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4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茅盾诞生120周年。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1913年赴北京大学学习，1916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0年即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转为正式党员。从此，他集革命家与文学家于一身，在理想的道路上矢志不渝，无怨无悔。
他留下的《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大量作品，如手术刀一般剖析社会，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少年失牯，立志“以天下为己任”
1896年7月4日，乌镇观前街沈家的长房长孙出生，取名德鸿，小名燕昌。这个并不富裕的大家族，无地无租，主要靠开两家杂货店维生。茅盾的父亲沈永锡16岁中秀才，却无意读书做官，反而崇尚实业救国，迷恋声光电学，还立志悬壶济世，追随杭嘉湖的妇科名医陈我如学习中医；茅盾的母亲，是陈我如的爱女陈爱珠，不仅通读四书五经，而且会算术女红、诗词歌赋。5岁时，茅盾由母亲开蒙，读《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没有适合小孩的历史课本，母亲自己动手编写，从三皇五帝鸿蒙初开写起，写一节教一节。就这样，当那些私塾里的孩子在摇头晃脑背诵《三字经》时，茅盾已初识新学，打开眼界。
随着曾祖去世各房分家，本就不算富裕的沈氏一门每况愈下。同时因着外祖父去世，陈家也失去了顶梁柱，门生四散，车马冷落。不久，沈永锡卧病不起，只得将儿子送去刚开的新式学堂立志小学。茅盾曾回忆说：“那时候，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候，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就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落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的进度快。”虽然年纪最小家累最重，但茅盾刻苦好学，每周写一篇史论文章，学校每月考试发榜，他总是获奖。
在自传中，茅盾曾详细地记录了当年父亲从病发到瘫卧直至去世的艰难日子，在自知不治的情形下，父亲曾经跟儿子要刀，但又实在不忍自尽。他留下遗嘱，关照家人说，国家无论行二次变法还是被列强瓜分，都离不开实业兴国，儿子当发奋图强，学习理工本领。他把孩子叫到床头，给他们讲解自由、平等的意义，评析国家大事，将一本谭嗣同的《仁学》指给茅盾，告诉他长大了就能读懂，“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做个有志气的人。
1906年夏天的酷热里，沈永锡病逝。那年茅盾10岁，弟弟沈泽民6岁。茅盾母亲含泪恭写了一副长联，表明自己的心志：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誓言，管教双雏。
此后，孤儿寡母虽历经世态炎凉，但因着母亲的慈爱养育和严父般的勤恳督教，茅盾始终怀抱救国拯民的进步思想，也萌生出成名成家以报答父母的愿望。
从立志小学毕业后，沈家长辈都认为身为长房长孙的茅盾应当做学徒养家，但母亲坚持送他进入植材高等小学。在当时的乌镇，少年茅盾的作文已然被师长们评价为“前程远大未可限量”，家乡至今留存着他少年时的文章，比如这篇作于12岁时的《悲秋》：
紫燕去，鸿雁来，寒蝉互噪，秋虫凄切，衰草遍野，木叶尽脱。悲夫！ 何秋声秋色之伤怀欤？ 忆夫！ 艳李红桃，芳草绿荫，春光明媚，藻丽可爱之际，忽焉秋风萧萧，荔丹蕉黄。曾几何时，万物肃杀之秋至矣。呜呼！ 人孰无情，谁能遣此！ 而况万里长征，远客他乡，又何能禁秋风雨之感其怀抱。
伤矣哉！ 秋之为秋也。夫秋，天地肃杀之气也。故国家行刑，而草木残凋，雷始收声，阳气日衰，天道循变，人亦何悲乎秋乎？ 然万物寂寥，满目凄楚，对此秋日，能不伤怀？ 虽然，人生过客耳！ 幻梦耳！ 有悲于怀者，岂惟秋哉！
秋之悲，其小焉者也！
1910年春，茅盾第一次离家，到湖州府中学堂上学。校长沈谱琴是清末举人，又是秘密的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等人有交往，所聘老师也多为既有学问又有新思想的人，甚至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学习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黄遵宪的《台湾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以及《太平天国檄文》这些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文章。茅盾在这里大开眼界，而他的刻苦好学，也为老师们赞赏。次年，他转入嘉兴府中学堂，校长方青箱年轻有为，早年在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曾游历美国、加拿大、日本，受世界潮流影响，秘密加入光复会，立志反清革命。在他带头下，不少师生剪辫剃光头，自修时间讨论国事，体育课分量很重，学生常常做“远足”训练，校长甚至购买真枪教学生射击。1911年辛亥革命，方青箱率嘉兴府中学堂的学生们投身光复杭州、嘉兴的战斗。
1912年茅盾转学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次年毕业。在母亲鼓励下，他考入北京大学，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中西文史。
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16年，茅盾从北大毕业，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小说月报》开专栏提倡新文学。1920年，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茅盾曾回忆那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时代里，茅盾受时代使命感的驱使，阅读大量西方哲学，社会学着作，并在对众多诸学说比较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陈独秀在李大钊支持护送下，挟《新青年》来到上海，入住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他早就注意到了茅盾的思想进步、敏锐，约见了他和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人。7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秘密办了个刊物《共产党》，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10月，茅盾和邵力子去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当时第三国际代表魏庭康也在座。陈独秀征求邵力子、茅盾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见，茅盾表示赞同。于是，茅盾由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他一口气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四篇译文，发表在1920年12月7日出版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杂志第二期上，后来，又陆续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等文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此后，茅盾正式转为党员。9月，茅盾经手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商务印书馆的支部会议就在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家里召开，每周一次，主要讨论分析形势，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等，参加的人中，还有邵力子、杨明斋、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虽然共产党人的活动都是秘密的，但依然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包括陈独秀夫妇在内的几位党员被拘捕，后经营救出狱。此后，支部会议辗转李汉俊哥哥的公馆和茅盾家。中共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决定由茅盾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党组织人员到上海找共产党中央，先找茅盾，然后由茅盾报告中央后，再通知来人去某处汇报工作；外地党组织向中央送报告，也是寄到茅盾那里，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然后由茅盾转送中共中央。
此时，茅盾一边忙于党内秘密工作和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的教学，为党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才，一边编刊物写文章，奋战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线，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弟弟沈泽民和内弟孔令境，也由他引领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8月5日，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出席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六次会议，这是茅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24年春，茅盾直接参与和策划组织上海工人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大会。同时，他还在写《论无产阶级艺术》，这篇长文于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分数次发表在《文学周报》上，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在新文学界成了“旷野的呼声”。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无产阶级文艺的论文。
1926年1月，茅盾经上海党员大会选举为代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258名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此时的广州，全国许多政治精英都汇集在一起，国共合作，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大会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迫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惩处了国民党“西山派”。大会结束时，茅盾接到陈延年指示，留在广州，到中央宣传部协助时任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的工作。于是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简陋的楼房里，住在楼上的毛泽东忙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杨开慧带孩子做家务，住在楼下的茅盾和萧楚女承担编辑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茅盾奉命返回上海，年底，又接中共中央指示，往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行前，茅盾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亲自任考官，为武汉军校录取了200来名学员，物色了3名教官，陆续送走。到武汉不久，他又接中共中央指示，到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的 《汉口民国日报》 任主笔，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宣传革命道理，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屠杀中共党员，继而在南京、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茅盾悲愤不已，连续发表文章、通电，揭露真相，声讨蒋介石。7月，他和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隐蔽待命。
1927年对茅盾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在隐蔽了半个月后，他按照党中央指示赶到九江与董必武接头，准备奔赴南昌。然而此时交通已经中断，他决定翻越庐山下南昌，不料到牯岭时，下山的道路也被封锁。此时他又染上急病，动弹不得。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着的宁汉合流，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病愈后的茅盾按董必武嘱咐的第二方案辗转返回上海时，发现自己已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上海地下党机关被破坏，许多党员被捕，他与党组织联系不上，形同孤雁。
后来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茅盾曾这样写道：“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 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 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
直到1940年在延安，茅盾向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要求，党中央研究以后，认为他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他接受了党的安排，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处事待人。直到去世前，他留下遗嘱，要求重新入党。1981年3月27日茅盾去世，4天后，党中央做出决定追认茅盾为共产党员，党龄从1921年算起。
在文学创作中，继续革命
1927年8月后的上海，大革命进入了低潮，昔日同志有被杀害的、有叛变的、有逃跑的……“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过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9月，隐居在景云里三楼的茅盾决心把大革命中火热的生活记录下来，艺术地再现刚刚发生的这悲壮的一幕。仅仅2周，《幻灭》前半部已经完成。小说主要描写两位性格不同的女青年被卷进了革命浪潮的故事。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的洞察，对大革命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黑暗的控诉，同时又把发生不到一个月的南昌起义写进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胆识。
茅盾写这本小说当然希望发表，但是因为正在被当局通缉，非但本名不能用，以前用过的笔名也不能用。他后来回忆说：“为什么我取‘矛盾’二字为笔名？ 好像是随手拈来，然而也不尽然。‘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
叶圣陶是最早看到这部作品的人，连夜一口气读完，兴奋不已，当即决定在他主编的 《小说月报》 上发表。他注意到被通缉的茅盾临时起的笔名“矛盾”太假，内容又是写大革命的，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于是建议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姓茅的人很多，人家就不会引起注意，而且口音上依然是‘矛盾’，不失本意。”茅盾欣然采纳，从此，他以茅盾的笔名写下了小说《蚀》三部曲、《林家铺子》、《春蚕》、《子夜》和《白杨礼赞》等一批小说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记者 陈晓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