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翻译学与口译研究
(一)口译研究概述
自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巴黎和会)，口译作为一种职业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而随着频繁的国际交流，口译译员的需求量也在逐步增加，口译的研究和培训也不断发展。西方的口译研究至今已近60年，主要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1950～1960年的“初级研究阶段”;(2)1960～1970年的“实验心理学研究阶段”;(3)1970～1980年的“从业人员研究阶段”;(4)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蓬勃发展阶段”(肖晓燕，2002:720)。口译研究的重点从理论研究———口译的内容、特点、认知过程逐步转移至实证研究，如口译的模式及范式等。可以说，国外口译研究进入了更具科学性和跨学科性的研究阶段，更注重进行跨学科的实证研究。相对而言，我国的口译研究发展较迟，仍处于有待大幅提升的阶段。张威(2009)认为，中国的口译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思考口译及口译教学(1970～1990);(2)描述口译过程(1990至今)。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我国的口译研究开始从静态研究转入动态研究，并且，随着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我国关于口译的研究逐步向实证研究迈进。
(二)口译研究的生态翻译学理据
纵观国际社会对口译的研究，毋庸置疑，学者们不断借助认知学、语用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进行口译研究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探寻新的视角。在此环境下，我国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在此之后，我国出现了一些相关口译及口译模式的研究成果如《口译过程中的译员“适应生存”》，《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依托项目的MTI口译学习模式研究》等。生态翻译学将口译研究带入了更为宽广的学术研究视角，为口译研究开启了新的探索。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翻译活动(包括口译)和自然界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互动和递进，从“翻译”到“自然界”存在着一条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关联序链”。此系统的重点是:翻译(口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积淀，而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翻译(口译)和自然生态间存在着一种很有意义的内在联系，即翻译(口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从生态翻译学中“关联序链””的理论视角来看，口译的研究和评析，显然会更为全面，更为系统。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口译生态环境
翻译和生态(自然界)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意味着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生态链”和“生态系统”。与笔译研究相比较，口译的生态环境对译者的要求更大，换言之，口译译员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译员对口译环境的把握以及在口译环境中的作用是口译效果与口译质量的关键。究竟口译处在何种“生态环境”中?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生态环境”又是怎样影响口译?
(一)口译的生态环境定义
“翻译生态环境”一词最早出现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当中。根据胡庚申教授(2006)翻译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语境”或“文化语境”，它的概念要比翻译的“语境”更为广泛和全面，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具体而言，它是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源语语篇、译语和翻译群落的集合体，是译员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而国内学者方梦之(2011)则把生态环境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而外界环境则包括与翻译相关的大环境，小环境，或是内在环境，外在环境。作为翻译的分支，依据生态翻译学，口译是一种译员与选择不断交替循环的过程。因此，口译的特殊性决定口译有着独特的生态环境。口译的生态环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口译的内在环境和口译外部环境。
(二)口译的生态环境
1．口译内在的精神环境
口译内在的精神环境是指由口译主体之间和主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总和。口译整个过程中，发起人、发言人、译者、听众、组织方等都有不同的职责，他们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相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和谐共生，平衡发展的内在环境。实现口译目的，口译行为中各主体之间需要相互协商、相互影响，并为实现口译行为而共同维系着这个生态平衡。可以说，口译生态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都是实现口译行为，实现口译目的不可或缺的口译生态要素。例如，我国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时，现场的口译就有着独特的口译内在精神环境。要确保口译内在环境的和谐平衡发展，译员本身对口译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其一，此外，内在环境中其他主体(如我国主席、他国总统、媒体记者、在场其他政客等)的相互配合和影响，也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
2．口译外部的物质环境
而口译的外部的物质环境则泛指口译活动所触及的自然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语言文化环境。(1)自然经济环境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口译事业也不断蓬勃发展，同时它也受到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例如，“小康”，是目前我国经常使用的词。过去出现过许多不同版本的翻译，比如，comparativelywelloff，或moderatelywell－off。而根据当下我们对“小康”一词的理解，它是指在中国特定环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的生活状态或水平。如此高频率出现的“小康”，在十六大后被定译为“well－off”，前面不加任何副词。据《牛津》词典，well－off的意思是inagoodposition，especiallyfinacially，也就是说，经济状况良好，手里有闲钱的意思，而不表达具体确切的经济水平。这与我们对小康的解读是匹配的。由此，“小康社会”就被译为awell－offsociety，“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为tobuildawell－offsocietyinanall－roundway。可以说，经济环境会制约一些词语的含义，或者说，译文要适应当时口译的经济环境。(2)政治环境我们经常会说，口译主要是为“政商”服务。那么，译员为了适应特定的政治环境，就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意识和敏感度。例如，台湾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在谈及“使用和平统一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时，译员对“和平统一”的翻译就应该为peacefulreunifi-cation，而peacefulsettlement或peacefuldialogue就不适合特定的政治环境，前者将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焦点扩大，后者则显得稍显解决方式不够积极。再如，“宣传”一词是个非常热门的词汇，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各级党团组织都设有宣传部，那么这些“宣传”究竟该怎样翻译?过去人们常常使用propaganda一词，但因为该词所含的贬义，近年来译员已经设法避免使用。我们从新华网上发现，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将“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为了the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OfficeoftheCPCCentralCommittee。而在《新时代汉英大辞典》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译成了thePublicityDpepartment，CPC。这些词汇的使用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成果。所以，对外宣传口译为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或publicity是较为合适的。(3)语言文化环境翻译涉及文化，口译同样如此。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则依赖语言传播。在口译的环境中，译员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需要帮助不同文化的交际双方克服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例如，中文的谈话和交流中，多使用成语，俗语或古语，有时候直接翻译往往会让外国朋友不知所云。我们在酒桌上经常听到“这个酒好，不上头”的话，如果直接译成“Thisliquorwillnotgotoyourhead”，恐怕会造成外宾的困惑，而转译为“Thisliquorwillnotbeharmfultoyourhealth”或“Youwillnotgetdrunkeasily”可能会更好。再者，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中会出现一些特殊词汇，如果直译会造成误解。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走出去”经历了goingout到goingglobal的过程，意味着更加融入全球化，因此它的改变反映出译者对“走出去”表达上的创新和完善。总而言之，译者需要非常了解口译环境中的源语文化因素，同时适应于译语文化环境。总之，口译的生态环境由其内在的精神环境和外部的物资环境，而译员最佳适应与选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实施优化选择使影响其生存，生效和发展的口译生态环境保持和谐，统一。口译的成与败，口译质量的优与劣完全取决于口译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三、结语
口译的研究在其发展轨迹中出现过多种视角，如语言学视角、认知学视角、跨文化交际学视角、心理学视角及哲学视角等。而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则为口译研究构建了一个更加宏观的整体性理论，创建了一条可行而有效的生态学研究途径。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口译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使译员的口译行为和过程得以更加透彻和全新的描述，同时也为口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研究途径。
作者：郭芮 单位：江苏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