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敬，肃也”，有谨慎，尊重、有礼貌地对待之意。《论语》共20篇，除了书中频繁使用的语气词、数量词和人名之外，“敬”字在全书中出现21次，也算是一个高频词，由此可见孔子对“敬”这一思想的重视和它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但历代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多是专注于他所提倡的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注重分析“仁、义、礼、智、信”这一道德标准，却少有对支撑全书的价值认同的关注，即对“敬”的关注。本文从书中所体现出的对人、对鬼神、对天命的敬意入手，分析《论语》中“敬”这一关键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人生观
孔子的人生观主要通过他的家庭观、君臣观、处世观体现出来，归结为一点就是“敬人”。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日趋瓦解，礼崩乐坏，当时孔子认为要稳定社会秩序，必先稳定家庭，但如果不树立父母家长的权威，就不能维护家庭的稳定，进而也就无法稳定社会。所以，孔子提倡“孝”。孝顺父母的前提是敬父母，“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只单纯地在物质上满足父母，还不能说是孝，重要的是要“敬”，使父母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和精神上的满足。如果没有敬意，那么人与犬马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尊敬父母不仅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父母故去后也要守孝三年，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即孔子所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与“孝”一样，“礼”在孔子的道德哲学中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人所以立身的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礼的内涵是“敬”，《孝经》上说：“礼者，敬而已矣。”孔子推崇周礼，也就强调臣子对待君主、下级对待上级必须尊敬，做事要严格按照礼法制度来，否则便是不敬、不忠“。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季氏身为人臣，却使用了只有天子才可以用的八佾，由此孔子认为他对君不敬。受到同样谴责的还有僭越礼法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席子放的位置不合礼制，主不在主位，则不能就坐，坐则失礼，失礼则失敬，这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尊敬父母和尊敬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孔子对君子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上面，而且还要求做到“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也就是尊敬朋友、博爱众人，即便是对待身份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也要存有敬意，《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礼”就是把自己放在谦卑的位置，而把对方放在受尊敬的位置,即使是背负肩挑的小贩也有尊严，同样应该得到他人的尊重。并且，孔子认为尊敬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论语•为政》）要想让臣民忠于自己，君主用政令、刑法来约束不是长久之计，而“使臣以礼”才是治理国家的正确做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也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为君、为臣、为父、为子的作为，要符合与它相对的“名”。孔子认为每一个名都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这些意义就代表着“名”所指称的事物的理想本质。“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1]36这样社会秩序就能维持正常了。敬别人的前提是要先修养自己使之成为君子，以便“安人”、“安百姓”。这就是要求人们在德性方面有较高的造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孔子以此为耻。明明心中藏匿着对某人的不满和怨恨，表面上却还要和他做朋友，这不是正直的君子的行为。对人的尊敬必须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情感，在貌为“恭”，在心才为“敬”，过分的恭敬就近于谄媚了。仅有高尚的人格还不够，君子还要注重修饰自己，做到“文质彬彬”，从外在形象上表现对人的尊敬，也就是要做到内外兼修。在孔子的哲学中“敬”是支撑礼、仁、孝、信的基础，进而成为维系感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纽带。
二、鬼神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并不相信世上有鬼神的存在，《论语•先进》篇中季路问孔子服事鬼神的方法，他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他死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并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于当时盛行的人殉制度，孔子也是极力反对的，连对最初制作俑来殉葬的人都深恶痛绝，因为赞成了人殉制度，就意味着承认了鬼神的存在。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他却认为对鬼神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敬而远之”。这是因为当时的整套丧葬、祭祀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整个人类社会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敬人”，仅仅依靠个体内在的自觉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是不太可能的，孔子明白这一点，所以就要借助“鬼神”这一外部的力量。在祭祀的时候孔子特别强调的就是“敬”。“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他认为有了敬意，对于祭祀来说就足够了。对鬼神的这种“敬意”首先体现在祭祀的物品上，“祭于公，不宿肉。”在当时，肉食是极为珍贵的，孟子所设想的理想生活，就以70岁的老人能吃上肉为重要标准。正因为如此，肉食成为当时的主要祭品，以此表达对鬼神的敬意。其次，孔子强调要亲自参加祭祀，如不能亲自参加是不会请别人代替的，并且祭要做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祭祀更多的是表达对祖先的崇敬和缅怀，一定要有恭敬而真诚的心，那是对于死者最好的尊敬。在孔子的祭祀观中更多地融入了“孝”“德”的观念，虽然是潜意识的，但这种感情因素肯定存在。“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自然会培育出忠厚老实的百姓。因此孔子反复强调参加祭祀活动时内心情感的重要，对祖先要真诚的敬畏、缅怀。另外，在祭祀时孔子讲究“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论语•乡党》）在进行祭祀前要进行沐浴；在沐浴之后，不能够穿绸缎，而要穿“明衣”；同时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居住也一定搬移地方。这些都表现出了孔子对于祭祀礼仪的讲究以及其对祖先的恭敬，但这种敬意不是假大空的口号，而是切实的道德责任和实践。并且孔子对违反祭祀礼制的行为是非常反对的。“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礼只有天子才能够使用，鲁国的国君使用礼很显然是僭越礼制的行为，所以孔子不想再看了，符合他提出的“非礼勿视”的道德标准。
三、天命观
孔子对于鬼神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对于天命他却持相反的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不懂得“命”就不能够成为君子，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首要的一个条件。但“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至于什么是“命”孔子却很少谈论到，孔子不说，不是不知道，只是相对于仁、礼、孝、义这些概念，孔子谈论天道与性相对少一些，并且只对可以悟道的人才说，所以流传很少。《中庸》第一章中写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是对自然界的规律和必然性的描述。对于人来说，“天命”“道”虽然与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却是人们无法控制的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所以不知“命”就难以成为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畏”有畏惧、敬畏的意思，孔子不仅重视“畏”，而且把天命作为“畏”的根本，这是因为“人之有所畏，根本的不是畏人为可以达致的东西，而是畏人类难以琢磨、显得无能为力的东西。因此，孔子将畏天命安置在畏的决定性位置”[2]。虽然在天命面前人显得无能为力，但孔子依然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要求弟子笃信好学，致力于追求人格和学问的提升，并希望能够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社会状况，虽然屡遭劫难，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较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1]39承认世界的自然规律，敬畏天命，尽我们应尽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进而成为知者、仁者、勇者，做到不惑、不忧、不惧。诚如康德所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3]敬畏之心是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情感基础也是他所强调的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根据。对人，对社会，对自然都怀有敬畏的情感，是孔子阐述敬畏的落脚点和哲学支撑。有所敬畏是人愿意和能够有德行地生活的内在原因。贯穿《论语》的道德敬畏具有超越时间限制的话语权力，在当下语境中，敬畏之心对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郭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