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建形上学的必要性
中国哲学的缺陷在于知识论的缺失,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不足则是价值论的淡化。双方恰恰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以预见,在中西哲学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下形成的未来世界哲学,将是一种以价值论为主导,以知识论为辅助的新的哲学体系。
建构这样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出路在哪里?
我以为,这首先需要我们对形而上学抱有正确的态度。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命脉。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就被称为“第一哲学”,可见其在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重大转向。随着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流行,西方哲学开始由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由本体走向现象,由先验走向经验,“解构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的呼声此起彼伏。
本体与现象的分离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恐怕也是最大缺陷。由此所导致的种种后果和弊端,最终致使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积重难返。这要求我们改革甚至重建形而上学,而不是将它抛弃。以历史的眼光看,可以预见,反形而上学的潮流将不过是整个哲学发展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哲学终究要回到哲学的轨道上,回到形而上学的轨道上。
二、中国形上学的构成
形而上学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与核心。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形上学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一是本原论,二是人性论。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谓“性与天道”,分别相当于人性论和本原论,乃形上学的问题。
“本原”之“原”又含二义。一为源泉之“原”,这个意义上的本原论所探讨的是宇宙之起源,即宇宙论。二为原本之“原”,这个意义上的本原论所探讨的是世界之本相本体,即本体论。
应该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先民认为,万物皆为天所生,这样“天”就成了中国最早的表达宇宙本原的概念。春秋末年,老子第一次提出了具有哲学意味的“道”来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其后,从今、帛本《易传》看,晚年孔子提出了“易”的概念。尽管如此,当时人们仍然认为“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战国至汉唐的儒家既没有接受“道”,也没有采用“易”,而是继续沿用了“天”作为本原、本体概念。魏晋时期,玄学大盛,老子的“道”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至于连宋明理学家们都大谈“道体”。尽管各派所使用的概念有同亦有异,但他们对这些概念的性质,却有各自的规定。儒家以善为之定性,孔子的“易”、思孟的“天”以及宋明理学的“道体”,其本性都是善。道家以自然为之定性,所以老子之“道”的本性为自然。佛教以空为之定性,所以真如即空。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使用同一概念,各家的理解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历代哲学家正是通过重新诠释这些概念来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体系,从而发展中国哲学的。当然,这并不妨碍同一学派的不同学者会尊崇相同的价值观。
中国形上学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人性论。“德”、“欲”及其相互关系,是整个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儒释道三家人性论,无不以德欲之辨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是各家之“德”的具体内容不同而已。从历史上看,由这个核心问题引发了两条发展脉络。一是春秋末期之前以“欲”为“性”或者说气质之性的旧传统。这个时候的性为人的本能,并不具有抽象的、超越的意味,所以不属于形上学的范围。二是老子和晚年孔子所开创的以“德”为“性”或者说义理之性的新传统。老子首先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掘开义理之性之大源。早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对“性”的理解,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观念。从孔子有关《周易》的论述看,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实为性善说之滥觞。老子和孔子都建立了一套形上学体系,从他们开始,性才被纳入形上学的范围。此后,子思提出“天命之谓性”之说以弘扬新传统。竹书《性自命出》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外在道德先验论,从而使旧传统发扬光大。孟子起而纠正这一趋势,力主只有“四端”才是“性”,从而将新传统推向极致。唐宋之际以前,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一直是旧传统,而新传统不过昙花一现。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事实上是在继承旧传统的同时遥绍新传统,并将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
不过,人性是内在的,是靠人心来呈现从而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本土哲学中,“心”这个范畴介于形而上下之间。心可以体验和被体验,本处于经验的层面,但鉴于它和性的关系,讨论人性的时候必然要讨论人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心论也是中国形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家对人心的探讨异彩纷呈,不胜枚举。
在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三个部分中,人性论承上启下,实居核心地位。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和社会的学问,而人性则是一切的根据。各种本原、本体概念性质的差异,事实上是基于各家对人性的洞材料管理论文察。哲学家们是将人之本性赋予各种本原、本体概念,然后反过来以之论证人性,从而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