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科学的另一种可能——文学达尔文主义创始人约瑟夫·卡罗教授访谈

来源：中华读书报

　　编者按：卡罗教授(Joseph Carroll)是文学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现为美国密苏里大学英文系资深教授。他将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进化社会学理论引入文学研究，致力于创建一种文学批评的新范式——文学达尔文主义，以突破后结构主义以来各种后学理论的思想框架，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批评话语和视角。近日，卡罗教授与清华大学外文系余石屹教授进行对话，阐释了文学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观点。
　　余石屹：我们知道，在过去的20年中，您一直在呼吁文学研究领域的范式转移，并且开创了一种新理论——文学达尔文主义。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文学达尔文主义吗？
　　卡罗：文学达尔文主义者是这样一些文学学者：他们认识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进化社会科学业已掀起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认知和情感神经科学等领域的革命。虽然这场革命尚未完成，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们认为，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文学达尔文主义已经超越了其他诸多竞争理论，如传统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福柯式文化批评、激进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因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们致力于吸收当下最先进的进化社会科学知识，并将其运用于文学理论的构建和阐释性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中。
　　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们认为，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了进化。他们确定了一个种属性的生命周期，其组分包括：人类全部的生命阶段、社会性的生殖角色，以及基本的动机、情绪和认知倾向。他们将这个种属性的整体定义为“人性”。他们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组织都体现着人性，也受到人性的制约。因此，他们常称自己为“生物文化”的批评家。这意味着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生物性或遗传性特征与某些特殊形式的文化组织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同样重视生物文化结构与作者和读者的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此外，与所有的文学评论家相似，他们还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的认知和语言结构。大多数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相信文学具有自适应功能。他们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影响人类的认知和情感组织，影响动机，并有助于规范行为。
　　余石屹：为什么说文学达尔文主义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型范式？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在过去40年间统治了欧美人文研究领域的文学理论相比，它有哪些不同？您倡导这一转变的动机有哪些？
　　卡罗：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文学研究已经存在了逾一个世纪之久。在此期间，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其肇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人文主义阶段，以及继之而来的后现代主义阶段。
　　在人文主义阶段，文学研究呈现出描述性、分析性、唤起性和评估性的特点。它极少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然而在为数不多的阐释当中，往往采取民间心理学与某些混合性一般概念相结合的做法。这些概念来源于哲学、宗教，以及各种思辨性、前科学形式的社会科学。人文主义者是典型的多元论者，尽管他们对哲学、宗教或思辨社会科学领域的特定术语进行了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运用。人文主义者们认为，单一的解释系统不足以完全解释人类经验或文学的定性复杂性。他们认为，常规的人文主义教育以文学研究为中心，同时也延伸至哲学、历史和美学领域；它为学者提供一套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术语，而这套综合性的术语优于哲学、宗教或思辨社会科学等任何一个单一解释性系统内的成套术语。故此，人文主义者们希望在对文学进行解释时，能够使用源于文学的概念；他们试图从文学本身出发，来归纳出关于文学的一般规律。从此种意义上来说，人文主义者们的做法与某些社会学家们不谋而合：他们效仿埃米尔·涂尔干的做法，用社会制度来解释社会制度。这种策略是行不通的。
　　后结构主义者们认识到，为了解释文学，需要引进其他领域的某些术语。然而，他们选择的术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来自语言和文化领域。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领导了后结构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他们认为语言本身是现实的终极构成形式，并且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结构能够捕获任何在其本体之外的现实。因此，解构主义者们于一个封闭的语言世界之中作茧自缚了。人文主义者们至少认为文学表达了生活；而与之相比，解构主义者们的世界则更显闭塞。解构主义者们错误地认为，文学或语言实际上构成了生活本身。后结构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主要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的美国。在这一阶段，社会权力取代了语言，成为人类经验的构成基础。与解构主义者们一样，福柯派权力政治理论家认为现实是由“话语”建构而成的，与此同时，科学本身也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话语，从而不应被奉为圭臬。然而，福柯派学者们认定，所有话语本身都受到社会和政治权利利益的统治；富有的总是欺压贫困的，强大的总是欺压弱小的；由富人操纵的流行文化信仰是其推行压迫的媒介，往往被用以制造公平正义的幻觉；但是，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却可以通过怀疑性、批判性的智慧来揭露权力的险恶用心和阴谋诡计。福柯的权力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福柯派学者们将简单的“压迫者—被压迫者”二元论进行了扩展延伸。对于福柯派学者们来说，压迫者不仅仅包括富人，还包括所有的优势群体——对于深色皮肤人种而言，(这一优势群体)是白人；对于被殖民者而言，是殖民者；对于女性而言，是男性；对于同性恋者而言，是异性恋者。事实上，压迫者这一概念指向这样的个人：他能够被归入某种社会群体(或享有某种社会群体的认同)；而这一社会群体能够压迫甚或是蔑视任一属于其他群体的成员。至少在近30年来，英美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们绝大多数都专注于“身份政治”，即存在于社会群体身份间的压迫政治。身份政治绝大部分关乎性别，例如女性对父权的反抗和同性恋者对异性恋的反抗。
　　我所倡导的这一范式转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套单一的解释系统，这一系统可作为文学知识的坚稳基石。与人文主义者不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相信，一个由文学之外的概念和信息组成的系统能够对文学进行解释。与后结构主义者不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相信生物现实高于并且包括所有的社会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架构。一方面，我发起的这一范式转移承认生物学在生物文化复合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它能够对源于进化生物学和进化社会科学的相关概念进行解释。
　　余石屹：我记得您曾经在您的著作当中批判过许多流行的理论家。您曾批判希利斯·米勒和德里达否认文学文本背后存在的真实世界以及它与文本解读之间的联系，伊格尔顿对《呼啸山庄》的误读，詹姆逊对语言重要性和意义不确定性的夸大，等等。与这些主流理论家们的论战是否压制了您的声音，使您被边缘化了，甚至在某些专业期刊里招致了不公正的批判？比如，在一篇新近的文章中，文学达尔文主义被批判为既非文学也非达尔文主义。您怎样看待诸如此类的批判？
　　卡罗：我的一些达尔文主义者同事们认为，达尔文主义对后结构主义者的批判可能疏远了文学学术界潜在的(这些)赞成者们。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过去40年间，英语文学学术研究的主流思想对科学和一切理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都怀有明显的敌意。就算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从未攻击过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者们也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反对生物文化理论乃至所有的实证主义科学。达尔文主义者们的攻击反而很有可能使得非理性主义者们折中了他们最极端的论断，并从而开始试图与由科学所启示的更为广阔的世界达成某种和解。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鉴于我的知识分子操守，我不可能基于影响人的政治计算来制定论点。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清楚地思考，并且尽量做到言之有理；这也是我工作的驱动力。我的第一部进化理论著作《进化与文学理论》确实带有浓重的论战色彩。我认为，有必要抓住后结构主义者们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荒谬观点的症结所在，并且用更好、更明智的理念取而代之。但从那时起，近20年来，我已经在论战中退居二线，并主要专注于进化文学理论的建设性发展。
　　就目前我个人在文学研究界的地位来说，我认为选择进化理论总体而言是有益的。因为我从来未能接受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所以我仅剩的两个选择就是，或者默默无闻地苦心孤诣，试图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边缘作出某些卑微的学术贡献；或者奋力一搏，反对错误的观念，并且推陈出新。我希望理智的一方最终胜出，但是不论结果如何，人都应当遵从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而活着。
　　余石屹：您曾经就真理、意义、性别、主体和客体以及科学等话题发表过不同的观点。我发现在这些观点当中，科学占据了中心位置。而在所有的科学分支当中，您最常提到的是生物学。您为什么认为生物学，或者进化生物学适用于21世纪的文学研究？
　　卡罗：我刚才已经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我接下来将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人类是动物。与其他所有的动物一样，他们经历了进化。经由自然选择的适应过程，他们产生了复杂的功能结构；他们的身体、大脑以及行为无不反映着这些功能结构。文学描述人类行为，而其本身也是一种人类行为。这种行为受到人类本性的限制，而人类的本性是由自然选择塑造而成的。文学揭示人类生活的潜在动机和情感结构，借助想象将这一结构呈现给我们，同时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创造性的认识。进化生物学是一门核心学科；它主导着所有的进化社会科学。为了理解人类行为，包括人类生产和消费文学的行为，我们需要借助于进化生物学和进化社会科学的解释性概念。
　　过去12年来，我在结构上优先考虑了一个主要的进化社会科学概念复合体：“人类生命史理论”。生命史理论家们是研究各物种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能量消耗配比的生物学家。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出生、成长、繁殖(交配和某些物种的哺乳)、衰老和死亡。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周期。人类的生命周期是一个中枢生物系统，它管理着人类的行为、动机、感觉以及认知倾向。文学描述人类生活，而撰写和阅读文学的需求则满足了人类本性中不可或缺的自适应需要。人类生命史理论使得分析人类本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成为可能。为了理解文学——文学描述了什么，它怎样在我们的自适应体制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必须理解人类生命史理论。
　　余石屹：您如何看待语言的功能？为什么说文化主义者们错误地将语言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
　　卡罗：达尔文猜测，使抽象的思想得以传播，并从而区分人类大脑与其他物种大脑的是语言，而非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这一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人类能够想象因果关系的无形过程，能够感受到知觉的现在，并且将其与过去和未来的概念相结合；他们能够从个别的情形推出普遍的原理，将个例划分为常见类别，区分这些类别，并能从总体概念的关系中推断出特定的结果。他们能够依照客观的、共有的是非规范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他们能够运用感官媒介和抽象符号来描述现实，并且唤起他们对自身经历的主观感受。在这一认知活动的过程中，语言作为一种主要的符号性媒介，从中斡旋；同时，它也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使人们能够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别人。任何实际的语言都包含了一个群落由文化传承而来的集体经验。这种传承的概念内容与个人创造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但它超过了任何由个人制造的知识。
　　而在所有这些方式中，语言有着因果力量。尽管如此，语言仍然从属于生命。没有了语言，生命仍然能够存在；而没有了生命，就没有了语言。产生语言的是大脑和声道，二者都是身体器官。作为一个参照体，语言指向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于世的实物。作为情感表达的媒介，语言所表达的情感源于人类历经几百万年适应性进化得来的动机体系。语言能够创造某些独特的经验片段，如果没有语言，这些片段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但这些片段也总是依赖于身体的感觉、感官感知和大脑的神经活动而存在；所有这些同样发生在不具备语言的其他物种身上。我们的大脑活动很大一部分与语言无关。我们的心理内容包括图像和非语言概念结构，他们与身体的感觉、感官感知和情感相互交融，而后者(身体的感觉、感官感知和情感)永远不会以语言的形式出现。语言是创造性的，但它不具有自主性。因此，无论是在进化的时间顺序还是在因果关系方面，我们作为生物有机体存在于物理世界的这一现实，都先于我们对语言的使用。
　　余石屹：在您看来，文学和科学在本世纪将携手并进，而科学将会为我们重新定义文学研究。几年前，您在圣路易斯市主办了一场名为“知识统一”的学术会议。爱德华·欧·威尔逊(EdwardO.Wilson)受邀作为大会主旨发言人。作为一位文学学者，您毫无保留地认可了爱德华·欧·威尔逊的“一致性”(consilience)概念。为什么您认为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一致性”是可被接受的？对于很多文学学者来说，他们都有这种担忧：如果“一致性”被接受，那么目前已在不断缩减的人文学科的领土，将会完全被科学所蚕食；您如何解答他们的这种焦虑？自后结构主义思想方式出现以来，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宿怨一直被大肆渲染。您对此有何看法？
　　卡罗：“一致性”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它指的是自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秩序，呈分级组织。物理学的主题——基本的力和粒子形成了原子——构成化学的基本成分；化学物质在有机和无机的生命体内的分子内部结合；生物体遵从物理定律，并且和其他生物体以及无机的自然进行互动，从而产生了生态系统。人类就是适应着全球生态系统进化而来的生物体，如今我们正极大地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人脑中的思想和图像是可以用化学术语解释的神经系统事件。自然界没有断层；人类知识也不应该有断层。每一个领域的研究都是与其他领域重叠或连续的。
　　人文主义者们担心，如果精神事件都被简化为神经化学事件，那么他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担忧，是因为他们未能理解，解释(的完成)需要两个基本类别，即成分分析和结构分析。——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由亚原子粒子构成，然而仅凭亚原子粒子水平的反应规律并不能预测化学物质间的反应，因为后者要复杂得多。生物学也是如此。所有的生物过程都依赖于化学反应，但是仅凭化学反应的规律也无法预测器官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因为后者的复杂度较前者高。同理，人类是生物有机体，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中，技术、配置模式、生殖系统(交配、养育子女和亲属关系)、社会和政治机构、文化传播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艺术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作用，然而仅凭人类的器官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也无法预测上述的人类生活中各个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后者复杂度较高。
　　即使借鉴了进化生物学和进化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原理，人文主义者们也不会失去他们的主题。文学与其他艺术构成了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复杂性。这一领域充分值得专门研究。同其他专业领域一样，文学研究与其他领域是连续的，并与整个浩瀚的知识领域浑然一体。文学植根于社会史和思想历史、个人心理学以及人类作为生物有机体的物理现实之中。为了获得关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想象层创结构的有效知识，文学学者必须吸收文学组成元素的信息。这些成分不仅仅包括语言；它们还包括人类生命史、心理学、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若要使关于文学的知识获得真实性，那么必须将这些知识建立在从生物文化角度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之上。
　　在实践中，文学学者经常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尤以马克思、弗洛伊德和他们的继承者的相关理论最为常见。然而，在后结构主义综合体中，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往往专注于“话语”的一般概念，以至于学者觉得没有义务获得当前关于社会或人类大脑的科学知识；他们只需要致力于运用修辞公式来表达由福柯“压迫权力关系”理念所产生的思想。
　　而现在的情况是，人文主义者在知识的世界里被边缘化了。为了保护自己作为学者的权威，他们将自己和认知效度的标准相隔离，尽管这一标准统治着更多相关的专业研究领域。他们否认真相、现实、指涉和科学解释的有效性。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人文主义者们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资金支持、声誉和招生率一直在稳步下降。他们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孤注一掷，变本加厉地强化那只能产生持续的分离、使文学研究边缘化的方法和态度。与之相反，由文学达尔文主义者支持的研究项目能够使文学学者生产关于文学的真正知识。由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情怀和专业训练，他们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余石屹：一位学文学的学生需要学习多少科学知识才能成为达尔文主义批评家？您是否认为理工科学生们有必要学习更多的文学课程？您认为文学教育能够为理工科学生们带来什么？
　　卡罗：我在各种出版物中勾勒出了一个研究规划，它是为生物文化领域的一个假想的研究生院而设计的。该规划将包括一系列的研究，由两个端点界定：其中一个端点是实证研究工作，由专业研究写作和阅读引起的神经认知活动的心理学家们完成；另一个端点是由文学学者完成的阐释性文学批评。这一研究所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这两个端点的从业者之间的协作。任何这样的学院的学生，都需要选修某些课程，目的是让他们熟悉生物文化研究的整个领域：实证社会学家们需要选修文学、艺术、文化史课程；文学学者需要选修实证研究方法、统计和进化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社会学家将拓宽他们对于“何谓人类”的理解，而人文主义者们将在行为和态度方面获得认知上的有效性。这种跨学科的工作将有助于把文化研究建设成一个独特的领域。作为一个整体，该领域可以产生先进和累积的知识。
　　几十年来，英语世界的文学学术研究的既定方式一直在对接受文学研究专业学术训练的学生进行着人工选择。这种选择过程偏好那些本质上就反对认知有效性的科学标准的学生：他们认为科学方法使人厌倦、令人生畏，他们对于基础知识不连贯没有任何不适，他们惯于采取自以为是的思想姿态，他们从基于明显不合理的认识论的修辞公式的变式中获得智力上的自我实现感。而我所提倡的范式转移将引入一套不一样的研究生培养选择过滤系统。许多目前活跃在文学学术界的学者想必永远都不会在这个新的体系中感到快乐。
　　余石屹：为了让我们的读者更快地了解文学达尔文主义，您能给出文学达尔文主义的十个关键词吗？
　　卡罗：进化；适应；生物文化理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人类生命史理论；知识一致性；人类本性；生物体；环境；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余石屹：虽然您的专业研究领域是英语文学和文学理论，您也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感兴趣。最近，您一直在阅读余华作品的英译本；您在此次中国之旅中也将从文学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对余华的小说进行解读并就此发表演讲。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余华的一些看法吗？作为一位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家，他的小说对您有什么魅力？
　　卡罗：在过去数十年间，余华一直是中国人生活中种种剧变的第一见证人。因此，他拥有重要的(写作)主题，而他的精神和品格也足以承担这个主题。他不仅看到了个人的内心世界，并且注意到了个人所处的更为广阔的物质、社会和想象的背景。他所描绘的现实涵盖了塑造个体生命的内在情感，人们聚散离合的变故，物质环境中的纹理、声音和气味，他的人物们所在的人口稠密的社区中的社交网络，以及由民间信仰、八卦、意识形态、政治和商业活动所产生的集体精神生活。
　　余华自己的性格和个性是读者体验他所描绘的场景的媒介。他诚实、富有同情心，心理感受敏锐。他对于什么是基本的人类经验——身体和情感的现实——有着直观的理解。他的故事往往以一些个人生活的发展为中心展开，包括了个人生活的所有阶段，激情以及情感关系。他特别注意个人身份的连续性，并且格外看重韧性、忠诚、记忆和反思性的冥想。
　　余华的文学作品色彩斑斓，层次丰富。他以作品来记录个人生活、个人关系和公共事件的情感特征。在许多生活历史叙事的高潮时刻，他的基调是温暖或感伤、爱或悲伤。这一系列的基调可能引致感伤与自怜，但他通常把这些倾向掩盖在严峻、丑陋的自然主义，滑稽的妄言，或讽刺的机智之下。余华对人类生命史的直观理解、他的温暖和同情心，以及他的正直和诚实为衡量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提供了一种世界性的、跨文化的标准。这也使得他可以和像我一样的外国人分享他关于现代中国的经验。读他的作品，让我仿佛身临其境，好似切身经历了中国过去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清华大学唐岸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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