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利双收”冲击学术价值取向
从2006年到2008年连续三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可以看到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王立群、于丹、阎崇年等名列其上。“2006年，余秋雨以1400万排居榜首，2007年，于丹以1060万居于第二，2008年马未都以745万居于排行榜的第五位。”他们是学者，但又不同于固守书斋、一生清贫的知识分子，电视媒体使他们几乎一夜成名，名利双收。鲁迅先生曾说过：“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在现如今商品经济社会，名声和利益的诱惑难免会冲击到电视知识分子的学术价值取向。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2005年开始在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节目中讲解历史，他妙语连珠、充满活力的说史风格受到大众的强烈追捧，其支持者号称“易粉”、“乙醚”遍布全国。易中天由此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变成一个“明星学者”，他先前的著作主要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中国文化现象解密》、《艺术人类学》等。之后，他把自己和媒体的接触称呼为生产自救，靠自己的书来换钱换经费。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出版了《闲话中国人》，《品人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等四本随笔体学术著作，从这些带有商业号召力的题目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方向和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媒体和网络中将《百家讲坛》中的此类学者如王立群、纪连海等称为“学术超男”，主讲《论语》、《庄子》的于丹被称为“学术超女”，可见对他们学术身份的讽喻。电视知识分子一旦耽于电视为其提供的“名利双收”，便抛弃了自己的学术价值取向和学术操守。仅仅为了迎合媒体的需要和观众的兴趣，进行着“文化快餐”的传播。他们本末倒置，忽略了自身所处的专业领域和学术界同行的评价与声誉，而把在电视台的邀请、节目中的亮相、媒体上的好评、受众的认可、获得的媒体专访机会等看作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的肯定。布尔迪厄曾经形象地描述这种现象:“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介绍，乞求传媒的邀请，抱怨自己被遗忘……”大众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各种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以及广大受众都对传播活动进行着控制。在这些力量的操控下，电视媒体很容易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和客观话语权。介入到其中的电视知识分子也难以逃脱这些控制，要想参与进去就必须要遵守游戏规则，服从电视节目的播出需要。当学术向电视屈服，电视知识分子做出妥协后，一切问题的开展和学术讲座就要按照节目的进程进行下去，其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赢得市场和受众的认可，脱离了原本的学术价值取向。甘地说过：“沉默是信奉真理者的精神训练之一。”电视知识分子和媒体在时代文化的框架下结合，扩大自己的声音，是一种大的发展趋势，但怕的是他们在电视所能带来的名利下，丧失掉自己的原则和独立性，忙于假借某大学教授、某科学院研究员的学者头衔进行学表演，在电视上一味聒噪、废话连篇，而忘记了自己本属知识分子的本质身份。
二、“个人化解说”误导大众的文化认识
易中天刚开始在《百家讲坛》讲“汉代风云人物”时，总是忽视细节。比如，前面都铺垫好了，接下来要讲鸿门宴时他说，下面是大家早已知晓的鸿门宴，就不讲了。但后来栏目编导告诉他，要讲下去，观众想听的就是易中天版本的鸿门宴。“个人版本”即电视知识分子以个人视角对相关学术研究、传统文化做解说，一家之言难保客观公正，过分个人化、通俗化的解说难免挫伤学术的严谨性，从而误导真正想要从中获得文化认识的受众。众所周知，大禹是创造华夏文明传说中的英雄和领袖人物之一。为了让人们不再经受洪水的肆虐过上安定的生活，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用了13年的时间整治洪水。然而，2008年3月初，因《百家讲坛》走红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历史教师”的纪连海，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中抛出惊人观点：大禹“三过家门不入”是因为有了婚外情！他说，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瑶姬。相传瑶姬曾献有治水妙法的“红宝书”（丹玉之书）给大禹，帮助大禹治水成功。“红宝书”其实是“走婚”时代的定情信物，瑶姬送给大禹信物，也就是说，大禹在外治水时和瑶姬有了爱恋关系，瑶姬承认大禹是她的异居丈夫（即丈夫不用固定住在家里，属于走婚的一种）。但为了“蒙”妻子女娇，大禹编造了“巫山神女”瑶姬帮助他治水的故事。“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和道德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纪连海对这个流传千年的英雄传说所做的个人化解说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节目播出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所长谢兴鹏强烈谴责了纪连海的无稽之谈：“大禹是历史上公认的没有可以挑剔之处的伟大人物，而纪连海却别出心裁地拿大禹开测，甚至把妇孺皆知的歌颂大禹无私奉献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说成是受婚外情所困，这不是对华夏先祖的裹读还能是什么?”之后又因其在节目中说“左宗棠是牵牛星下凡”，再一次置于风口浪尖，遭到舆论的指责。电视知识分子通过媒体传达自己的声音属于文化的二次创作，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个人化解读无可厚非，警惕的是那些为了创造卖点，刻意迎合受众口味，对文化进行娱乐化、庸俗化的解读。于丹在《百家讲坛》的专题讲座受到了普通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朱维铮却说“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连传统的分章也没有搞清，把两个不同时期的章节混作一章”。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刘心武。虽然他的“揭秘红楼梦”取得了很好的收视率，但学术观点却遭到许多红学家的强烈抨击，他们不屑地称他为“红学”门外汉。在观众的眼中教授、学者等知识分子学识渊博、内敛谦逊，他们所传授的观点见解都是真理，是很容易被全盘接受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电视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知识进行个人化解读，行者专家虽然可以看出其中的错误，但电视机前的普通大众是没有这种辨识的能力。这种错误在电视传媒高效地传播下，将会妨碍了传播的准确性，误导大众的文化认识。
三、“传播工业化”降低大众鉴赏水平
1948年，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及马克斯·霍克海姆等人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阿多诺说，当文化工业产品成为一种商品，其生产的过程便成为可量身定做、机械复制、批量的、可以买卖的生产，生产的目的和动机就是对商业利润的追逐。近年来，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其传播过程的工业化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观众收视率、广告投放是电视背后潜存着的商业逻辑。电视节目录制完毕，电视台想要播放必须出资购买播放权，而购买的目的无非是看重了节目可能带来的高收视率所引起的广告效应。这就使得电视节目成为了车间流水线的制作，媒体成了工业产品的加工车间。电视知识分子无意识的就成为了工业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具性符号，所进行的学术传播，就可能失去原有的文化尺度，降低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含量，从而导致大众鉴赏水平的下降。据统计，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这种画面切换根本不允许大脑进行思考。针对这一现象，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美国社会学家、实验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绝大多数广播电视节目、电影、杂志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和报纸以消遣为目的，对大众的鉴赏能力造成了影响。一位哲人也说过，电视最大的功劳就是培养了一群白痴。电视的通俗性和娱乐性促使人们思维惰性的产生，造成受众审美水平和鉴赏力的下降。电视受众不需要读懂印刷媒介所必须的逻辑思维，就可以轻松看懂电视信息，而这种思维上的懒惰，最终导致受众思考能力、鉴赏力的下降。参与电视媒体的知识分子已经属于媒体的组成部分，一个组织的顺利运行需要各个部分的妥协与合作。此时的电视知识分子很难再坚持自身的独立性。即使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与电视“共谋”出卖了自己的文化操守。尤其是当电视知识分子在电视为其提供名利下，忙于在媒体上进行着“学术表演”时，便是彻底抛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学术价值取向。而更多的是为了收视率引起的广告效应，电视知识分子无意中就成为了工业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具性符号。
电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让学术通俗易懂走向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有利于于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但如果只是一味的复制这种模式，进行工业化传播，把收视率和销售量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那么总一天国民的文化普及是不是会堕落到靠连环画、图片的地步呢？
作者：孟丽娜 单位：许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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