得到了某才女的笔记,“字迹娟秀,记录又十分详尽”,于是占为己有,算是教书几十年的纪念。这一回则是鸟枪换炮,听课学生将这门课的录音整理成文字,交给了他/她们特别崇拜的黄老师。“有了这份录音文本作基础,本书的编写工作就比较省力了。……文字上也作了改动,但尽可能保留原来讲课的语气。”说起来轻巧,真做起来,其实不容易。多年前,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也曾将我讲授“明清散文研究”的课堂录音转化为文字,可我整理成书(《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时,却花了不少功夫。此中甘苦在于,课堂讲究的是临场发挥,不以“深刻”或“严谨”见长。那些效果很好的“声音”,一旦落在纸上,很可能因不太准确或游离主题,而在后期制作时被删去。可缺了这些“闲话”,课堂实录也就少了许多趣味。
“后记”谦称此书“有时信口开河”,“语气也不够连贯清晰”,这其实正是课堂的特点——只有回到课堂,才能理解此书的好处。本该生动活泼、诗意盎然的文学课堂,不能讲得滴水不漏。文采飞扬中,偶有节外生枝或不严谨处,那是“必要的缺失”,完全可以接受。如今的中文系,普遍重学问而轻鉴赏,把文学课讲得干巴巴,绝不是好现象。
近年风气略有变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顾随的弟子叶嘉莹在南开大学以及全国各地讲授古诗词,受到热烈追捧。以我对黄老师的了解,若愿意暂时搁置戏曲研究的重任,专心经营诗词曲的讲授,其效果当不在叶嘉莹之下。谓予不信,请读这册“行文纵横捭阖,佳句随手拈来”的《黄天骥诗词曲十讲》。
叁
大学故事
讲述老大学的故事,这本来是我的强项。自1998年刊行《北大旧事》(编)及《老北大的故事》(著),可以说是引领了好一阵子的“风骚”。去年,为纪念中山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我在花城出版社刊行了《怀想中大》。这本小册子属于急就章,比起黄老师的《中大往事》(增订本)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唯一的好处是,经由一番尝试,我了解讲述中大故事的难处何在。
喜欢倾听或乐于传播中大故事的,除了校友,就是广东的民众及媒体。单就书籍的“卖点”而言,“中大故事”无论如何比不过“北大故事”。可也正因为不是热门话题,讲述者比较从容,没必要“满嘴跑火车”。这样的文章,交给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而后长期任教中大中文系,至今仍在康乐园里辛勤耕耘的黄天骥教授来做,无疑是最合适的。作为多年老友,同为中大中文系教授的金钦俊先生为《中大往事》增订版撰序,称:“作为一种学者散文,此书充盈着茉莉花香似的淡淡的、幽幽的书卷香气。……至于行文中令人会心粲笑的庄谐并出,别具心思的雅中带俗,更是作者活泼、诙谐、生猛、灵动性情的折光,语趣意远,耐人寻味。”我同意金老师的判断,书中怀念黄海章、董每戡、容庚、王季思、吴宏聪那几篇,是写得最好的。笔下有温情,多细节描写,善于自嘲,且未曾刻意拔高自己的师长——甚至专门谈及王季思先生“文革”后的自我反省(251—254页)。所有这些好处,几乎是一目了然。因此,我更愿意推荐以下几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大学生活遗憾多多,但不该被污名化。谈及当初学苏联时的“一边倒”,黄老师有深刻的反省,但并未全盘否定(《“一边倒”种种》)。述及“大跃进”中在东莞虎门劳动,厕所内外师生对话,真的是妙趣横生(《赤脚大仙》)。此等文人谐谑,马上让我联想到废名的妙语:“莫须有先生脚踏双砖之上,悠然见南山。”(《莫须有先生传》)至于《“四清”漫记》中麦校长的自杀,着实让人感叹嘘唏;而讲述“文革”初期疯狂日子的《斗“牛”》,更是让人惊心动魄——作者的反省也很重要:“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被斗过的‘牛’,被‘解放’以后,或是好了疮疤忘了痛,或是本身就有兽性,为了某种需要,也回过头来整人。其手法一如‘斗牛者’。‘左’的法力,真使人‘叹为观止’,更使人心寒。”(93—94页)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以下二文:《“课堂讨论”和“拔白旗”》、《高校“鸳鸯楼”纪事》。从苏联引进的“课堂讨论”,作为一种很不错的教学方式,如何在“拔白旗”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我从来没有想过。文中这一段,值得教育史及思想史学者关注:
于是,长期以来经过“课堂讨论”养成的犀利泼辣的词锋,便大派用场了。为了在气势上压倒“白旗”,参加“拔旗”者,也会断章取义,引经据典。由于教师在一开始就被置于“挨批”的位置上,因此,尽管师生围坐于一室,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42页)
拔白旗运动对被批斗的教师造成了严重伤害,也养成了强词夺理的霸道学风,但“要说服老师,同学们不得不经过认真准备”,也有教授从某位同学批判他的发言中,觉察到这个青年的学术潜力。
书中写得最好的,当属《高校“鸳鸯楼”纪事》(95—106页)。中山大学西区那栋教工集体宿舍,曾拥有“鸳鸯楼”的雅号,很多人则直呼之为“夫妇宿舍”。1960至1970年间,这里住着年轻的教职工夫妇,发生过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作者的笔墨很克制,且不乏自我调侃(如走廊上做饭如何充满乐趣等),但眼前发生的故事——如钱老师的精神错乱、余老师的闯下大祸等,实在让人笑不出来,甚至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几年前,我曾约请北大中文系老师追怀筒子楼岁月,出版了《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单就文章而言,难得有像《高校“鸳鸯楼”纪事》这么精彩的篇章。大概是自幼调皮捣蛋,加上学的是戏曲,黄老师对生活中有趣的细节很关注,且擅长讲故事,故其回忆文章好读。
《中大往事》(增订本)中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其附录的那21则碑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位于改革开放前线的中山大学,在全国高校首开接受外资捐楼的先例。为了答谢捐赠者,不仅命名,而且立碑。而这撰写碑文的工作,就落在了中文系名教授黄天骥头上。如今漫步中大校园,凡新立的碑记,大都出自黄老师之手。若干年前,我曾应邀为中大某处建筑撰写碑文,思考了两天,还是断然谢绝——我知道碑记的分量,更晓得现代人撰写碑记的难处。像《重修乙丑进士牌坊记》(285页),或《中山大学北门广场记》(289页)那样的文章,涉及文物或校史,我努努力,大概也能写好;在我看来难度最大的,是为捐资建楼者立碑,如《梁琚堂记》《曾宪梓堂记》《英东体育中心落成记》等。好话要说够,但又不能说过头,免得后人戳脊梁骨;捐赠者乃工商名流,讲述其头衔及事迹,必定文白夹杂,很难保持风格的统一。立场必须不卑不亢,文章则追求雅俗共赏,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读《“碑记”后面的故事》,方知黄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吃透捐建者的意愿和学校方面的想法、政策,当然是首要的;同时,采用什么样的表达形式、格调,也是必须考虑妥帖的。”而最后决定采取“骈散结合的较浅近的文言文”,目的是“让稍有文化修养的人,大致能看得懂;让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觉得稍有嚼头”(160—161页)。至于此文提及学校恭请商承祚教授书写某碑记时,商老因对“德高望重”四字看不下去,拒绝完成任务;直到改成“龄高德重”,他才愿意续写。如此一丝不苟中,透出读书人的傲气与骨气,实在令人敬佩。
肆
文化关怀
在《中大往事》(增订本)所收答问中,黄老师提及:“我觉得中大的学术风格最能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色——既是务实的、创新的,又是包容的、严谨的”;“我觉得几代中大人形成的‘中大精神’,实际上是‘岭南文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体现。”(310—311页)这或许是作为中大教授,黄老师愿意花很多时间,撰写“一个老广州人的文化随笔”的缘故。
十年前,我为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广东历史文化行》撰写“引言”,其中有两句话,至今坚信不疑:“并非每个出生于或长期生活在广东的‘读书人’,都对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很抱歉,我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为“这一方水土”做出贡献。黄老师不一样,竟然在主编卷帙浩繁的《全明戏曲》之余,抱着“写点散文,换换脑筋”的心态,在《南方都市报》开设“岭南感旧”、在《广州日报》开设“生猛广州·淡定广州”两个专栏,且最终均结集成书。
《岭南感旧》的开局很好,《八月十五竖中秋》《佳节又重阳》《市声》等,均在风土志与回忆录之间迂回徘徊,摇曳多姿,其中征引《东京梦华录》《广东新语》《羊城竹枝词》等,更是隐约可见其文体渊源。我对卷首的插页《蝶恋花·羊城十二月咏》特有好感,因其让我回到三十多年前羊城读书、春节逛花市的青春岁月:
二月倾城看花市,你买绯红,我买青蓝紫。灯下买花香满臂,眉头眼角盈春意。正爱花容姣若此,更爱花枝,都似凌云骥。“卖懒”儿童知奋起,一声爆竹齐“恭喜”。
花市场景我熟悉,“卖懒”习俗却是读了《岭南感旧》中的《团年卖懒买花回》,方才有所了解。另外,这里的“眉头眼角盈春意”,不仅是写实,更象征着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人兴奋喜悦的心情。为何如此解读,因这组词撰于1983年春节期间,“记录我们这辈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心境”(参见《〈岭南感旧〉后记》)。
就像《岭南感旧》的“后记”所说,作者“不‘感’则已,一‘感’起来,百感交集”,于是整个写作,越来越倾向于作为中大学人的回忆录,而不是岭南风土志。因此,书中的若干篇章,日后收入《中大往事》(增订本),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胡传吉为《岭南感旧》撰序,提及“古有屈大均先生的《广东新语》,今有黄天骥先生的《岭南感旧》,两者对照,更见世事沧桑”。其实,单就写作宗旨及篇章结构而言,接近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的,不是《岭南感旧》,而是其续作《岭南新语》。
《岭南新语》的分类虽没有《广东新语》那么繁复,但将72则短文分成“岁时”、“城垣”、“食俗”、“粤韵”、“市声”等五辑,可见其追摹目标。回忆录的线索仍在,但风土志的轮廓日渐明晰,因此,《岭南感旧》的七夕、登高、卖懒、花市等习俗,在《岭南新语》中“重生”,并获得了另一种精彩呈现。作者世居广州西关,对广州城、广州人、广州的历史文化及生活习俗有深刻的理解,加上心态洒脱,文笔简洁,为这座历史悠久但又充满生机的古城撰写“新语”,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
显然,作者不满足于传统的风土志,还希望有所拓展与创新,于是《岭南新语》还收录了12篇论述及访谈。单看题目,你就明白其立场与志趣:《生猛广州论说》《“及第粥”是观察广州人精神的一个窗口》《岭南文化就像一锅及第粥,讲究融合》《岭南文化是“不中不西,有中有西”》。为何说“及第粥”最能体现广州人的精神及趣味,黄老师是这么描述的:
及第粥的制作,其精妙处,正在于包容。它的材料,包容了植物和动物。植物有无味的米,有微辣的姜,微香的葱;动物有水上游的,地上跑的;肉质有稍稍松软的,有较具嚼头的,它们各具有不同的蛋白质和养分。至于烹饪,则包容了文火、武火等方式。有些外地朋友,以单纯为美,讲究地道、正宗,而广州人却乐于把不同特质的东西汇于一炉。这兼容并蓄的品性,也直接作用于广州人的舌头,于是我们的味蕾,也有包容的嗜好。(130—131页)
除了味道鲜美,还有广州人重口彩、讲意头的风气,这才促成了考生临阵前吃及第粥的习俗。而从这习俗中,黄天骥先生读出了“善于吸纳交融而至于创新,乃是广州人特具的品性”(131页)。
谈及岭南文化的特质,黄先生不喜欢“务实”、“进取”等空洞的口号,而更倾向于从食品及习俗角度展开论述,这我是很认同的。同样生活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大族群,无论方言、习俗还是文化趣味,均有不小的差异。只是放在全国范围,非要为“广东人”画一幅肖像(即便是漫画像)不可,黄老师的描述还是相当精彩的:
广东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生猛和淡定。生猛指的是广东人思维活跃;淡定指的是我们对生活有信心,很会享受生活,比较乐天知命。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强的抗拒心理。(356页)
研究地方文化时,专挑好的说,且要求朗朗上口,这是大众传媒的特点;至于有一利必有一弊,广东人性格上的缺憾,那就留给专家们去辨析吧。
我对黄老师拈出“生猛”和“淡定”来描述广东人的性格很感兴趣。因为,一般理解,“生猛”者风风火火、朝气蓬勃;“淡定”者则优游舒泰、从容不迫,二者截然相反,如何融为一炉?这你就不用着急了,黄老师自有办法:
古人有云:“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广州人的品性,庶几近之。(5页)
如此动静结合,张弛有度,当然很好了,但就怕过于理想化。好在还有一句老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伍
学人志趣
虽说离开康乐园已经三十多年,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回母校。目的是看看绿草如茵的校园,探望日渐衰老的师长,也欣赏青春勃发的学弟学妹。很奇怪,别的人会长大,也会变老,但黄老师似乎三十年没什么变化,永远都是那么乐呵呵的,且童心不泯。偶然校园里碰见,居然从脚踏车飞身而下,打个招呼,说声游泳去,转眼就不见了人影。猛然间想起,我这位活力四射的老师,1935年出生,今年该过八十大寿了,居然还如此“生猛”。
我在中大读了本科及硕士,康乐园里有不少我所熟悉的学识渊博的师长。但像黄老师这样喜欢跟年轻人混在一起(如出书时专找年轻人写序),说说笑笑、吵吵闹闹的,却是独一份。很多学弟学妹告诉我,跟黄老师在一起,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很愉快。这大概是黄老师“永葆青春”的独门秘诀。看他在校园里走路、讲课、发言,从来都是眉飞色舞——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大学,热爱自己的城市,热爱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教授当然可爱。
某次我在中文堂演讲,黄老师自告奋勇当主持。说实话,我当时的感觉是压力山大。因为,黄老师调动现场听众情绪的能力,非我所能及。相形之下,我精心准备的专题演讲,被他的诸多即兴发挥压下去了。后来想想,这也没什么,黄老师本来就是研究戏剧的,将讲台变成了舞台,乃是本色当行。
有学问,勤著述,拿得起,放得下,能雅能俗,没大没小,这样的教授,我在北京没有见到过。我当中大北京校友会会长那几年,凡学校派人来京组织活动,代表团中必有黄老师;而有黄老师在的场子,必定是红红火火。后来才知道,每回中大组织大型活动,如毕业典礼或校友聚会,都会恭请黄老师“友情出演”;而黄老师也都欣然接受,且每次都不辱使命。研究戏剧的黄天骥老师,“舞台感”很好,且有“人来疯”的一面,越是大场子,他的表演就越出色。
这就说到了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但从不故作高深,也不推崇悬梁苦读,欢天喜地做学问,能走多远算多远,这或许就是黄天骥教授之所以“生猛”且“淡定”的缘故。
2015年11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