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作为北方草原强势军事实体，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在汉通西域之前统一着北方乃至统治西域。匈奴政权除了对西域进行行政管理外，也不可避免地给地方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这一时期匈奴与中原王朝在西域的角逐中双方对其产生的影响，都使这一时期在西域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抹杀，学者严文明曾说过：“随着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新疆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东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可见，匈奴统治西域时期与这一历史时期之前相比，西域多种文化的交流较为频繁，影响更为强劲。因此考察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化互动关系，不仅可以还原当时文化面貌，还可以由此看出新疆民族历史文化前进的轨迹，亦可给后人充分展示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运动规律。
一、匈奴统治西域时期新疆的民族、语言与文化
这一时期，西域生活的主要民族及部落有塞人、月氏、乌孙、羌人、车师、匈奴和汉人。这些民族和部落在西汉初年经过不断的迁徙和发展，并与当地土著居民互相融合，建立了政权，即史书上所说的“城郭诸国”和“行国”。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或山间盆地生活的定居或半定居的居民，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聚落，大多有城郭，史称“城郭诸国”。而行国主要指匈奴、乌孙等以游牧为主，随畜逐水草的政权。据现有资料看,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化状况大致如下：天山南部多数民族都属于印欧语系，而且这种语言可以进一步分为塞语和龟兹—焉耆语。塞语，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塔里木盆地以北诸国流行用婆罗米文字书写的吐火罗语,称为龟兹—焉耆语。这种语言又分为龟兹和焉耆两种方言,一种流行于高昌、焉耆一带，叫甲种吐火罗语，一种流行于龟兹地区，叫乙种吐火罗语。南道鄯善诸国流行的民间语言是楼兰语，于阗地区除了塞克语外，还流行佉卢文为代表的“印度俗语”。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汉语文也在城郭诸国中广泛流行，一些上层贵族使用的比较多，而且程度很高，可见它的通用性多在以汉语为母语的民族和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中使用，在少数民族普通人家中的使用却受到条件的限制，因为汉语秦时进入西域，但较广泛的传播却从张骞出使西域与两汉王朝对西域的统一开始。同时，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初步形成吐火罗化，吐火罗语成为南部的区域交际语。属于汉藏语系的有羌人、汉人，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有匈奴人、乌孙人。北部以操阿尔泰语的民族为主，阿尔泰语系语言于是就成为北部民族区域交际语。羌语由于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羌族人口较少，常用汉语，其语言使用范围逐渐为汉语所涵盖，因此多限于民族内部使用。至于车师人的种族、语言目前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研究清楚的问题。
二、匈奴统治西域时期的语言文化互动
（一）匈奴的语言文化对新疆的影响
当时，在北方占有统治地位的匈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同样在语言文化方面也给其他民族以种种影响。首先，匈奴语言对西域各个民族有一定影响。西汉人说匈奴“箕据反言”，这极易使人想到阿尔泰语系的宾谓句式。北魏时代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的敕勒人，“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北匈奴的后裔在今北疆一带建立的悦般国，“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这些记载都可以推测出，匈奴人到南北朝时期，是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某一种语言的，同时亦可推测匈奴与西域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匈奴的风俗文化对新疆各个民族亦有影响。如匈奴的生活习俗是“……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汉文史籍记载说，乌孙与匈奴同俗。再如，张骞初通乌孙时，乌孙昆莫“见骞如单于礼”，“昆莫起拜，其他如故”。上述可见，匈奴的风俗礼仪影响了乌孙，同样也将影响当时新疆的其他民族。再者，我们从《汉书•西域传》中可以看到西域诸国使用匈奴官号的情况。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这些职官称号，西域诸国也有所见。例如，鄯善国设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1人，于阗国设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皮山国设有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君各一人，疏勒国设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龟兹国设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以上是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西域诸国的职官情况。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诠释是匈奴在接受新疆诸民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将本民族的文化传播给新疆各族。
（二）汉语汉文对新疆的影响
两汉王朝在西域与匈奴角逐战争的胜利到对西域的完全统一，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这一时期，汉语汉文在西域的广泛使用离不开汉代的屯垦、通使、通婚、贸易等活动。这些活动常伴有大量的语言文化交流。汉语汉文对新疆的影响可以从新疆考古出土的残简、木简等看出。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了《论语•公冶长篇》残简，斯文赫定在“海头”遗址发现了东汉末年《战国策》残卷及算书《九九术》残简。另外，尼雅出土八枚木简，是系在礼物上的木排，上书送某物于某人，两面书写。这些汉文木简收录在《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从姓名及内容来看，为当地土著民族所遗留。如上面提到的“琅玕”、“玫瑰”是珠玉的名称。简文中所载送礼者“休乌宋耶”和接受礼物的“大王”、“小太子九健特”等人显然都是少数民族中贵族的姓名。“大王”、“王”、“王母”是对地方统治者的尊称。这些人无论作为送礼者或收礼者，都是能使用和了解汉文的，这生动地反映出西域土著民族通晓汉语，使用汉文的情况。学者尚衍斌曾有此说法：“他们使用汉文和上述形制的简牍互制问候，显然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1]这些均说明这一时期汉语文在当时西域业已使用，也说明当时西域土著民族中，一部分人显然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三）汉匈语言文化的互动
1.汉语汉文化对匈奴的影响1.1匈奴使用过汉文字史书中留下了一部分关于通晓汉语的匈奴人及通晓匈奴语的汉人的记载，如汉武帝时的金日磾和张骞、苏武、投降匈奴的中行说等。《史记》和《汉书》中还提到匈奴单于屡次给汉朝吕后和皇帝写信的事，这些书信当是出于汉人之手，用汉文写的。由此可见，在匈奴的政治生活中，曾广泛使用了汉文字。从文献记载看,匈奴与汉朝的往来文书十分频繁。如《史记》、《汉书》记述了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是时冒顿方强,为书使使遗高后……”,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遗汉书曰……”单于与汉廷往来的书信,似乎都是用汉文写的,但也不能排除这些文字是汉人所译。假如是汉人书写的,则这些信件更可能是出自投降匈奴的汉儒之手,他们为单于对付汉朝出谋划策,包括书写信函。汉景帝的宦官中行说就曾为单于回复汉廷书信出主意，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教单于回复汉书牍以尺二寸及印封皆令广大长[2],代单于书写信函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出土文物中,也有证据表明匈奴曾使用汉语,匈奴上自单于下自各级官员的印章都是用汉语刻制的,目前已发现和出土的匈奴官印有二十多枚,均为汉文,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所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东胜采集的“汉匈奴栗借温愚印”、“匈奴呼律居訾”、“汉匈奴呼卢訾尸逐印”、“休屠长印”、“休屠胡佰长印”、“匈奴相邦玉玺”、“右贤王印”、“俎居侯印”、“四角胡王印”、“汉匈奴恶适尸逐王印”、“汉匈奴姑涂毕台耆印”、“匈奴破虏长印”、“匈奴归义亲汉君印”等。这些印章大都是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以后之物,为汉朝廷所颁赐。1.2匈奴受到汉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如农业、手工业等，甚至于精神层面。像公元前一世纪的匈奴古墓中出土有汉式的铁镰和铁铧。1956年在辽宁西丰县西俞沟发现两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中有汉字的铁制工具，还有许多汉式环首小铁刀、锥以及汉族的陶器、兵器、马具、铜镜、服饰、货币等。可见中原经济和文化有力地影响了匈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匈奴人在礼仪上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如在孝道上，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自呼韩邪单于之后，匈奴单于见汉帝死后在谥号中含有“孝”字，于是也在自己的名号中加“若鞮”二字。匈奴称“孝”为“若鞮”。1.3匈奴语的一些词语在两汉时期被汉语音译保存了下来，如胡（匈奴的别称）、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头曼(万)、冒顿(圣)、撑犁（天）、孤涂（子）、阏氏（单于妻妾的名号）、居次（公主）、屠耆（贤）、谷蠡（官名）、当户（官名）、祁连（祁连）、且渠（官名）、稽粥、瓯脱（边界）、逗落（坟堆）、径路（宝刀）、服匿（陶制的容器）、比余(栉)、胥比(瑞兽)(钧)等。1.4其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吐火罗语对汉语的影响也甚为显著，虽然就目前发现的残卷内容而言可以勘定的词汇不多，但是这些词汇大多还在现代汉语中活跃着。如：汉语“蜜”字来自吐火罗语A“myat”、吐火罗语B“mit”。汉语“沙门”来自吐火罗语B“samane”。汉语“沙弥”来自吐火罗语B“sanmir”。汉语“佛”最早来自吐火罗语B“pud”。汉语“獅子”来自吐火罗语Asacake。汉语“翕候”来自吐火罗语Ayapoy，吐火罗语Bype（土地）。汉语“沐猴”来自吐火罗语Amkow，吐火罗语Bmoko。还有汉语中有较多的音译地名，如吐火罗语地名：龟兹、楼兰、尉犁、且末；羌语地名有若羌。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匈奴统治西域时期，该阶段文化基本上看不到不同文化系统在新疆的对峙局面，各有自己使用的广度，但是汉文化有逐渐加强趋势，匈奴文化处优势地位，部分地区初步出现吐火罗化。
三、匈奴统治西域时期语言文化互动因素探讨
匈奴统治西域时期语言文化互动形成了一种以匈奴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汉文化处于逐渐加强趋势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除了各民族成员自然选择的结果外，也脱离不了当时的地理生态环境、匈奴与中原王朝在争夺西域中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势力角逐以及其他民族迁徙、人口流动等各种因素。
(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是产生语言文化互动的前提
语言文化是属于民族的，语言文化的接触是由民族接触交往引起的。民族个体(即文化个体)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离不开经济物资的交流）必然引起语言文化的互动。根据史载，古西域的塞人、月氏、匈奴等诸多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不时迁徙，必然带来民族的接触。林斡曾提到过“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与乌桓族以及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再如，从新疆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断定，汉代以前就有不少汉人来到新疆。自秦汉以来，越来越多的汉人不断流入新疆。随着各个民族交往的广度以及深度的增加，民族间文化的互动也变得愈加活跃。
(二)古西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语言文化互动的自然生态基础
古代西域地处古丝绸之路咽喉之地，这里是沟通中原文化及东西方文化的津梁。往来这里的有使臣、商旅、宗教人士等，不仅有中原派往西方者，更有来自欧洲等地的各色人士，他们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进行朝贡贸易，或致力于宗教、文化活动。这样的地理环境为民族的融合、语言文化的互动创造了优越的自然生态，成为匈奴统治西域时期新疆地区语言文化互动的自然基础。
（三）当时西域的历史状况是语言文化互动的人文生态基础
古西域位于中亚，是中西文化交汇地，但对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来说，不仅是战略要地，更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经济补充地。谁占领了西域就等于控制了中西交通要道，从中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一时期，匈奴控制西域，已经成为能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大势力，并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威胁。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出现了汉朝与匈奴频繁争夺西域的战争。这两大势力的对抗必然带来民族间的连年征战，但这些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间语言文化的互动，同时这些政治势力所实行的经济政治上的经略也成为语言文化互动的重要推动力。如和亲、派遣质子、互市政策以及安置降人、设置“译长”等方式。联姻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双方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除了汉朝善于使用和亲政策外，匈奴也曾与西域的一些国家结下过秦晋之好。史料记载，汉元封中，汉朝以江都王建之女细君为公主，令嫁给乌孙。而匈奴从汉元封中到昭帝时期，对乌孙也一直采取着和亲政策。伴随着和亲，实施和亲者随之带去大量的财物以及人员，这些都会对语言文化的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为和亲而开展的一些活动，如派使团求亲、交纳聘礼、约定婚期、公主出嫁后的答谢，等等，都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加深了两族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经常会有遣质子行为，像汉武帝时攻打楼兰，劫持了楼兰王。楼兰王降汉，匈奴知道后也发兵攻打楼兰。楼兰为了不得罪匈汉两大势力，于是向两国各派遣一个质子。这些质子对传播文化起到不小的作用，由于他们广泛接触文化，不少人回国后，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开放关市，是中原王朝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对于加强民族间的联系以及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积极意义。通过互市，各个民族不仅换得了较多的生产、生活用品，同时也获得了接触不同文化的机会。除此之外，西汉安置匈奴降人的方式，使得军中的匈奴人在语言、服饰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受到汉文化影响。西域诸国普遍设置“译长”方式，这种方式架设了民族交往跨越语言障碍的桥梁。译长是主持传译和奉使的官职。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三十六国都设有译长。大国设译长三人或四人，如莎车国、龟兹国、焉耆国，中等国家设译长二人，如疏勒国、姑墨国、温宿国等，最小的国家如单桓国，只有“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也设有译长一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西域民族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中。
四、结语
通过对匈奴统治西域时期语言文化互动现象的梳理以及影响因素的探讨，我们对其有些许思考。首先，匈奴统治西域的这一历史时期，新疆多民族语言文化仍处于和谐发展阶段，汉文化影响力开始显现，但到张骞凿通西域后才展现出汉文化的辐射力。因为这一时期中原与匈奴势力角逐中趋于均势，无法打破两极格局，从而使得此时文化仍处于多元文化并存阶段。其次，这一时期，匈奴文化随着匈奴军事强势推进也自东向西渗透，因此，在分析这一时期西域文化发展进程时，可以寻到此时“匈奴文化”影响先于“汉文化影响”的踪迹。再者，通过这一时期历史还原，我们发现新疆各族人民与中原人民之间早已存在着经济物资互相依赖、风俗文化互相交流的手足关系，这种关系无法割舍，它数千年来强有力地维系着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完整体系。这亦更能说明新疆与内地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对这种关系的清楚认识，将有益于今天新疆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作者：王莉 单位：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