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和史学的经纬：西方意识形态批判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知识体系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化。知识与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在汲取西方知识体系的养分时，我们也侵染上其意识形态的毒素。因噎废食是不可行的，我们不能因为反对西方意识形态而拒绝其知识体系的价值，但如何将其意识形态的毒素从知识体系中剥离呢？这是我们讲授《西方文化概论》时遇到的首要难题。批判西方意识形态的最有力武器是其自身中相反相成的因素。发掘这些因素，并通过展现其间的张力而获得解释西方文化的不同路径，这些解释路径既能有效阐明西方文化的内涵，又相互制衡而揭露出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局限。在这些因素中，我们认为最具张力和全局性的有两个：一是哲学，二是史学。这两条解释路径，是我们系统批判西方意识形态的关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其庸俗化则是意识形态的说教。在《西方文化概论》中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有利于从根源处把握意识形态的言说逻辑和观念依据。例如，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前驱。如果泛泛而论，我们很容易陷入自由、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说教的陷阱。但若系统梳理启蒙观念的哲学基础，我们会看到唯名论和唯理论、怀疑论和教义学、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开明专制和共和政制等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些思想斗争反对铁板一块地理解启蒙运动，它们所揭示的启蒙思想的丰富和复杂性，成为击碎意识形态式之盾的最锐利的矛。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不如哲学，但它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有重要意义。思想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思想和行动两个世界的距离，往往是辩证彼此谬误的重要依据。例如，我们要探讨公元前四世纪晚期的希腊文化，如果单去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容易得出一种倾向于禁欲和沉思的时代精神。但若能研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史书，再辅以戏剧、信札、演说词、铭文和其他考古材料，则很可以得出生气勃勃、躁动不安的时代精神。无疑，史学有利于矫正哲学的偏狭，而偏狭的哲学是近乎意识形态的。因此，在《西方文化概论》的教学中，我们以哲学和史学为支撑的两极。哲学的意义在于赋予时代一以贯之的思想。理解这种抽象思维，对于掌握其所引领文化诸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史学的意义是矫正和叙事。它除了矫正哲学思潮的偏狭外，更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视野和言说框架。它的优点是较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但其弱点也在于此；因此，史学也需要哲学的诠释和升华。
二、体例的经和权：在案例分析中搭建知识框架
就系统传授知识而言，体例是至关重要的。《西方文化概论》既以哲学和史学为基本框架，在此框架内讨论文化诸方面，就使该课程具备了体例上的稳定性。但体例不仅有“经”，也有“权”的方面。体例的“权”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根据各时代精神变迁而调整讲授重点；二是设计综合性案例以构建具体而微的知识框架。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根据时代精神而调整讲授重点，这对于把握不同时代的文化变迁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当我们讲解古罗马的文化时，不可避免要涉及它的法制和法学成就。但在稍早的古希腊时代，法制和法学是难以作为讲授重点的。此外，根据古罗马法制和法学的特点，对它的讲解不宜采用自然法学派式的概念推导，而应结合罗马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需求作历史解释。在《西方文化概论》中，这样的体例变通随处可见。它的依据是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精神，以及集中体现了该时代精神的人类智识的特定方面。次看第二方面。通识教育要求较全面的知识普及。但知识的普及性和抽象性是成正比的。我们在普及知识的同时，要防止知识因抽象而变得无用。这就要在知识的普及和运用之间寻找平衡点。我们认为，在各时代的关节点设计综合性案例，是寻求平衡的有效办法。这种案例既应有较强的包容性，使反映时代精神的诸要素能在该案例中各就其位；又要足够地具体而微，将案例控制在相对具体的时空、人事和问题范围内，从而避免案例分析流于泛泛之谈。我们试举例说明。讲古希腊文化，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评价雅典民主。雅典民主的优点和弱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体现得最为充分。因此，在此时段内选取众议云集的关节点，就能对雅典民主进行有效的具体考察。我们以苏格拉底之死为案例。这个案例有较强的包容性。它至少可以牵出伯利克里、亚西比德的行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修昔底德、阿里斯多芬的著作，以及从智者转向古典哲学的一般思潮。此外它又能有效引导关于雅典民主的讨论，因为即使在当时，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也被认为是雅典民主趋于衰落的标志。基于体例的知识普及是基础，根据时代精神的内容调整是变通，通过综合性案例的知识活用则是目的。凭借知识框架而奠定分析案例的基本，通过案例分析而构建实用的知识框架，在这种互动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达到了通过案例分析搭建活的知识框架的目的。
三、内容的博与专：教学分工和因材施教
《西方文化概论》要求普及文化常识，它的教学内容是较为“博”的。但任何真有见解的“博”无不建立在学术的“专”上；此外，坦率地说，我们今天没有贯通西学并成一家之言的大师。这就要求教师们正确处理“博”和“专”的关系。比较实际的做法是通过“专”的合理配备而达到有效的“博”。在此介绍两种较为成熟的思路：一是专题讲座；二是多师同堂。专题讲座的优势是集中了一批术业专攻的专家。他们有各自的研究领域，能讲解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专题讲座的弱点是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和系统性不强，各讲座之间的衔接和关联度也成问题。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又发展出多师同堂的教学模式。多师同堂指由三名或三名以上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组成协同教学团队，共同分担同一门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教学任务，展开共同授课的研讨式教学模式。[2]1这种模式不仅弥补了单个教师知识结构和问题意识的不足，也避免了专题讲座难以构建系统的知识结构的困境，是目前较好协调教师的“博”和“专”的方法之一。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不仅要求组建教师团队，也需要区别受教育群体。《西方文化概论》是通识课程，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因材施教。根据专业或兴趣，引导同学们选修侧重点不同的《西方文化概论》课程。《西方文化概论》的授课团队由不同知识背景的教师组成，但他们的知识背景应当是高度关联的。一方面，这将开拓同学们的视野，使之汲取关联专业知识以为更好的专业学习；另一方面，也防止了互不相干的知识灌输，使这些普遍的文化常识能较贴切地运用于将来的专业深造中。《西方文化概论》的基本任务是普及文化常识，最终目标是训练对西方文化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须建立在细致分析和有效综合的基础上，应当说走的是一条“专”而“博”的路子。正确处理“专”与“博”的关系，根本地不是要使学生记住若干教条，而是提供了现代化背景下个体修养的契机。
作者：曹为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