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读黄天骥教授近著四种

来源：羊城晚报

　　壹
　　访谈内外
　　读《文艺研究》今年(2015)第9期所刊《固本培元融会贯通——黄天骥教授访谈录》(李颖)，感觉甚好，当即给黄老师发去短信，表示祝贺。作为中国艺术学科最为重要的学术刊物，《文艺研究》每期推出一位著名学者的访谈录，已经坚持许多年。有的学者学问很好，但铜壶里煮水饺，倒不出来；有的学者则相反，说得天花乱坠，但学问平平。学问好，人有趣，且能说善道，这样的天作之合其实不太多。
　　几年前，我为自家《京西答客问》(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写序，谈及此类由“问”与“答”构成的“文章”，称“这里涉及合作双方的意愿、时机与能力，牵涉整理的过程与宗旨，最后，编辑乃至总编都还会插一杠子”。除了现代新闻学的视角，“答问”还有一个古老的渊源：“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中文系教授自然明白此中奥秘，接受专访并最终整理成文时，并非只是“畅所欲言”，往往还会将其作为“文章”来经营。
　　黄天骥先生的这篇专访，包含“戏曲研究之路”、“团队建设与中山大学的戏曲学研究”、“诗词研究和诗文创作”、“岭南文化研究”四个部分，总的感觉是平实、准确，但不够“生猛”。这大概与被访者的刻意低调有关。黄老师回复我短信说：“我生怕他们把我拔高了，反贻笑大方。”其实，放开谈，以黄老师的为人与为学，会有更精彩的呈现。
　　即便如此，专访中谈及中大研究团队以及黄教授个人志趣的两段话，对我很有启示。上世纪末王季思先生牵头整理出版《全元戏曲》，现在黄老师又领衔主编《全明戏曲》，建造如此浩大的学术工程，很容易给人错觉，以为中大的戏曲学研究就是整理文献。其实，中山大学的古代戏剧研究，起始于王季思教授和董每戡教授，前者的戏曲文献功夫与后者的重视舞台及戏剧史上的演出形态，可谓双翼齐飞。只是因董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离开中大回湖南，直到1979年5月落实政策方才归来，可第二年又病逝了，以致外界对于中大戏曲研究传统的理解，大都局限于王季思先生这条线。除了撰写多篇回忆文章，花时间编辑《董每戡文集》，黄老师还到处传扬董先生的学问与为人。
　　更重要的是，以我对中大戏曲学团队的了解，能传承王季思先生学问的，不仅黄老师一人；而因个人才情及志趣，接续董每戡先生这条线的，大概只有黄天骥。在《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的结语中，黄老师提及：“我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王老师教我如何从事古代戏曲考证校注的工作，董老师教我如何从舞台演出的角度看待剧本。”因此，若讲黄天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其同时接受两位前辈的衣钵，兼及文献与舞台，融考证史料与鉴赏体会于一炉，使得中大的戏曲学研究不限于一家，而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这就用得上黄老师答问中的一段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个团队形成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剧形态等各个分支，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话说得低调，但很到位。作为“不见外”的“外人”，我可以补充一句：放眼国内外，眼下没有比中大更强大的戏曲学研究团队。
　　还有一层意思，我早就意识到，但没像黄老师本人说得那么清楚：“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虽说是以戏曲为主，但不曾中断诗词的写作和研究。……我常常是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为什么这么说呢？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及吴梅《顾曲麈谈》问世，“中国戏曲史”逐渐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吸引了国内外很多专门家。这样一来，很少学者同时研究“唐诗宋词”与“元明清戏曲”；即便这么做，成功的几率也不高。而对于坚信“岭南文化”的特点一是包容、二是交融的黄天骥来说，诗词与戏曲互参，属于“打通了，事半功倍”，故值得认真尝试。
　　考虑到黄老师在诗词研究及戏曲学方面早已声名显赫，我更愿意谈论其业余写作的近著四种：《岭南感旧》，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8月；《岭南新语》，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中大往事》(增订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10月；《黄天骥诗词曲十讲》，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在我看来，上述四书更能代表这位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
　　贰
　　课堂魅力
　　黄天骥先生是戏曲史研究专家，但在我以及很多中大人眼中，黄老师首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之所以强调“教师”这一“第一身份”，并非多此一举，而是大有深意。几年前，我写过长文《“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谈到“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之所以如此重科研而轻教学，从技术层面看，“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直到今天，我还是认定，教授的第一位置应该是讲台，而不是书斋或实验室。只以“科研成果”论英雄、排座次，其结果便是今天中国大学课堂的“严重坍塌”。
　　黄天骥不一样，学问之外，讲课效果非常好。三十多年前在康乐园里听先生讲魏晋隋唐文学史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在《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中，曾回忆当初中大中文系的课程，其中涉及黄老师的是这一段：
　　毕业后同学聚会，最常提及的是黄老师的课，因他学问好，讲课很投入，声情并茂，当初就有很多粉丝。这回阅读课程表，有个“重大发现”——黄老师对自己的“讲课魅力”很自信，居然将为中文系七七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二)，排在星期六上午第一、二节！今天谁要是这么排课，那准是疯了。可当初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起得来，未见有人抱怨或抗争。
　　这就能理解，我为何还没拿到《黄天骥诗词曲十讲》，就已经充满期待。
　　《黄天骥诗词曲十讲》的第一讲“学习诗词曲的缘由”，主要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举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与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为例，这不稀奇，别人也会这么做。值得赞赏的，是黄老师拈出著名数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先生的七律《咏水仙》。苏先生诗写得好，黄老师的解说也很精彩，更何况这首诗长期挂在中大名教授王季思先生家客厅，人生阅历加上师友情谊，着实让人感动。接下来，黄老师开始拿中大教授“说事”了：
　　中山大学著名的昆虫学家蒲蛰龙院士，和微生物［学］江静波教授(法国外籍院士)，一位精于小提琴，曾应邀参加“羊城音乐花会”的演出，一位竟创作了长篇小说《师姐》，一时成为畅销书，获得了广东省的“鲁迅文学奖”，后来还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2—3页)
　　关于中大校园里文理兼修的教授，我还可以补充中文系黄家教教授的父亲黄际遇先生的故事。十多年前，我给师兄吴定宇编《走近中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写序，专门表彰这位抗战胜利后不幸于归程溺水而死的名教授。黄际遇教授乃中大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教中文系高年级的“历代骈文”，而且擅长书法，上课时用篆文书写黑板；还是围棋高手，著有《畴庵坐隐》。
　　第二讲“解开诗词的密码”中，讲述李商隐《锦瑟》诗部分很精彩：“当我们了解李商隐五十年来的生活与感情，再抓住‘思华年’这有总括意义的三个字，捕捉住‘惘然’的意境，诗的美学密码便可打开了。”(40页)第八讲“理趣，诗和哲理的结合”着重分析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则让我仿佛进入时间隧道，回到当年的文学课堂。记得很清楚，那一讲黄老师特别动情，我们则听得如痴如醉。此讲是黄老师的保留节目，每回“演出”都很精彩。不过，我注意到，当年只在文学史的框架中上挂下联，这回则引入闻一多的“宇宙意识”，还有霍金的《时间简史》，最后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这首名篇为何到明代中叶才引起广泛关注。
　　最有趣的还属第三讲“从比较中鉴析”。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不好讲，因这首词早已进入中学课本。在大学讲，必须上一个台阶，才能吸引听众。引入杜牧的七绝《赤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有苏轼本人在黄州所写的其他作品(如《赤壁赋》)，这都在意料中。真正出奇制胜的是，在分析这首词的全篇结构时，黄老师竟引入戏曲表演中的“元帅出场”：
　　显然，经过一番衬托，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我觉得，苏轼在《念奴娇》中的表现手法，和上述元帅出场的模样颇为相似。请勿以为他突出写周郎，便以为他以周郎为主角，其实，最后出场的元帅，正是苏轼自己。多情的周郎，也只不过是配角。(94页)说《赤壁怀古》中“周郎是宾，自己是主”，清人已有言在先；但引入戏曲表演的“元帅出场”，此前我没见过如此生动的解说。这显然与黄老师兼及诗词与戏剧的治学方法有关。
　　在《黄天骥诗词曲十讲》的“后记”中，黄老师提及1979年给我们77级同学讲魏晋隋唐文学史，得到了某才女的笔记，“字迹娟秀，记录又十分详尽”，于是占为己有，算是教书几十年的纪念。这一回则是鸟枪换炮，听课学生将这门课的录音整理成文字，交给了他/她们特别崇拜的黄老师。“有了这份录音文本作基础，本书的编写工作就比较省力了。……文字上也作了改动，但尽可能保留原来讲课的语气。”说起来轻巧，真做起来，其实不容易。多年前，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也曾将我讲授“明清散文研究”的课堂录音转化为文字，可我整理成书(《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时，却花了不少功夫。此中甘苦在于，课堂讲究的是临场发挥，不以“深刻”或“严谨”见长。那些效果很好的“声音”，一旦落在纸上，很可能因不太准确或游离主题，而在后期制作时被删去。可缺了这些“闲话”，课堂实录也就少了许多趣味。
　　“后记”谦称此书“有时信口开河”，“语气也不够连贯清晰”，这其实正是课堂的特点——只有回到课堂，才能理解此书的好处。本该生动活泼、诗意盎然的文学课堂，不能讲得滴水不漏。文采飞扬中，偶有节外生枝或不严谨处，那是“必要的缺失”，完全可以接受。如今的中文系，普遍重学问而轻鉴赏，把文学课讲得干巴巴，绝不是好现象。
　　近年风气略有变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顾随的弟子叶嘉莹在南开大学以及全国各地讲授古诗词，受到热烈追捧。以我对黄老师的了解，若愿意暂时搁置戏曲研究的重任，专心经营诗词曲的讲授，其效果当不在叶嘉莹之下。谓予不信，请读这册“行文纵横捭阖，佳句随手拈来”的《黄天骥诗词曲十讲》。
　　叁
　　大学故事
　　讲述老大学的故事，这本来是我的强项。自1998年刊行《北大旧事》(编)及《老北大的故事》(著)，可以说是引领了好一阵子的“风骚”。去年，为纪念中山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我在花城出版社刊行了《怀想中大》。这本小册子属于急就章，比起黄老师的《中大往事》(增订本)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唯一的好处是，经由一番尝试，我了解讲述中大故事的难处何在。
　　喜欢倾听或乐于传播中大故事的，除了校友，就是广东的民众及媒体。单就书籍的“卖点”而言，“中大故事”无论如何比不过“北大故事”。可也正因为不是热门话题，讲述者比较从容，没必要“满嘴跑火车”。这样的文章，交给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而后长期任教中大中文系，至今仍在康乐园里辛勤耕耘的黄天骥教授来做，无疑是最合适的。作为多年老友，同为中大中文系教授的金钦俊先生为《中大往事》增订版撰序，称：“作为一种学者散文，此书充盈着茉莉花香似的淡淡的、幽幽的书卷香气。……至于行文中令人会心粲笑的庄谐并出，别具心思的雅中带俗，更是作者活泼、诙谐、生猛、灵动性情的折光，语趣意远，耐人寻味。”我同意金老师的判断，书中怀念黄海章、董每戡、容庚、王季思、吴宏聪那几篇，是写得最好的。笔下有温情，多细节描写，善于自嘲，且未曾刻意拔高自己的师长——甚至专门谈及王季思先生“文革”后的自我反省(251—254页)。所有这些好处，几乎是一目了然。因此，我更愿意推荐以下几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大学生活遗憾多多，但不该被污名化。谈及当初学苏联时的“一边倒”，黄老师有深刻的反省，但并未全盘否定(《“一边倒”种种》)。述及“大跃进”中在东莞虎门劳动，厕所内外师生对话，真的是妙趣横生(《赤脚大仙》)。此等文人谐谑，马上让我联想到废名的妙语：“莫须有先生脚踏双砖之上，悠然见南山。”(《莫须有先生传》)至于《“四清”漫记》中麦校长的自杀，着实让人感叹嘘唏；而讲述“文革”初期疯狂日子的《斗“牛”》，更是让人惊心动魄——作者的反省也很重要：“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被斗过的‘牛’，被‘解放’以后，或是好了疮疤忘了痛，或是本身就有兽性，为了某种需要，也回过头来整人。其手法一如‘斗牛者’。‘左’的法力，真使人‘叹为观止’，更使人心寒。”(93—94页)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以下二文：《“课堂讨论”和“拔白旗”》、《高校“鸳鸯楼”纪事》。从苏联引进的“课堂讨论”，作为一种很不错的教学方式，如何在“拔白旗”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我从来没有想过。文中这一段，值得教育史及思想史学者关注：
　　于是，长期以来经过“课堂讨论”养成的犀利泼辣的词锋，便大派用场了。为了在气势上压倒“白旗”，参加“拔旗”者，也会断章取义，引经据典。由于教师在一开始就被置于“挨批”的位置上，因此，尽管师生围坐于一室，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42页)    
　　拔白旗运动对被批斗的教师造成了严重伤害，也养成了强词夺理的霸道学风，但“要说服老师，同学们不得不经过认真准备”，也有教授从某位同学批判他的发言中，觉察到这个青年的学术潜力。
　　书中写得最好的，当属《高校“鸳鸯楼”纪事》(95—106页)。中山大学西区那栋教工集体宿舍，曾拥有“鸳鸯楼”的雅号，很多人则直呼之为“夫妇宿舍”。1960至1970年间，这里住着年轻的教职工夫妇，发生过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作者的笔墨很克制，且不乏自我调侃(如走廊上做饭如何充满乐趣等)，但眼前发生的故事——如钱老师的精神错乱、余老师的闯下大祸等，实在让人笑不出来，甚至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几年前，我曾约请北大中文系老师追怀筒子楼岁月，出版了《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单就文章而言，难得有像《高校“鸳鸯楼”纪事》这么精彩的篇章。大概是自幼调皮捣蛋，加上学的是戏曲，黄老师对生活中有趣的细节很关注，且擅长讲故事，故其回忆文章好读。
　　《中大往事》(增订本)中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其附录的那21则碑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位于改革开放前线的中山大学，在全国高校首开接受外资捐楼的先例。为了答谢捐赠者，不仅命名，而且立碑。而这撰写碑文的工作，就落在了中文系名教授黄天骥头上。如今漫步中大校园，凡新立的碑记，大都出自黄老师之手。若干年前，我曾应邀为中大某处建筑撰写碑文，思考了两天，还是断然谢绝——我知道碑记的分量，更晓得现代人撰写碑记的难处。像《重修乙丑进士牌坊记》(285页)，或《中山大学北门广场记》(289页)那样的文章，涉及文物或校史，我努努力，大概也能写好；在我看来难度最大的，是为捐资建楼者立碑，如《梁琚堂记》《曾宪梓堂记》《英东体育中心落成记》等。好话要说够，但又不能说过头，免得后人戳脊梁骨；捐赠者乃工商名流，讲述其头衔及事迹，必定文白夹杂，很难保持风格的统一。立场必须不卑不亢，文章则追求雅俗共赏，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读《“碑记”后面的故事》，方知黄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吃透捐建者的意愿和学校方面的想法、政策，当然是首要的；同时，采用什么样的表达形式、格调，也是必须考虑妥帖的。”而最后决定采取“骈散结合的较浅近的文言文”，目的是“让稍有文化修养的人，大致能看得懂；让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觉得稍有嚼头”(160—161页)。至于此文提及学校恭请商承祚教授书写某碑记时，商老因对“德高望重”四字看不下去，拒绝完成任务；直到改成“龄高德重”，他才愿意续写。如此一丝不苟中，透出读书人的傲气与骨气，实在令人敬佩。
　　肆
　　文化关怀
　　在《中大往事》(增订本)所收答问中，黄老师提及：“我觉得中大的学术风格最能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色——既是务实的、创新的，又是包容的、严谨的”；“我觉得几代中大人形成的‘中大精神’，实际上是‘岭南文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体现。”(310—311页)这或许是作为中大教授，黄老师愿意花很多时间，撰写“一个老广州人的文化随笔”的缘故。
　　十年前，我为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广东历史文化行》撰写“引言”，其中有两句话，至今坚信不疑：“并非每个出生于或长期生活在广东的‘读书人’，都对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很抱歉，我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为“这一方水土”做出贡献。黄老师不一样，竟然在主编卷帙浩繁的《全明戏曲》之余，抱着“写点散文，换换脑筋”的心态，在《南方都市报》开设“岭南感旧”、在《广州日报》开设“生猛广州·淡定广州”两个专栏，且最终均结集成书。
　　《岭南感旧》的开局很好，《八月十五竖中秋》《佳节又重阳》《市声》等，均在风土志与回忆录之间迂回徘徊，摇曳多姿，其中征引《东京梦华录》《广东新语》《羊城竹枝词》等，更是隐约可见其文体渊源。我对卷首的插页《蝶恋花·羊城十二月咏》特有好感，因其让我回到三十多年前羊城读书、春节逛花市的青春岁月：
　　二月倾城看花市，你买绯红，我买青蓝紫。灯下买花香满臂，眉头眼角盈春意。正爱花容姣若此，更爱花枝，都似凌云骥。“卖懒”儿童知奋起，一声爆竹齐“恭喜”。
　　花市场景我熟悉，“卖懒”习俗却是读了《岭南感旧》中的《团年卖懒买花回》，方才有所了解。另外，这里的“眉头眼角盈春意”，不仅是写实，更象征着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人兴奋喜悦的心情。为何如此解读，因这组词撰于1983年春节期间，“记录我们这辈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心境”(参见《〈岭南感旧〉后记》)。
　　就像《岭南感旧》的“后记”所说，作者“不‘感’则已，一‘感’起来，百感交集”，于是整个写作，越来越倾向于作为中大学人的回忆录，而不是岭南风土志。因此，书中的若干篇章，日后收入《中大往事》(增订本)，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胡传吉为《岭南感旧》撰序，提及“古有屈大均先生的《广东新语》，今有黄天骥先生的《岭南感旧》，两者对照，更见世事沧桑”。其实，单就写作宗旨及篇章结构而言，接近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的，不是《岭南感旧》，而是其续作《岭南新语》。
　　《岭南新语》的分类虽没有《广东新语》那么繁复，但将72则短文分成“岁时”、“城垣”、“食俗”、“粤韵”、“市声”等五辑，可见其追摹目标。回忆录的线索仍在，但风土志的轮廓日渐明晰，因此，《岭南感旧》的七夕、登高、卖懒、花市等习俗，在《岭南新语》中“重生”，并获得了另一种精彩呈现。作者世居广州西关，对广州城、广州人、广州的历史文化及生活习俗有深刻的理解，加上心态洒脱，文笔简洁，为这座历史悠久但又充满生机的古城撰写“新语”，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
　　显然，作者不满足于传统的风土志，还希望有所拓展与创新，于是《岭南新语》还收录了12篇论述及访谈。单看题目，你就明白其立场与志趣：《生猛广州论说》《“及第粥”是观察广州人精神的一个窗口》《岭南文化就像一锅及第粥，讲究融合》《岭南文化是“不中不西，有中有西”》。为何说“及第粥”最能体现广州人的精神及趣味，黄老师是这么描述的：
　　及第粥的制作，其精妙处，正在于包容。它的材料，包容了植物和动物。植物有无味的米，有微辣的姜，微香的葱；动物有水上游的，地上跑的；肉质有稍稍松软的，有较具嚼头的，它们各具有不同的蛋白质和养分。至于烹饪，则包容了文火、武火等方式。有些外地朋友，以单纯为美，讲究地道、正宗，而广州人却乐于把不同特质的东西汇于一炉。这兼容并蓄的品性，也直接作用于广州人的舌头，于是我们的味蕾，也有包容的嗜好。(130—131页)
　　除了味道鲜美，还有广州人重口彩、讲意头的风气，这才促成了考生临阵前吃及第粥的习俗。而从这习俗中，黄天骥先生读出了“善于吸纳交融而至于创新，乃是广州人特具的品性”(131页)。
　　谈及岭南文化的特质，黄先生不喜欢“务实”、“进取”等空洞的口号，而更倾向于从食品及习俗角度展开论述，这我是很认同的。同样生活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大族群，无论方言、习俗还是文化趣味，均有不小的差异。只是放在全国范围，非要为“广东人”画一幅肖像(即便是漫画像)不可，黄老师的描述还是相当精彩的：
　　广东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生猛和淡定。生猛指的是广东人思维活跃；淡定指的是我们对生活有信心，很会享受生活，比较乐天知命。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强的抗拒心理。(356页)
　　研究地方文化时，专挑好的说，且要求朗朗上口，这是大众传媒的特点；至于有一利必有一弊，广东人性格上的缺憾，那就留给专家们去辨析吧。
　　我对黄老师拈出“生猛”和“淡定”来描述广东人的性格很感兴趣。因为，一般理解，“生猛”者风风火火、朝气蓬勃；“淡定”者则优游舒泰、从容不迫，二者截然相反，如何融为一炉？这你就不用着急了，黄老师自有办法：
　　古人有云：“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广州人的品性，庶几近之。(5页)
　　如此动静结合，张弛有度，当然很好了，但就怕过于理想化。好在还有一句老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伍
　　学人志趣
　　虽说离开康乐园已经三十多年，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回母校。目的是看看绿草如茵的校园，探望日渐衰老的师长，也欣赏青春勃发的学弟学妹。很奇怪，别的人会长大，也会变老，但黄老师似乎三十年没什么变化，永远都是那么乐呵呵的，且童心不泯。偶然校园里碰见，居然从脚踏车飞身而下，打个招呼，说声游泳去，转眼就不见了人影。猛然间想起，我这位活力四射的老师，1935年出生，今年该过八十大寿了，居然还如此“生猛”。
　　我在中大读了本科及硕士，康乐园里有不少我所熟悉的学识渊博的师长。但像黄老师这样喜欢跟年轻人混在一起(如出书时专找年轻人写序)，说说笑笑、吵吵闹闹的，却是独一份。很多学弟学妹告诉我，跟黄老师在一起，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很愉快。这大概是黄老师“永葆青春”的独门秘诀。看他在校园里走路、讲课、发言，从来都是眉飞色舞——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大学，热爱自己的城市，热爱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教授当然可爱。
　　某次我在中文堂演讲，黄老师自告奋勇当主持。说实话，我当时的感觉是压力山大。因为，黄老师调动现场听众情绪的能力，非我所能及。相形之下，我精心准备的专题演讲，被他的诸多即兴发挥压下去了。后来想想，这也没什么，黄老师本来就是研究戏剧的，将讲台变成了舞台，乃是本色当行。
　　有学问，勤著述，拿得起，放得下，能雅能俗，没大没小，这样的教授，我在北京没有见到过。我当中大北京校友会会长那几年，凡学校派人来京组织活动，代表团中必有黄老师；而有黄老师在的场子，必定是红红火火。后来才知道，每回中大组织大型活动，如毕业典礼或校友聚会，都会恭请黄老师“友情出演”；而黄老师也都欣然接受，且每次都不辱使命。研究戏剧的黄天骥老师，“舞台感”很好，且有“人来疯”的一面，越是大场子，他的表演就越出色。
　　这就说到了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但从不故作高深，也不推崇悬梁苦读，欢天喜地做学问，能走多远算多远，这或许就是黄天骥教授之所以“生猛”且“淡定”的缘故。
　　2015年11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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