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卫•格里芬教授是美国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辩证地看待格里芬所设想的后现代社会，将其合理成分融入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和推进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社会；和谐社会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6.04.041
大卫•格里芬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继承怀德海的过程哲学的基础上，克服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只“破”不“立”的缺点。格里芬所设想的后现代社会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避免西方发达国家所犯的错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具有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
一、格里芬所设想的后现代社会
（一）政治上，格里芬反对现代的民族主义国家观，主张国内强化地方社区的作用以及国际上实现全球联合。格里芬强调“后现代的主导政治原则就是保卫和重建有根基的社区，并在这样的社区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大型国际网络。”［1］因此，后现代政治应该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地方社区和全球联合。“社区政治”是格里芬提倡的后现代政治的一个主要方面，通过建立从地区到国家范围内的社区，来限制民族国家的权力，降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民族国家的部分职能由家庭社区、宗教社区、文化社区等其他形式的地方社区承接。在这些社区中，民众的政治参与将会变得更为广泛、直接、平等，官僚主义和等级气息变得更少。而且，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必然会带来通信和交通系统的日趋完善，覆盖面更加广泛，它将把原来的僻壤之地纳入社会主流，同时也会削弱现代城乡两级分化现象。对于社区无法承接的职能则是分配给一个全球性机构。格里芬称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国际性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能够仲裁各个国家的纠纷”［2］。为了克服这种无政府状态，格里芬倡导建立一种全球民主体系，即通过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使联合国大会拥有立法权，国际法庭有司法权，同时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武装力量提供保障。与此同时，让世界人民共同参与进去，从而建立一个“全球民主政府”，这个“全球民主政府”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全球无序状态。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最终实现全球民主。
（二）经济上，由增长型经济转向稳态经济。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格里芬认为有必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稳态经济发展模式。稳态经济模式不把经济总量的增加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是追求“一种使人口和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经济。”［3］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的消耗与生产必须与生态系统的更新和同化一致，经济发展只能有质的发展而不能有量的增长。实现从增长型经济向稳态经济转变的初始条件是私有财产制度和价格体制，在此基础上，把微观层面的自由与可变性同宏观层面的稳定性和控制性结合起来，具体来讲就是资源总量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完成，但是对资源总量的确定是由生态的可承受程度和社会的伦理标准确定的。从对稳态经济的定义可以得知，稳态经济的建立需要有三种限制条件来完成：第一种限制是限制人工产品的总量，第二限制是限制人口数量，第三种限制是限制产品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通过把这三种限制制度化，使得我们能够用微观上的最小的自由代价来换取宏观上的必要的控制，最终转向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精神上由现代精神转向后现代精神。现代精神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对实现人类的精神解放，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后期人们过于重视个人主义，忽视自己之外的主、客体，造成了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时间观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对此格里芬对现代精神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精神观。首先，后现代精神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格里芬认为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不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个体并非是个独立的个体，相反，“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的东西。”［4］其次，后现代精神是以有机主义为特征的精神。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把其他事物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且能够认识到他们与这些事物之间的亲情关系。后现代世界的人借助家园感和亲情感，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再次，后现代精神倡导一种新的时间观。与割裂过去、现在、将来三者之间联系，只注重现在的现代时间观不同，后现代精神强调过去、现在、将来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当下的经验在某些方面与某种程度上包括自身整个过去的经验，因此，传统应该得到尊重。同时，未来是从现在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现在的行为会对将来产生影响，现在包含对未来利益的基础，应着眼于对未来的展望。最后，后现代精神倾向于一种后父权制的确立。格里芬同查福尔柯、乔霍兰德以及凯瑟琳凯勒一样认为现代性是父权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并对现代单面的男性精神进行批判，提出跨越性别歧视建立一种平等、相互尊重、新型的两性关系，从而摆脱现代的等级制度。
（四）后现代社会是一种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社会。格里芬认为由于现代性思维的个人主义倾向导致了人们把自然界看作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客体，是实现人类意志的工具和质料。正是这种人类中心论造成了今天的生态危机。所以，格里芬积极倡导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伦理关系。它以整体论为思想基础，认为世间万物之间是一种构成性的内在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事物的有机创造性和世界的整体性。世界是由各种事物相互联结而成的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这一理论反映到自然观上就是坚决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界中的一切实体包括人类本身在内都处于一种整体的环境当中，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因此，人类在利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应当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人类应当持有一种任其自然的态度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获得享受。除此之外，无论是格里芬所提倡的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其后现代精神所提倡的家园感，也都体现出格里芬所设想的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摆脱人类中心论，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生态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生态中心主义社会是格里芬设想的后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格里芬后现代社会设想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示
（一）发挥地方社区的作用，完善基层民主建设。我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再加上上级管理层与基层群众沟通渠道还不通畅等原因，势必会造成基层群众在生活、工作等方面中存在许多难题有待解决。再加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不再包揽一切。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社区就有非常重要现实意义。社区的建立要本着“平等”、“合作”的精神，社区中的事务，社区成员共同协商。这样社区就能将居民的大部分事务及其矛盾解决，维护社区以及地方的稳定，促进基层民主建设。社区还可以成为联系群众与政府的纽带，使群众的问题和要求更有效地传到政府，政府也可以根据群众提的意见更有针对性地对社区、基层建设制定方案。
（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适应“新常态”。当前我国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需要。格里芬所提倡的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第一，将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与市场的主导地位相结合，形成合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资源的吞吐总量要根据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能力和社会伦理标准来确定，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管理结合起来。第二，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提高对资源的使用率，就必须首先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并且以此为基础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构建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设。提出一种新型伦理关系，强调人类社会是个有机整体，摈弃错误的个人主义思想，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尊重，提倡关爱意识和奉献精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人与人的平等、互爱，人际关系的和谐。而格里芬的新型伦理关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倡导的人际关系具有高度契合。应当看到，在当今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是纯粹金钱关系、相互利用关系，这样的人际观念将会严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我们的国家要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一种平等的良性的人际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完善各种社会制度，为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尊重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与人和谐相处。
（四）消除人类中心主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出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而我国可以借鉴格里芬的生态中心主义社会理论的合理部分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例如：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与宣传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双管齐下，提高环保意识。当前，我国的环保工作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因此，要消除人类中心主义，就必须从思想领域入手，大力宣传环保知识和科学观念，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不断探索环境保护的新方法、新路径。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既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也要放眼国外，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
（五）着眼未来，注重对长远计划的制定。王治河曾说过：“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相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对未来的建设性的筹划。”［6］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必须着眼于未来，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大卫•格里芬的时间观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强调未来和现在之间也有着内在和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不要只看到现在，也必须看到现在制定的各项政策会对未来产生何种影响。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要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到实施以后会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和对未来的合理预测来不断调整各项政策，切实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卫•格里芬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揭露其不合理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精神、生态等方面提出自己对后现代社会的种种设想，虽然其中仍然带有一定的空想性，但是，他的后现代社会设想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
［参考文献］
［1］［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2］王治河，霍桂恒，谢文郁.中国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
［3］［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4］［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5］王治河.中国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建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01）.
作者：贾阳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