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文化本质与特征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产生之前，前人关于文化的论述可谓众说纷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做为一种科学的哲学体系，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哲学，从本体论意义上揭示文化的本质，即文化本质上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是对在世界中的生存方式的独特把握，其核心内容是人的能动创造性与自由本质的外化和发展，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和发展过程。这就是说，文化既与人的客观社会实践有关，亦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有关，做为文化类型之一的文学，自然也具有文化这一本质特征。而莫言的文学作品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文化本质与特征的观点，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
1、文化具有属人性与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就是人化，一方面文化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是对人对世界、对人的生存方式的独特把握,马克思就指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解放与增进人的自由，引导世界朝着更加符合人的本质方向发展。如恩格斯就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做为山东高密走出来的作家莫言，故乡自然是作家本人的生长成长之地，而且青少年时期重要的实践活动大多数在高密，因而对高密人们生存方式、生存状况的独特把握，自然形成为他身上独特的高密情结，以及“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就连莫言自己都说过：“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
如以当代文学史影响巨大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为例，整个故事发生的环境就是自己的故乡——“高密东北乡”，通过作品主人公“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英雄传奇。至于其间描写的让后人相形见绌、甚至瞠目结舌传奇爱情故事，不得不引起人感叹与反思，促进关于人的自由发展解放，引导这个世界朝着更加符合人的本质方向发展。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其文学作品符合马克思文化观关于文化具有属人性与社会性的特点，才使作品弥漫着经久不衰的乡土气息，浓郁而厚重。
2、文化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还认为，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是有机统一的。不同民族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民族语言，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时代文化打上不同时代的铬印。因而每个民族都应当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换言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应当有体现自己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优秀文学作品，文学不应该存在以某个国家某个地域或者某个时代为中心的文化垄断思想，真正能反映自己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作品，能赢得世界各国读者称赞的作品就能称得上好作品，能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客观的评价。
早在1985年，韩少功就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致力于“寻根文学”主张的有力倡导者，莫言作品一直就表现出扎根“中国乡土文化”，运用中国民间文学中讲故事的特色，与强烈的人文思考与关怀。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莫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的总编辑郏宗培评价道：“莫言的文学创作立足于他的故乡高密，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乡土，以他交织着‘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现实’的众多文学作品，向世界呈现了一个‘有悠久历史、经历过波折磨难，但始终向往美好生活、肩负重轭前行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莫言作品执著坚持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魄的特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关于文化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也是其能得到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的高度肯定与青睐的原因之一。
二、充分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文化交往功能的论述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揭示了世界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文化交往的必然性、基本途径与意义，而且指出文化交往是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能够形成的前提。当然，这种交往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1、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使各国各民族文化交往更深入
其实在莫言之前，中国近当代史上，不乏比其影响大、作品优秀的好作家，最终都遗憾地擦肩而过。究其原因，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往与了解程度不够深入是有很大关系的。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上大师倍出，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制约，各国各民族之间交往程度受局限，由于缺乏便利的交往传播手段以及翻译推广方式，就单从作品的流传广度来说，肯定不如今天莫言的作品在国外流传得广。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五昌表示，没有非常优秀的翻译家把作家作品翻译成外文，就可能会影响到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性和影响力，所以翻译是非常重要的。用中国的俗语说则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作品，而世界上的人不了解不知道，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无缘的原因之一。而对于莫言，这一状况则得到极大的改变。
莫言的成功得缘于瑞典著名汉学家马跃然与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的巨大推动，
两位因钟爱莫言的小说，愿意推动其小说在瑞典的翻译与出版，这不能不说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结果，而他们则愿意推动中国文学向世界各民族各国更深入的交流，因而在瑞典的陈安娜帮忙翻译了莫言三部影响巨大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优秀的译本，特别是陈安娜女士翻译的巨著《生死疲劳》2012年初又在瑞典成功出版，在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荐，
使莫言作品的丰富性、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就很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也有助于打动读者与评委们。马跃然也表示：“莫言可能是中国文学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作家”。
2、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使得相互了解更深入
随着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越来越深入，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
如莫言笔下《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和《蛙》等长篇小说具有明显的“先锋”色彩，这些用独特的主观感受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等方法，与国外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神奇、魔幻的手法有相通之处、异曲同工之妙，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在文化相互交流下的一种方法借鉴。莫言还受到西方作家的影响,比如读到马尔克斯的作品时,莫言很惊讶:“嘿,这样的故事,我们高密多得是!”说到这里,马悦然惟妙惟肖地模仿起莫言当时流露的那么一点不以为然。深入的交流、相互的影响带来更深入的了解，如美国笔会的拉里•赛姆斯（LarrySiems）就感叹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我觉得莫言的获奖发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中国是一个特别有文学素养、充满活力的社会。”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更深入，评价则会更客观更中肯。
三、充分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文化全球化以及反对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论断
马克恩主义文化观中就明确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交往中存着侵蚀与征服其它文化的行为，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义正严辞地批判了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对我们今天来说，就要充分发挥文化交往的积极作用，坚决反对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下实施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以及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从上世纪开始，中国的文人不止一次无限接近过诺奖，如胡适、鲁迅、老舍、林语堂、沈从文等，但最终都遗憾地擦肩而过。1997年，当华裔作家高行建以法国籍作家身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们不禁要大声质问，除了文学作品本身翻译与流传交流方面的问题，到底是中国作品不行，还是中国作家不行，是否有文化霸权，以及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在干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特征不可忽视，莫言的获奖事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的论断。
因而，当莫言在回答“是什么打动评委”时，他认为最主要的是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