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中产阶级意识的发生
阶级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现象，在对现代社会的阶级进行分析和把握时，马克思不仅从经济地位来进行界定，而且，还注重从思想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理解，因此马克思才会提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处于相同经济地位的群体与社会阶层只是“自在阶级”;只有那些不仅经济地位相同，而且还具有共同阶级意识的社会阶层才是“自为阶级”，他们构成社会政治变革的主力军。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对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关键因素———阶级意识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因而使得如何理解和把握阶级问题成为了理论与历史的悬案，引发了后人激烈的争论①。从日常用语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英国的“BurghersClass”，还是法国的“bourgeoisie”以及德国的“Bürgertum”，这些概念都指认的是中产阶级(当时的说法是中间等级)物质和经济方面的内涵。由于历史上的这些概念最初只是表征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因此，威廉斯认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出现在18世纪末。在目前国内的中产阶级问题研究中，也有学者指出，英国最初出现的是中等阶层(middlestation和middlingsort)而不是中产阶级(middleclass)①。这些研究都表明一个重要的理论区别:中等阶层与中产阶级的根本性区别在于阶级意识。换言之，阶级意识的觉醒与形成是中产阶级建构的关键。这是因为，仅仅具有相似的物质和经济条件，并不能构成“自为”的中产阶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壮大起来的中产阶级逐渐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并进而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之后，才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马克思语)，使得中等阶层(middlestation)和“middlingsort”变成了现代的“middleclass”。正因为如此，斯迈尔没有将middlingsort等同于中产阶级，因为他认为，中产阶级文化与意识的形成是中产阶级的标志，而中间等级(middlingsort)并没有表现出形成一种阶级认同的可能。在阶级问题上，斯迈尔与马克思一样，都特别关注阶级意识的问题。在斯迈尔看来，阶级意识的建构就是“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而中产阶级的文化是在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关于阶级意识形成于公共领域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广场、神庙、剧院、运动场、议事大厅等公共性的建筑空间中。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意识的形成，与城邦公民通过这些公共领域进行政治文化与宗教活动的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城邦公共生活的生动画面由此得到充分展现，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广场政治。在近代欧洲，这一公共领域是以市民社会的面貌出现的。最初，市民社会主要是指进行自由市场交易的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活动的主体是资产阶级的商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市民的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逐渐产生了政治参与意识。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是他们发表政治意见和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空间。这些政治空间最初是以咖啡馆、啤酒馆等群体聚集和活动场所的形式出现。据考证，1670年以后在英国出现了大批咖啡馆，许多中产阶级人士经常在咖啡馆中聊天，交流，一个人可以在这个平民聚会的场所与任何人交流，所有话题都可以讨论，不受任何限制。通过这些讨论，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文化。因此咖啡馆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之一，对中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②。哈贝马斯因此称之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起源却要追溯到古希腊。他在对古希腊的公共领域进行分析时，认为公共领域是以市政广场为中心，并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除了市政广场以外，咖啡馆是一个更好、更舒服的聚会场所，也更适合于进行讨论和自由辩论。在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和影响下，以“咖啡馆”为代表的聚会空间逐渐形成了公共领域中的“辩论机制”，“公共舆论”的建构机制也由此而发生。阶级意识便是基于这一辩论机制和公共舆论的建构机制发生。与此相应的是，当时咖啡馆的数量急剧增加，中产阶级的共同领域也因此而呈现扩张的势头。意见领袖和启蒙思想家通过将公共领域讨论中所形成的公共意见(即公意，与众意不同)传达给国家权力机关，对权力机关的公共事务决策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政党政治也随同公共领域一起成长，当中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政治话题逐渐增加后，公共领域的性质便由思想启蒙、文化传播的空间开始向政治领域过渡。如果说在英国，咖啡馆是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对于中产阶级意识和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在法国，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主要体现在沙龙、小酒馆等。在法国，沙龙和小酒馆中所代表的公共领域是不同的:进出沙龙的人主要属于中产阶级中的知识阶层，启蒙思想家的一些理论观点就产生于沙龙的讨论活动之中，因此哈贝马斯认为，法国的沙龙所起的作用类似于英国的咖啡馆。而进出小酒馆的人主要是工匠小商人。对于处于封建制度下的法国人来说，小酒馆和小酒馆都是聚会和交流思想的好地方，在那里可以进行自由的交流和社会交往，并且封建君主权力很难涉足其间和进行控制，从而以沙龙和小酒馆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公共领域慢慢成为一个对君主和宫廷政治形成挑战的场所，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发动立下了汗马功劳。①
二印刷出版物的广泛传播与中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塑造
相对于咖啡馆、沙龙、小酒馆的空间封闭性，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是出版传播领域。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它相当于我国宣传部门所掌管的领域。自从1450年前后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以后，书籍便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阅读群体迅速扩大化，同时也出现了职业化的作家。在这之前，书籍很少在社会上流传，主要是被封闭在修道院或者是少数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中，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书本，因而思想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印刷机的发明，让书籍和小册子大量刊印成为可能，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信息革命，进而使人们意识到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随着印刷和出版机会的迅速增加，小册子作家在各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②，在思想意识形态的层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法国的中产阶级充分利用了印刷机这一工具，印刷了很多“小册子”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争夺公共领域的话语权。1467年，威廉•凯克斯顿将印刷机引入英国后，印刷也迅速发展为经济效益巨大的产业。不过，对于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说，这一此出版产业的繁荣发展却使得与统治阶级利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的言论可以更为便捷地传播。当时的英国政府迅速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即为了应对出版物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制定了严格的出版物审查制度，实施《出版许可证法》。此后，经过出版商协会与政府的多次博弈，出版许可制度渐渐地失效了，一个自由印刷的时代在18世纪末开启了。自由印刷与出版物的广泛传播，对中产阶级群体的身份认同与阶级意识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促使这个群体由于共同经历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从历史上看，最初存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并未能产生明确的独立意识，既不可能去维护本阶级的阶级利益，也没有能力去挑战贵族文化与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统治。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群体没有机会接受正规贵族式的古典教育来提升自我文化品位，但对相对浅显的文字、定价低廉的文化报刊却具有天然的亲切感，迅速成为这些印刷出版物的广泛受众。与此同时，咖啡馆和俱乐部这些新的社交场所也推动了此类出版物的广泛传播。对于当时的中间阶层而言，这些出版物所登载的社交礼仪与生活时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与贵族所欣赏的古典文化所不同的新兴中产阶级文化品位，而且还引领和塑造了他们对社会历史问题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看法。在法国大革命前，修道院院长西哀耶斯神甫(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教士即第一等级的成员，但他还是为第三等级辩护)出版了的《第三等级是什么》这本小册子，专门对第三等级的现状、地位、革命目标等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是对法国大革命提前作了分析和解释。而在《论特权》这个小册子中，西哀耶斯神甫提出:“按事物的性质来说，所有的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因此要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只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公民”③。“法国的贵族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却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和荣誉。他们的消灭会使法国强大，而不会削弱法国。真正的国民是第三等级，只有这种国民才能生产产品并发挥它的能力。”④西哀耶斯神甫所写的小册子在当时影响很大，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称之为“震撼人心的小册子”⑤。1798年，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即销售一空，而西哀耶斯神甫也成为仅有的3名被选为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教士之一。正是因为这种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公民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才有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确立。熊彼特甚至认为，这些小册子作家对现代经济学、社会科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他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他们”①。也就是说，如果从思想起源上追溯，现代社会科学是从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发生，与启蒙思想可以通过书籍和小册子大量传播的这种传播机制则分不开。如果说咖啡馆、小酒馆、沙龙以及出版物等构成了中产阶级意识形成的公共领域的话;那么，作为时代精神和风气之学理反映的现代主流人文社会科学则构成了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最为深厚的土壤和根基。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宇宙被认识为是一个等级序列，在这个神创造的、有序的宇宙中，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一个恰当的位置和目的;而启蒙思想家则认为，宇宙和社会是一个机械的体系，遵守着自然的法则，社会不过是对人类意图作为应答的个人互动领域，人类创造了社会，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展现巨大社会变异的自由活动，历史具有内在的规律②。基督教神学传统与启蒙思想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力量对立的表现:一方是教会和贵族阶级，他们是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力量;另一方是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即中产阶级，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力，因此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力量。近代社会历史变革的帷幕是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拉开的。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创了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即把政治学与伦理分开，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政治学奠基人。如前所述，古代希腊对社会分层以及政治问题是从伦理的角度展开，而马基雅维利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把伦理问题归为形而上学，而把社会、政治问题作为“人的科学”或“新科学”(维柯的观点)来研究，由此引发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18世纪以前，当现代的社会科学还没有产生的时候，一批启蒙思想家在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中著书立说，借助于出版物的广泛传播，试图摆脱罗马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开创一个与神学对立的关于人、关于社会的科学。到了18世纪，许多代表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此批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最为著名，其基本观点是主张限制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国家不能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只能是充当市场经济“守夜人”，马克思将其表达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政治哲学命题。在政治学方面，伏尔泰、孟德斯鸡、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针对专制王权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而提出“天赋人权”，通过宪政、三权分立说等政治思想的广泛传播，确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③，因此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问题，认为三权中任何两权合一就意味着公民天赋人权受到侵害，三权必须互相制约保持均衡。卢梭则提倡“法制”，认为“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他的全部权力都建立于法律之上。他若强制他人遵守法律，他自己就得更加严格遵守法律。”④伏尔泰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他提倡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总之，启蒙思想家作为新兴工商业阶层(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以“天赋人权”学说为出发点，提出了许多关于国家政治制度、国家组织结构统治方式与方法的建议。现代社会学在其产生之初则更是明确主张中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圣西门为例，他作为新兴的市民阶层代言人，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分成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我和您有幸所在的那个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构成的阶级，它高举着人类理性进步的旗帜前进。第二个阶级的旗子上写着:不进行任何改革!凡是不属于第一个阶级的有财产的人，都属于这个阶级。第三个阶级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人们，它包括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⑤。在这里，圣西门是明确认同主张自由平等的第三个阶级，并把第三等级当作人类成员的主要代表。这是因为，圣西门认为，作为第三等级的实业家阶级是由农民、工匠、商人、工厂主和银行家等构成，他们占了人口的大部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圣西门所推崇的“实业阶级”虽然是由工人、农民、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等一起组成的，但他认为，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是实业家阶级中最积极最文明的部分———实际上中产阶级，是这一阶级的“天然领袖”，同时，他对劳动阶级的政治智力、能力和政治德性充满怀疑，主张工人、农民都应由中产阶级来领导。由于有了实业阶级的领导，理想社会的实现就只能采取“和平手段”，寄希望统治阶层来进行社会改造①。同时，圣西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建设试验———建立合作社，希望通过合作社会的示范效应来促进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改良。圣西门的设想虽然在当时失败了，他也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批评为“空想社会主义”，但他的许多设想在后来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却成为了现实。孔德作为圣西门的助手，19岁时就与圣西门共事，作为圣西门的秘书，期间与圣西门合作编辑出版了《工业》、《政治家》、《组织者》等刊物，他用实证思想及圣西门的用物理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因此被认为现代社会学的鼻祖。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心智的进化，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化是与文化进化相互联系的。神学阶段是由牧师和军事机构所统治。在形而上学阶段，大约对应于现代早期(1300—1700年)，是律师和僧侣统治社会。在实证阶段，即欧洲社会正在迎来的时代，则是工业家和科学家们的社会权威逐渐上升的时代②。在这里，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等思想家所代表的工商业阶级的立场，认为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应当是实业家，即原来处于第三等级的工商业阶层，这一思想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试图掌握政治权力的心声。
三政治革命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建构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在咖啡馆、沙龙、小酒馆为代表的聚会空间中通过讨论所形成的公共舆论，还是通过出版物而得广泛传播的启蒙思想，都还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并未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的思想与行动还是处于分裂状态，知与行无法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表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产阶级只有采取政治行动，才能真正完成其意识形态的建构。因为对于新兴的市民阶级而言，要有效地参与到权力斗争之中，就必须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这对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5—16世纪，欧洲城市的市民阶级(即中间等级)已发展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新兴的市民阶级与君主和封建贵族共同构成欧洲社会转型时期的三大力量，分别占据着三角形权力结构中的一极。欧洲社会转型发展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种力量斗争与分化组合的结果。经过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文化传播之后，欧洲的中产阶级逐渐产生出了自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慢慢地从一个“自在的阶级”———中间等级，发展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中产阶级后，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提高政治地位，甚至是夺取政治权力的要求。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其趋势不可避免。对于当时处于中间地位的市民阶级来说，他们在发展城市工商业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封建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反抗封建领主的经济掠夺，开始向国王寻求的支援，以联手对抗封建贵族。中间等级的这种要求，又恰恰同国王要求得到城市市民的支持以增强自身力量、削弱封建贵族割据势力的愿望相吻合。于是双方联手进行政治合作，建立起了反对封建贵族割据势力的联盟。在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主要是通过发育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来完成。中产阶级借助于市民社会的实体性组织———自愿社团，构建起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而工业革命则进一步突出了中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进而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资格与君主进行谈判和合作，促使双方达成政治妥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力图间接从中取得利益;而且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就很容易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上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验利益。”“从这个时候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微末的但却是得到承认的一部分”。①如果说16—18世纪是中产阶级与贵族统治阶级达成政治妥协时期，那么19世纪开始的市政改革则直接把中产阶级送上了统治宝座。1833年的苏格兰市政法以及1835年的英格兰市政法，对城市(除伦敦外)自治作了系统规定，规定苏格兰的市政机关由年收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主选举产生，英格兰的市政机关则由全体纳税人选举产生。显然，这些规定是有利于中间阶级。1850年以后，一些工业城市地方政府机构中拥有较大影响的中产阶级，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富以及在地方城市机构中的影响，积极参与城市改革并获得政府，尤其是代表中间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在许多大城市获得了政权。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②。与此同时，君主政府为了加强统治机器的力量，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腐败的贵族官僚。这样，在英国，从中央到地方，中产阶级通过温和的政治改革之路，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因此英国中产阶级被认为是政治稳健型的中产阶级。法国的中产阶级则相对激进，法国大革命典型地体现了中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造，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已经上升到具有最大权势的位置。因此，法国革命可以被称为世界革命。”③在法国，由于专制君主受到贵族的挑战而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统治时期采取“抑制旧贵族的策略”，前后选择了一些出身平民的人作为自己的大臣，顾问和助手，封他们为贵族，允许他们进入宫廷，这些“由市民阶层进入贵族阶层的人士称为穿袍贵族，他们无须履行军事义务，也不担任军事职务，他们中进入宫廷者均担任文职，各级司法、行政和国王参议机构中的成员，大都是从穿袍贵族中挑选出来的。”④不过，这些能出入宫廷并被封为贵族的市民毕竟只是少数。路易十四的做法也只是一种策略和权宜之计，并没有像英国那样进行正式的改革和主动性的制度变迁，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中产阶级整体并没有分享到政治权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在大革命前期召开三级会议时，法国国王仍然是“遵循将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的做法，因为这已为人们所熟知近八个世纪了。这就是第一等级教士、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平民”⑤。由于此时中产阶级已经崛起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因此法国国王对中产阶级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第三等级也就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名额是另外两个等级即教士和贵族名额的两倍。但是法国国王却坚持每个等级分别开会，并按等级投票，即教士、贵族、平民各有一票，而不是按三级会议代表的人数来投票。这引起了中产阶级不满，要求召开制宪会议，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在政变中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权。在这场革命中，出生于社会中下层的拿破伦成为法国的皇帝，这一事件本身代表了中世纪后期的中间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正是因为如此，当黑格尔看到拿破仑骑着大马，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耶拿城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虽然拿破仑后来战败身亡，1814年贵族重新掌权，恢复旧君主制，但已无法恢复到大革命前的状况，很多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已经成为永久性的社会变革。拿破仑失败、斯图亚特王朝重建不久(1830年)即发生七月革命，建立了大资产阶级主导的君主立宪制，“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要求都增强了”，这些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法官、记者、教授、工程师”等，“他们都是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他们因其工作在社会上享有声望，挤满了各级法庭，拿破仑以后，他们又在教育界找到了自己充分发展的环境。从19世纪初年起，这个阶层的一些代表就已经在政府机构上占据显要地位，他们著名的代表就是梯也尔和基佐”①。1848年再次发生革命，建立了民主制;此后，政府、议会等权力部门的多数位置终于被中小资产阶级所占据。因此，法国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实际上是中产阶级。
总之，在英、法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或者稳健，或者激进;或者和平，或者暴力，夺得了政权，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一个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正式来临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许多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如梯叶里、米涅和基佐等人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产阶级的巨大政治力量，认为第三等级才是现代法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基本上不主张带动阶级的斗争，这是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熟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标志。如基佐对于自己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他认为法国中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12世纪，这个阶级几乎完全由商人、小店主、在市镇里居住的土地或房产小业主所组成。三百年后，中产阶级的行列包括律师、医生、各种学有专长的人和当地的行政官员。中产阶级是逐渐形成的，作为一个总的名称，历史记载没有提到它的变殖和多样性。每当提及中产阶级，似乎人们认为它的成分在各不同时代都是一样的，真是大谬不然。……当它的成分还不包括官员和文人，还没有演变为16世纪的资产阶级时，他在国家内就不具有那种重要性和作用。”②他认为，是历史给了中产阶级取得最终政权的资格，因为城市“自治权的实施创立了一个广泛的新阶级。各地市民之间不存在联盟，因此作为阶级来说，他们不具有普遍和公开的性质。但是全国充满了这样处于同一境遇的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同样的生活习俗，在他们之间不可避免会逐渐建立起一种联系和一致性，于是就产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一大阶级的形成，正是市民地方自治的必然产物。”③不过，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是铁板一块;在中产阶级内部，由于思想与利益的不一致，中产阶级可能分成不同的阶层，其意识形态呈现出不稳定和分离的状况。以法国为例，在中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上层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主义与下层中产阶级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分歧，这就十分容易引发政治的不稳定，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在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④。中产阶级的上层持政治自由主义立场，他们处于两头不靠的位置，他们不但不愿意与贵族联合(英、德的中产阶级都采取与贵族联合的手段以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打算与劳工阶级分享政权。佩尔努因此认为，中产阶级远离“旧日的特权和注定从事体力职业的阶级”⑤的位置中。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与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对抗之中，从而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革命。而中产阶级的下层则主要是由“无套裤汉”构成，即“激进的巴黎市民，包括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店主等”⑥，他们在政治上比较激进，因而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抗上层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法国从1789年爆发革命开始，在80多年的时间中，先后经历了三次革命，最后一次甚至建立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巴黎公社。从历史来看，由于中产阶级内部的分歧所导致的多次社会革命和动荡，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使得法国的经济与综合国力始终没法超过英国，甚至也比不上后来居上的德国，最终在1870年的德法战争中一败涂地，失去了世界舞台上一流强国的地位。
作者：王浩斌 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