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唯物辩证法的传播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当时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有着很大的关系。从１９２８年起，到３０年代后期，思想文化界先后发生了围绕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何干之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呢？那是一切问题的中心。”［７］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主要有三派不同的论点：一是以陶希圣等人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为阵地，发表大量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陶希圣就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崩坏论”，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所以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的国家”［８］，没有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二是以严灵峰、刘仁静等为代表的“动力派”，以《动力》杂志为阵地，他们都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封建主义已是“残余的残余”、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所以，当前中国革命不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如刘仁静主张：“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９］。这实际上就是用将来进行的革命来否定中共当前领导的工农革命。三是以朱镜我、王学文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以《新思潮》为阵地，认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前中国革命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针对前两派都提出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新思潮派”认为，就整个趋势来说确实是走向资本主义，但是，“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他用尽一切力量阻碍着中国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１０］，中国的经济，“实在处于国内封建的（半封建的）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二重势力压迫之下”［１１］。这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思想论争，他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学术领域，即唯物辩证法走向主流，声势不断扩大。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指出：“１９３０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传播，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１２］陈伯达：“这种现象只具有这样的意义，即唯物史观在中国也已具有最大的真理权威，就是那些极端不高兴唯物史观的，也被迫要在‘唯物史观’的幌子底下，来做反对唯物史观的勾当了。”［１３］所以经过论战，唯物史观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非常盛行的学说，唯物辩证法也变成了风靡全国的学说，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变成了一种潮流。
２《大众哲学》成功原因之二———艾思奇个人的主观因素
《大众哲学》能够在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为引领青年奔向革命的“火炬”，即使建国后它仍是人们喜爱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性著作。除了上面所阐述的时代背景和内容体系等原因以外，艾思奇本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确立和向革命理论工作者的转变与实践也是他著成《大众哲学》的主要原因。
２．１艾思奇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确立
艾思奇能够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与他年少时深受父亲的影响和革命真理的熏陶有着很大的关系。艾思奇父亲李曰垓是同盟会会员，民主主义革命家。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即在云南与他人一起发起了滇南起义并取得胜利，成立了以蔡锷为首的云南都督府，当时的李曰垓就任军政部的次长；１９１５年，袁世凯掀起复辟帝制高潮的时候，李曰垓在云南为蔡锷组织的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并担任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１９１６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李曰垓被蔡锷任命为云贵矿务督办；１９１７年，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的时候，李曰垓在唐继尧的领导下担任靖国联军参赞，一起随军出征，此时的唐继尧与李曰垓之间因意见不合矛盾越来越尖锐；１９２１年，顾品珍发动兵变，唐继尧被迫辞职，流亡香港，李曰垓则担任了顾品珍的高等顾问，协助处理政务，但是，１９２２年唐继尧纠集武装，重返云南，李曰垓因情势危急，逃离云南奔赴香港；此时，孙中山已经在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府，准备借助军阀的力量进行北伐，李曰垓即被孙中山任命为驻港代表，年少的艾思奇也随父亲一起流亡香港。父亲李曰垓的爱国爱民的思想，他所参加的那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活动，年少的艾思奇耳濡目染，使得艾思奇很早就有了革命的思想，有了强烈的爱国意识，有了强烈的反侵略的民族意识。艾思奇年少时，正直中国大革命的前夜，他接受革命的真理，受到革命理论的熏陶则是在云南省立一中期间。省立一中当时有着党的进步力量，如楚图南、李国柱、陈小航等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李国柱是共产党员，艾思奇与他的关系也是最为密切。李国柱利用他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职务之便，经常向同学们推荐一些革命书刊，例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响导》等，艾思奇就是其中之一。同时，陈小航利用他弟弟的关系，也经常拿一些革命文件给艾思奇等学生阅读。正是这些革命书刊和文件的熏陶，艾思奇的思想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倾向革命。
艾思奇在初步接受革命真理后，就开始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中。首先，艾思奇在由李国柱领导的“读书会”“青年努力会”等组织中负责文艺、演讲，办业余夜校，并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滇潮》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成为《滇潮》的主要撰稿人；其次，参演《娜拉出走以后》《可怜闺里月》《少奶奶的扇子》等剧目，这些剧目大多是提倡妇女解放，宣传反封建，争取民主的，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革命思想的作用；最后，参加游行示威，“五卅”惨案、１９２６年北京的“三•一八”惨案的爆发激起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再加上唐继尧在云南的军阀统治，云南各界的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艾思奇在这些活动中，写文章、搞宣传，高呼“打倒军阀唐继尧”“打倒帝国主义”，并积极参与其中。而艾思奇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则是在他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期间。１９２７年４月，艾思奇第一次东渡日本求学，在云南留日学生管理员张天放的帮助下，艾思奇进入一所预考学校并开始补习日语和其他功课，进入学校后，艾思奇勤奋刻苦，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当时的日本书店里有大量马列主义的著作，艾思奇便买了大量的日译本著作，同时也买了大量英文、德文版著作留待以后攻读。１９２８年，日本为了阻止国民军北伐，制造了“济南惨案”，虽身在异国他乡，留日学生在听说这个消息后，群情激奋，并成立“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艾思奇出于爱国情怀，随同该组织一起回国。在昆明期间，艾思奇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开始阅读在日期间购买的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同时他还自修德文，进一步阅读德文版马克思主义原著。正是在这期间，艾思奇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通过大量的阅读与钻研，艾思奇对马列主义学说，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开始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陆万美在回忆艾思奇时指出，艾思奇曾经说到：“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古代哲学都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合理的解释。”［１４］１９３０年，艾思奇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开始了第二次东渡求学历程，此时的艾思奇又进一步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并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中国人民求独立、求解放的理论武器。
２．２艾思奇向革命理论工作者的转变与实践
艾思奇向革命理论工作者的转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东渡日本求学时期，二是上海时期。在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时期，艾思奇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的研究，此时的他开始认识到父亲所说的“实业救国”的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只有列宁走的革命道路和他所坚持的革命理论才是救中国的良方。在抗议日本“九•一八”事变回国后，艾思奇就对大哥李生庄说到过要用自己手中的笔作为武器，从理论上对敌人开展斗争，这表明艾思奇在思想上已经向一个革命理论工作者转变。艾思奇真正走上革命理论工作者的道路，则是在上海时期。初到上海，艾思奇只是在泉漳中学任教，参加过“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没有做一个革命理论工作者应做的理论工作。促使他向革命理论工作者的第一个转折就是艾思奇第一篇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的完成，这篇哲学论文论述了抽象的作用，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也引起了党组织“社联”的重视。“社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组织之一，它的宗旨就是坚持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据国内外革命的形势，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促进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时社联的负责人之一许涤新看到艾思奇这篇文章后，认为写得相当深刻，在和杜国庠商量后，把艾思奇的组织关系转入到“社联”，从此，艾思奇就开始在党所领导下的组织中开始了革命理论工作。从１９３３年７月开始，艾思奇陆续写了多篇文章，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革命思想。例如，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中捍卫了进化论；在《直观主义与理性主义》和《理知和直观的矛盾》中批驳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同时发表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剖析了中庸观念，对资产阶级、封建哲学进行了批判，指明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参加辩证法论战等。
艾思奇这些实践中的理论工作，充分显示了艾思奇在党的哲学战线上的勇敢的新战士的形象。艾思奇在向革命理论战士转变的另一个转折点就是艾思奇在《申报》图书馆工作时期。这期间，艾思奇在党的秘密组织《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读书问答栏”里工作，每天阅读读者的来信并回答信中的疑问，其中有很多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此时的艾思奇就开始写一些具有普遍意义性的文章在《申报》发表。由于革命形式的高涨，《申报》的“读书问答栏”已经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知识渴求的需要，为此单独创办了《读书生活》杂志，艾思奇主要负责“哲学讲话”和“科学讲话”两个专栏，也正是在“哲学讲话”中，艾思奇连续发表了２４期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性文章，最终完成了《大众哲学》初稿的写作，于１９３６年以《大众哲学》为名公开发行。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由周扬、周立波两同志介绍，在钱亦石同志的主持下，艾思奇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真正成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一名先锋战士，成为党的哲学工作者，在革命理论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有了艾思奇在思想和实践中向革命理论工作者的转变，才有了《大众哲学》的写作与出版。
作者：黄甲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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