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海土族安昭舞的典型舞姿与圆形要素
青海土族安昭舞是土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而“安昭”在土族语意为———“圆圈舞”，具有“弯曲”或“转圈”的含义。作为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舞蹈，它融合了诗、歌、舞等元素为一体的表现形式，寓意着土族人民礼赞山神、歌颂先民业绩、祈福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美好心愿。青海民间关于土族安昭舞由来的传说颇多。有些学者认为土族安昭舞是鲁氏太太降王莽时迷惑王莽而跳的一种舞蹈；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土族先民跳安昭舞是为了祈福保佑、礼赞山神的恩惠、歌颂先民的业绩、祈求土乡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等，以歌舞的形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还有的学者认为，土族先民从事狩猎生活，围绕着自己的猎获物欢呼雀跃，表达无比喜悦的心情，表现顽强剽悍的性格，象征着丰收和胜利。［２］经过历史长河的漫长演变，安昭舞已经成为土族人民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和娱乐方式。每逢祭祀、胜利、丰收、婚礼等仪式，土族先民们围绕着部落的毡帐或夜幕下的篝火，对酒当歌，把酒起舞，慢慢形成了以圆形队伍为基本特征的“安昭”舞蹈形式。安昭舞舞动时，其中两人领唱踏歌起舞，然后众人手拉手共同齐舞。舞蹈时先要由下弯腰，双臂自然向左右方向进行摆动，随后踏步向右旋转一圈，转圈时将双臂举过头顶，并打开形成Ｖ字形。舞蹈中土族少女身着五彩袖，热情、奔放地随着音乐的节拍自由舞动，仿佛一道道彩虹在空中翩翩起舞，展现出土族人民内心中积极进取的豪迈性格。土族独特的安昭舞蹈发轫于土族先民的故土，高度概括的土族文化的精神血脉的延续使得特有的舞蹈艺术、审美形式为后世所传承。对于安昭舞蹈形式历史的寻觅，看到产生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性，进而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环境、文化土壤、文化传承在土族人民生活中真实的延续。
二、舞蹈纹彩陶盆与土族安昭舞之间的关联
（一）地域关联
舞蹈纹彩陶盆出土地区与土族安昭舞在地域性上具有关联。孙家寨属于古代河湟地区。从词典中所查“河湟”一词，常见于古代文献诗词中，一般指今日甘肃、青海一带黄河与湟水流域，而河湟一带正是古羌人开发过的地方。关于大通舞蹈纹彩陶盆族属问题，在长期研究中存在一些争议，多数观点认为制造舞蹈盆的先民与古羌族有关联。古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西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支系繁多、分布广泛、对中华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民族。早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就有对古羌人的记载。无论甲骨文中出现的“羌方”、“北羌”、“多马羌”来看，以及商朝与羌族之间战争的记录中，古羌族早在商代时就形成了规模相当的群体。许慎《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青海大通舞蹈彩陶盆所属的马家窑文化，其地域是以洮河、大夏河、涅水流域为中心向四周发展，这也是古羌人的发源地之一。［３］从地域上说，马家窑文化居民应是当地土著羌族的先民。
（二）族源关联
从“地域关系”的基点重新审视安昭舞，土族先民与河湟一带的羌人也有一定的族源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有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多元混合说等等，至今尚无定论。但是趋于统一的认识是：以历史上的吐谷浑西迁“盖由近热河经查哈尔、绥远、宁夏，沿贺兰山度甘肃红水附近之大山，涉金羌河（或再经大通河下游），而抵甘肃省西部———即所谓止于枹罕者也。枹罕在汉时为羌族所居，“晋初羌族人居关中，其地为汉族张氏所据，国号前凉，吐谷浑从居之，与当地之氐羌混合，可无疑焉。”无论是记录当时先民活动的图案符号，还是多种的舞蹈形式，它们不仅让世人看到了早已形成的人类对大自然及对神灵的敬仰，而且还可以从中追寻先民传统的文化内涵。［４］
（三）“圆形要素”关联
“圆形要素”的运用以及古老原始的社会文化传承，在彩陶器上舞蹈纹图案和土族安昭舞蹈表现形式上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圆圈”为母本的表现形式给当时的古代先民带来快感，加强了群体之间的凝聚力以及向心力。著名的德国艺术史学家格罗塞也曾提到过：“原始舞蹈的社会意义在于统一社会的感应力。”在自然环境十分严酷的原始社会，群居意识、抗拒自然灾害力量相对薄弱的原始先民，面临着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野兽猛禽的侵袭、自然死亡人数的急剧增长，使之意识到脱离群体意味着死亡的危险，产生了以部落群居生活为主要生存的方式。所以当整个族人手拉手跳起圆圈舞蹈时，强烈感受到“圆圈”带来群体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原始先民用他们的智慧将手拉手的舞蹈、伴随转动的脚步踏着统一的旋律，会同这协调一致的动作，造就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整体。在这个氏族群体中他们用强烈的生命力和团结的感召力将氏族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整体化至于氏族核心地位。“圆形要素”构造的群体社会激励着原始先民世代发展。所以当我们再次回顾舞蹈纹彩陶盆的“舞人”图案和“安昭”的圆圈舞形式，它们以“圆圈”要素为母本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四）“连续纹样”图形元素关联
安昭舞蹈形式和舞蹈纹彩陶盆纹饰中二者都采用了连续的图形表现手法，不论从平面还是从立体中去寻找都能够发现具有连续纹样的元素贯穿其中，而连续纹样所带给人不论视觉、触觉都具有延续性、整体性。视觉上所带给人的节奏和韵律感生动地使人具有了记忆功能，而采用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来记录，这正是符合二者所代表的社会功能性。而同样选取的圆形要素不应成为一种巧合，圆形所带来的图形含义和功能含义的价值才是我们对于二者之间联系的重要环节。
（五）人文理念关联
古代先民以舞蹈的形式来祈求神灵、祭祀祖先、欢庆猎获物以及庆祝丰收，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具雏形，从舞蹈彩陶盆“舞人”图案以及安昭舞蹈动作中可以感觉到热情愉悦的节奏旋律。五六千年前原始先民用图案方式记录着当时舞蹈的场面和气氛，并结合他们的智慧将彩陶特有的装饰工艺、烧制技艺、彩绘工艺运用其中，生动地记录属于他们的智慧、人文情怀以及生活情趣；现在土族安昭舞得已传承和创造，将图案的记录方式灵活转变为直观的舞蹈表现方式。无论是原始先民运用图案记录的方式，还是现在土族人民运用舞蹈表现形式，二者都能够将社会的人文理念、社会情趣、生活习俗等内容进行传承和保留。通过舞蹈纹样和安昭舞蹈形象的相似性分析，安昭舞流传至今的形式是舞蹈纹彩陶盆对这种形式的符号记录。我们不得不为先民们的智慧所折服，也为他们这种发扬和传承记录的手法所钦佩。通过舞蹈的形式来传承和记录土族先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运用“圆形要素”内容和形式的构造来激励着原始先民世代发展。安昭舞作为土族人民的文化符号，已经成为必不可缺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舞蹈纹彩陶盆我们也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关于二者之间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舞蹈纹彩陶盆和土族安昭舞形象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寻。
作者：袁志翔 单位：青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