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针对异文化研究之中，一个“局外人”如何转变为“局内人”，如一个美国研究者要对长城开展研究，他对其到中国参观获得的“田野经验”是居于主位的，但他对其他研究者(包括中国的和美国的)所得出的结论则是居于“客位”的，那么研究者该如何处理“主位—客位”间的关系。当研究对象为一项人类音乐文化活动时，研究者以何种面目与被研究者进行交流。如一个汉族音乐学家研究西北回族音乐“花儿”时，以何种身份面对花儿的歌者，同样，西北的歌者在向汉族音乐家介绍“花儿”音乐时，以何种学术视角来看待“花儿”音乐等等此类。总之，在具体的研究中，妥善处理局内人—局外人、主位—客位、研究者—被研究者的关系，就是“双视角”理论的基本内涵。将该理论运用于民族音乐学，既用局外人的(文化外)视角，又用局内人的(文化内)视角，这样并用两种视角对音乐文化现象进行关照的研究法，即是民族音乐学“双视角”文化立场研究法。此方法要求研究者在面对某种音乐现象时，如果他是指音乐现在的直接参与者，那么除对该现象作“内文化视角研究”外，还需要逾越所处的文化环境以一种更为客观的眼光来“反观”对象;同样，如果研究者面对的是某种“外文化”的音乐现象时，即研究者与音乐现象所处的文化体系根本不同，那么，研究者就应当除对其作“外文化视角”的研究外，还需要“融入”该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内视”和“体验”研究对象［2］。只有这样，既采用“内文化视角”，又采用“外文化视角”的方法去对人类各种音乐及其认知体系做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整体性的音乐学学科。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继派克之后，哈里斯将“双视角”理论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从基本观念上看，哈里斯与派克却是根本对立的。哈里斯主张主位与客位、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二分。也就是说，派克主张“双视角”的连续性和互补性;而哈里斯则强调“双视角”的对立性和矛盾性。这样，就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探讨空间。“双视角”理论传入亚洲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开始的，较为出名的代表为山口秀。他以翻译的方式将该理论引入日本，并将其运用于一些具体音乐现象的研究之中。“双视角”理论传入我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本学界的影响，译介国外此方面研究方法和动态的论文和译文相继在我国高校学刊上发表。此后，某些学者开始自觉地将该理论运用于实际的研究之中，如沈洽教授对云南基诺族音乐进行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试图对该理论做出更为中国化的阐释。在此过程中，“双视角”理论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向，以下做详细论述。
(一)加强了民族音乐研究的历史反思和文化批评色彩
当代民族音乐研究依然注重对“局内—局外”、“主位—客位”视角的运用，但也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音乐对象的历史性反思和文化批评。笔者认为，这种趋向更多的是针对民族中心主义的解构。基于这种学术观，不难发现，当代学者较20世纪的前辈们更为重视“田野调查”，这说明一个“局外”的研究者应该首先进入田野(局内)获得双重音乐能力，才有可能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建构了彼此平行的双向考察理论框架
在早期的“双视角”理论中，由于受多元文化语境的影响，局内—局外经常被带上“科学、非科学”、“艺术、非艺术”的标签［3］。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则是尽量克制此种思维模式的影响，逐渐以一种较平和中立的心态，重视局内和局外两类视角交集和互补的作用。
(三)对“中性化”研究者的诘难
当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地球演化为“地球村”。这样导致“中性化”身份的研究者出现，从血统关系说，这些研究者属于“局内人”，而从其成长的环境说他们又是“局外人”。本来，这些研究者更适合开展“双视角”研究，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的研究身份被不断质疑。这就是说，仅以“局内”和“局外”两种视角进行文化关照尚显不足，理论界大有呼唤“第三视角”出现的趋势。
(四)加强了对“局内人—局外人”身份相互转换的考察
由于民族音乐学学者群体内部，以及实地考察过程中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两方均存在文化身份和族性标识的异态纷呈现象，所以“局内”与“局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或非此即彼的。换言之，这两类因素往往同时掺杂在外来的观察者和本土的被观察者身上，并且其性质是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的［4］。从实际情况看，当代研究者更加注重对身份互换现象的考察。同时，“双视角”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也被空前重视。
(五)学科分化倾向
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早期的“双视角”就出现文化立场的表述、音乐能力的教育和培养、建立有效音乐分析方法等几个不同分支学科。如今这些不同分支学科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出现了更为分化的趋向，甚至可能产生新的学科。综上所述，“双视角”理论的倡导者们往往以异文化为传统的研究对象，并且延续了其在异文化研究中建构起来的“局内—局外”的观点和在研究对象(局内人)与研究者(局外人)之间寻找相互角色关系的研究方法。如今，这一理论的新趋向可概括为:一方面异文化研究的对象范围仍未从多数民族音乐学者的关照中消失;另一方面，有关异文化的研究已不像以往那样被人们仅仅是用来看待考察者与被考察者之间相互适应的关系，而是在较大程度上还被考计算机管理论文察研究者用于回馈和审视本文化或与该文化范围内其他文化阶层或社会集团的音乐文化进行沟通交往。
作者：王萍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