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教育的教化功能传统的延续
中华民族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学记》记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大学》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要“君民”“新民”，就要进行社会教育。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学在四夷。教育的对象、范围、形式等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为我国古代社会教育思想的诞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中国自古具有丰富的社会教育思想。在诸多社会教育思想中，孔子的社会教育思想最为引人注目。从教育时段来看，孔子的社会教育思想是终身的。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开首第一个字便是“学”。“学”的思想贯穿于全书始终，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教人如何“学”的著作。这里的“学”是终身的，只有入学，没有毕业的说法。孔子自身的求学历程便是最好的诠释。他说:“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里，孔子记录了他为学的不同阶段和达到的不同境界，这种境界一直是向上的，没有终了，死而后已。活到老，学到老。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尤其要着眼于继续不断的自我改造或自我发展”［2］的精神可谓异曲同工。这种自我改造或者发展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孔子突破了今天狭隘的学校教育的范围，他的“学”带有极大的社会教育色彩，这种社会教育的手段便是个人的“学”。这种社会教育思想体现了孔子一贯的凡事“反求诸己”的思想，同时又能克服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把教育的社会教化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从社会教育的对象来看，孔子的社会教育思想是全民的。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所以才能达到“弟子三千”的规模。孔子的这些弟子，从出身看，各个阶层的都有;从年龄来看，有成年的，也有未成年的。来源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特点。孔子的社会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孔子倡导“学”，通过这种终身的、全民的“学”来实行教化，最终把人们培养成为“君子”，建立一种有序的统治秩序，实行政教合一。孔子开启的这种积极入世、致力民生的精神，被我国历代文人学士所传承。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精神。这种影响在近代中国大学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同于西方大学存在一个高居象牙塔内与世隔绝的历史，近代中国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世俗的，和国家保持紧密的关系，担负各自的使命。其使命之一便是进行社会教化，其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孔子。
二、国外大学社会教育思想的影响
近代欧美大学的发展是内源性的，而中国大学则走的是一条外源、后发的道路。欧美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历史较长。早在19世纪70年代，剑桥大学神学院就发起了大学推广活动，面向社会开设一系列的课程。在其影响下，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等高校相继加入了推广大军的行列。186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莫里尔法案》，通过赠地的形式鼓励大学开展社会教育事业，在这一法案的刺激下产生了大批的赠地学院。这些学院普遍注重加强同社会的联系，设立推广部致力于教育推广事业。20世纪初期，中国大学模式在经过一系列的转换之后，逐渐确立了美国模式，美国高校推行社会教育的做法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一时期，国外大学社会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传入中国。
1．留美学生。20世纪初，美国决定退还庚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学习。随之就出现了留美的热潮。不同于以往的留日学生，留美学生大多能够学有所成。“从1917年、1918年编辑的《游美同学录》看，537人中，获得学士学位者227人，硕士202人，博士47人，无学位者仅61人。90%以上都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不少人获得博士学位”。［3］这些留美生回国后，大多投身高等教育界。比如，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并且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美国大学推行社会教育的做法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把这种思想带到了东南大学，确立了东南大学教学、科研和推广三结合的办学模式。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推广部。1922年，成立推广教育委员会。1923年的《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更是明确规定: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业人才指导社会事业为宗旨。［4］东南大学成为国内首先将社会教育视为大学职能的国立大学。
2．教育界人士赴外考察。为了探求新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体制和经验，教育界人士纷纷出洋考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蔡元培。对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人们最为熟悉的是他的学术救国、“学”“术”分离、注重于探讨“纯粹学术”的思想。其实，蔡元培也是非常看重大学直接服务于社会、推行社会教育的。他的这一思想也受到国外模式的影响。蔡先生游历欧美考察归国，在他的一次演说中认为:“美国大学的目的，要把各个学生养成有服务社会的能力……一切文化事业，都由大学包办，如巡回图书馆、巡回影戏片、函授教育等等。在工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5］1921年，蔡元培访问了威斯康星理念的诞生地———威斯康星大学，对于威大致力于社会教育的做法称赞不已。蔡元培也把这种思想运用到了北京大学的办学实践中。他创立了校役夜班、倡导成立北大平民夜校、热心平民教育讲演团事业……蔡元培的这些做法无不体现出欧美大学社会教育的影子。
3．教会大学的样板作用。教会大学虽然设置在中国，但是早期大多在国外注册立案，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享有在中国的特权，从而被国人称为“外国文化租界”。早期教会大学大多沿用母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国外大学重视社会教育的做法也被它们继承下来。同时，教会大学由于其担负的特殊文化使命使其更乐意从事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一些开明的传教士，他们在进入中国之后，适应中国国情的需要，把宗教信仰和理念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把信仰上帝同服务中国社会结合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教会大学纷纷致力于社会教育事业，针对中国儿童失学严重的现象，它们开设了大量的儿童学校;为了帮助成人提高文化水平，它们成立了民众学校;它们还为一些在职工人开设一些技能训练班。它们还采取了讲演、设立巡回图书馆等更为灵活多变的方式来从事社会教育事业。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大学从事社会教育事业提供了样板和典范。
三、近代中国社会改良的需要
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社会逐步踏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各种各样的救国主义便粉墨登场。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探索发现，中国的问题在“民”。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先生认为中国有五大弊病，即愚、弱、贫、私、散;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贫、愚、弱、私……归根究底，这些弊病的原因就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平太低，民智尚未得到开发。因此，为了改良中国社会，实现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纷纷致力于提高国人的文化水平。然而，如何提高人们的知识觉悟和水平?如何开启民智?先进的思想家们都认为教育是最好的武器。于是，乡村教育等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国运动便诞生了。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些活动取得的成效是有限的。在经过这样的一番摸索之后，很多人便把目光投向了近代中国大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近代中国大学最适于承担近代中国的社会教育事业。战争频繁，政治不稳，经济落后。这种国情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善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教育系统，以专门致力于社会教育事业。近代中国大学义无反顾的承担起了这幅重担并且没有辜负人们的厚望，在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作为较早成立的致力于提高平民知识水平的教育社团，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一直将“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6］作为自己的宗旨。该团采用讲演、设立报亭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在人群聚集的地区开展社会教育，普及文化知识。在这个社团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学参与社会教育事业，“北大同学，服务社会者，日见其多;将来对于社会之改良，实有莫大之关系”。［7］在北京大学的影响下，其他的大学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活动。适应此种形式发展的需要，当时的许多大学都致力于社会教育人才的培养工作，燕京大学等校设立了社会教育系，还有些大学设立了社会教育的专修科。大学参与社会教育事业是我国社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为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提高国民程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当今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如何发挥当今大学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然而，国内对于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教育事业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我们必须加强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
作者：许衍琛 单位：南开大学 社会学系
相关专题：灌溉排水学报影响因子 一带一路 自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