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中医传统学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民国年间，以刘耀先（1864年—?年）《眼科金镜》为代表的一批中医眼科文献，全力秉承中医眼科学术传统，其内容首先表现为对《审视瑶函》、《银海精微》等古代眼科文献学术理论的继承，或对眼科古籍内容的整理改编，使其由博返约。如《眼科金镜》引录《审视瑶函》、《原机启微》内容的比例较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出自《审视瑶函》，书中方剂除前述二书外，也喜用东垣补中益气汤、助阳活血汤、调中益气汤等升阳益气类方剂〔1〕。浙江余姚康维恂（字燮忱），1935年编《眼科菁华录》，卷首列总论，各论分上下卷，共17门，分述123种眼科病证，各论病证“原因”项下的歌诀和各证主方几乎全部与《审视瑶函》相同，仅“症状”由作者重新编写，附方数量有增减变化。此外，书中收有《原机启微》淫热反克等7证，在原书的基础上按原因、证状、方剂、加减、参用逐项改写，更为简明。《黄乔岳眼科全集》“眼病歌诀”、“热症”、“冷症”、“眼目虚实冷热论”、“眼科七十二症”、“眼有七十二症医法”（七十二问）均出《异授眼科》；“五脏要论”、“审症应验口诀”、“看眼法”、“眼科用药次第法”出自《银海精微》，并录《银海精微》数症及治目药方。四川国医学院徐庶遥编《中医眼科学》（1939年）各论病症的病名用药等内容皆源自《银海精微》、《审视瑶函》、《龙木论》等中医古籍，同时作者进行了改编，使其内容更为简炼，仅灵药秘传为其秘方。此期其他中医眼科刻本和大量眼科抄本也多表现为承袭前代眼科文献内容的特点，如1937年刘熔经编，四川省印刷局代印的《眼科仙方》一书中外障、内障、内外障3节，主要内容与作者佚名的清代《眼科奇书》内容相同，只是篇末及附录不同；张育三编《眼科捷要》与聂子因1934年韭松别墅出版的《眼科易简补编》仅内容先后排列有异，它们都与清代《眼科开光易简秘本》存在较为紧密的学术源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均属于同书异名的关系。其他如署曹炳章编纂的《眼科指南》精抄本，主要内容源于《审视瑶函》，浙江省图书馆标为稿本的《塘西十六世眼科秘本》，主要内容出于《原机启微》、《明目至宝》及《异授眼科》3种文献。民国与清代流行的与《异授眼科》、《眼科良方》有关的眼科刻本、抄本多达近10种，如《良方眼科合编》上海明善书局石印本，藏南京图书馆的《眼科秘方》抄本等。另一方面，近代中医眼科医家在传承中医理论的同时亦取得了一些新的学术成就，表现为医家新的理论见解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如《眼科金镜》对内障的瞳神散大、青盲、血灌瞳神、瘀血灌睛等病症要点有细致准确的观察和鉴别〔1〕。作者于自序、“外障论”、“南北不同论”等多篇眼论中反对滥用寒凉，对世俗的用药倾向提出批评，认为“补不可过用参芪以助其火，惟用清和滋润之类；泻不可过用硝、黄、龙胆草之类以凝其血，惟用发散消滞之类。今人治目往往非大补则骤用大寒，多致受伤〔2〕”，可见发散消滞，清和滋润、寒凉并用是作者主张的用药风格。其自拟方以滋阴养血汤、益精养血汤、升阳养血汤等类滋阴养血益精、升阳发散方剂为特色，对于翳症治疗反对滥用寒凉，强调理气活血〔1〕，主张“凡云翳证，只宜理气活血，……不可过于寒凉，过寒则气愈不通，血愈凝滞不行，翳愈光滑难退〔2〕”，其认识极具见地，反映出较高的学术水平。全书由眼论、内障、外障、其他眼病、方药5个部分构成，较民国以前的眼科著作结构更为清晰，书中眼论、病症、方药内容全部系传统的中医理论风格，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与当时大量流行的中西医内容并载并论，中医学内容受到明显冲击压迫，中医特色衰惫的文献比较，难能可贵，其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也更为突出。一些现代工具书或著作中多将《眼科金镜》成书年代定为1911年〔3-5〕，似有不妥，有学者考证其《外障备要》成于1921年，书中多处载有民国年间的病案，认为将其最后成书时间定为1926年保阳益文印刷局出版石印本之前的1924年—1925年较为可靠〔1〕。与此类似，但学术价值较其逊色的还有《黄乔岳眼科全集》、《眼科临症笔记》、《救目慈航》等。《黄乔岳眼科全集》刊于1935年，有学者认为黄氏主张“新症多属火，对翳膜的诊断有独到见解〔6-7〕”为其特色。河南清丰路际平（1899年—1977年），1916年从医，后师从名医宋连清，得其传授。其《眼科临症笔记》始作于1923年，作者根据个人临症记录精选整理，内容以80条眼疾例症为主，每条辨证及用药要点均以歌诀形式予以概括，便于记诵，并附50余幅彩图，绘出主要例症的临床表现。现存1951年抄本及1963年、1976年出版铅印本。《救目慈航》1929年由广东南海（今广州市）黄荔航据佚名道人手稿刊印，共列眼病77种，附方190首，认为眼病实证多归于心肝，虚证多归于肝肾，实证常用修肝散加减，虚证常用还睛丸加减，外用药每选华南地区草药〔6-7〕。
2中西医汇通思想对眼科的渗透
民国年间，因西医的眼科手术和解剖等优势，社会对西医学的日渐认可，在一些学习过西医学，对中医学仍然怀有民族感情的医家身上，中西医汇通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如浙江奉化陈滋（1878年—1927年），幼年从祖辈读经史，后于杭州同仁医学堂毕业任上海同仁医院翻译，并从事著述。1910年东渡日本习内科、皮肤科及五官科，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府医务处长。1912年初再度赴日，专攻眼科，同年10月回国在沪开设上海眼科医院，眼科造诣颇深，主张中西医互学，每于余暇，博览中医典籍，采集良方〔8〕。1921年出版的《陈氏评批〈银海精微〉》序中已先就眼科解剖部位及病症名称中西兼论，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后所著《中西眼科汇通》，经其子陈任整理，上海眼科医院总发行，1936年刊行。陈任于序中谓此书乃其父一生经验及学理融会贯通之作。全书包括病证，中医眼科处方集、附录3部分。病证从眼睑病、泪器病至外伤和其他共分为13章，各章病症并列中西医病名，辑古代眼科文献中相关病症内容，于“滋按”中表明其见解，述中医治法、古方及西医新法。前8个章节以西医眼科解剖由表及里的顺序分类论述78个病症，后5个章节讨论以眼机能障碍为主的眼病共20个病症，合为98个病种，中医眼科处方集收载内服方864个、眼药方（点、洗眼外用方）95个、外用药方31个。全书中西眼科内容并载并论，文字达20余万字，在近代眼科特别是中西医汇通史上有着重要学术地位。惜陈任的思想已由其父“中西医学汇通之素志”向“今之问题不在中西医学之汇通，乃在研究中医有无科学之价值”转化〔9〕，但他在附录部分所撰稀奇之眼病一束、眼科学上名词之讨论，中医眼科手法之研究，尤其是在“眼科学上名词之讨论”中对中西眼科名词进行分类对比研究，在中西眼科名词对照表中将100余种中医眼科与90余种西医病名并列对照，实开中西医眼科名词术语对比研究之先河，颇有助于临床。其他类此者如《开明眼科》、《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眼科学讲义》、童绍甫《眼科讲义》等。《开明眼科》共上中下三卷，晚清•胡巨瑷（字荫臣、荫丞）撰，其子子恒“博采西法以附益之”，现存1924年铅印本。全书内容中西医眼科内容混杂兼容，上卷总论对眼病病因、病机从中西医互参角度探讨，载西医眼科检查法、西医治疗方药，幷述西医疾病分型、症状、病因、疗法、预后、手术方法、眼底图谱等。中卷、下卷论中医眼病52症，书末附眼科方剂歌括30余首，及英文名。梁翰芬《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眼科学讲义》（与《广东光汉中医学校眼科学讲义》异名同书）（1929年），上下2册，列眼病72证，每症列病因、证状、治法、方解诸项，主张“脏腑络病说”，其主体内容系传承中医眼科理论，同时也杂参西医理论知识，如认为经络即西医神经。中国医学院童绍甫《眼科讲义》（1937年），1937年中国医学院刊印，为《中国医学院讲义十三种》之一，正文述中医眼科理论，继按外障、内障列症论述症状、辨证论治及预后转归，其中也有部分西医眼科知识，卷末附“眼科中药学”，实为中西眼科汇通之著。四川乐山徐庶遥（1909年—1982年），20世纪30年代在四川国医学院授中医眼科，其《中医眼科学》总论列西医眼之解剖生理病理，论治病症的病名用药等内容皆中医内容，其“遥按”中医之外又杂以西医认识。此期西医对眼部解剖的认识，沙眼、视神经炎等西医眼科病名，以及传染病预防知识等开始为更多的中医学者所接受，如徐庶遥所编《中医眼科学》在总论绪言之后即论西医眼球构造。童绍甫《眼科讲义》卷首载西医眼解剖图，概论中论及欧美各国沙眼预防，各症中首列沙眼病名。由于西医眼科检查仪器具有的长处，一些中医也开始购置西医眼科设备，借助检眼镜对内眼进行观察，使中医诊断水平得到提高，其中最为突出者为浙江鄞县陆南山（1904年—1988年），20世纪30年代陆氏在上海办眼科诊所，在外用眼药配制方面采用了一些近代制药工艺〔10-11〕。唐由之1947年在杭州开设“昆吾眼科诊所”，广东李藻云在岭南行医，他们在从事中医眼科临床时多对西医眼科知识有一定的吸收，同时也运用一些西医眼科的医疗手段。
3中医眼科临床的发展及普及
民国年间中医眼科临床的发展尽管困难重重，但不论是学术方面的进步，或是名牌眼药店的小规模性发展，都令人十分欣喜。首先是沙眼等一些严重有损视力的传染性眼病受到医家的普遍重视，较古代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并得以从预防卫生等多个环节进行宣传控制。同时眼科医家通过开设专科诊所，家传师授等方法不但在临床站稳了脚跟，而且一些眼科名家在社会上拥有较高威望，如浙江余姚康维恂，人称眼科圣手，踵门求治的病人人满为患，另外一些独特的手术方法如针拨白内障术的方法亦处于艰难传承的过程中。沙眼是一种传染性很强，严重损害视力，往往导致多种眼科并发症的眼病，古代文献中在胞睑、白睛、黑睛中有多种与其有关的病症。其发病在近代受到社会和更多医家的关注。如有学者统计，《申报月刊》1933年9月有关眼药的二条广告中，就皆与沙眼的治疗有关，其中一条更标榜为沙眼的“特效药”〔12〕。陈滋在《中西眼科汇通》椒疮、粟疮（沙眼）一节的按语中说此病“我国极多，不问老幼皆患之，因此坏眼者不少，或全坏或半坏。自幼染病，终身不愈，且能过人，父母有病，子女必不免……实我国民之大患也。〔9〕”同时对于沙眼并发症垂帘障的发生等也有明确的认识，“此实东方各国伤目最多之病也。本证唯一之原因，为多年椒疮延至黑睛而酿成〔9〕”。童绍甫《眼科讲义》在概论中重点论及沙眼，认为我国患沙眼者，十居五六，病者又多因循自误，以致逐渐蔓延，实为不堪设想之祸，并于其各症中首列沙眼，足见对其病的重视。民国一些眼科名家或秉家传，或从名医，或专攻眼科，开始在临床中崭露头角，声名渐起。如浙江鄞县陆南山、河北巨鹿庞赞襄、宁波姚和清、四川西昌陈达夫等。陆南山四代业医，秉其父陆光亮医传专擅眼科。庞赞襄（1921年—2005年），14岁随父庞信卿老先生学医，1942年—1945年间在邢台市开设庞赞襄中医眼科诊所。更有眼科名医或先习内科，再专眼科，如姚和清（1889年—1972年），先师从宁波内科名医范文甫、洪醉樵、沈仰峰，1935年来沪设诊，悬壶甬上，于眼科渐有声誉。四川西昌陈达夫（1905年—1979年），承其祖、父家传先攻中医经典，熟悉内科，1933年在西昌开业行医，专攻眼科，名噪西川。金针拨障术是古代眼科最为有效的手术方法，明清眼科文献中多有记载，民国间仍有少数眼科医家掌握其秘技。保定刘耀先对针拨内障较有心得，在《眼科金镜》中有多例成功病例的记载，如小王村刘耀翁内夫人，蠡县张村营张房翁、祁州淤村曹德祝弟兄等皆有实据。1934年出版的《眼科易简补编》和1947年出版的《眼科捷要》与清代《眼科开光易简秘本》一脉相承，对金针拨障术的进针部位、操作步骤、手术适应症的选择、手术前后的护理将息、术中并发症的观察，特别是对金井（瞳孔）的观察、病人全身情况的要求等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其内容的详尽程度甚至超过《审视瑶函》和《目经大成》等前代诸书。陕西省蓝田胡荫臣（1851年—1922年)，精于眼科，尤其擅长金针拨内障之术，《开明眼科》数篇撰序者对作者的这一高超技艺多有赞颂，或谓亲眼所见，刘炳堃跋谓其“而于拨治内障尤擅专长〔13〕”。浙江省东阳韦氏父子，出身世医家庭，其父韦尚林曾侍医于清宫贵胄，以“御医韦尚林”名扬江南。韦文达、韦文轩、韦文贵随父学医，继承祖传“金针拨障术”。早年悬壶于西子湖畔，自立“复明眼科医院”，设简易病房。一些明清名牌眼科外用成药在近代社会广受欢迎，特别是北方中医眼药重镇河北定州，拥有马应龙、白敬宇、拨云散、金牛眼药等多种名牌眼药，民国年间先后由定州移往北京、南京、武汉等大都市设店，南方如云南通海“老拨云堂”，民国年间迁昆明武成路开店，诸多眼药老字号逐渐由大都市向全国各地扩散并畅销，产品甚或出口海外，其规模、影响进一步发展，并先后获国内农商部、实业部、南京国民政府及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奖章，充分反映了眼科外用成药的临床价值。近代中医眼科普及的载体及形式较明清时期更倾于多元，各地的中医学校中多开设眼科，使眼科知识通过现代教育得以普及，现存大量近代中医眼科抄本提示民间中医眼科学术的广泛流传，中西医眼科并载类科普著作时见发行，杂志报刊等传媒中也开始偶涉眼科内容。民国年间刊刻有不少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和便于医家自学的眼科入门书。如曹良胜1929年《保眼常识》，姚若琴1935年的《眼科自疗问答》，陈景歧1934年的《眼科入门》，陈新田1937年的《眼科全书》。其中一部分是单独编撰出版，一部分是各科丛书中眼科专篇，多中西医眼科内容并载，如曹荫南1930年《眼目科证治歌诀》系其《新注医学集注解说》之一，中华书局编《眼科易知》为《医学易知》之一。这些著作篇幅短小，内容浅显，学术价值有限，但在当时对普及中西眼科知识，扩大中医眼科学的影响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和中浚 汪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