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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最早提出“性灵”一词的，是刘勰。其将人与天、地并列称为“三才”，认为人作为“有心之器”和自然界的“无识之物”之不同，在于人乃“性灵”所钟。“性灵”即“人之心”，它是天地问灵气凝聚而成，“人文”乃“心之文”，亦即“性灵之文”，它不仅是思维的枢纽，而且也是情感的渊薮。可见，刘氏所言之“性灵”，是指人的思想和感情。自刘氏之后，钟嵘、颜之推、杨万里等依次提到过“性灵”，其义亦大体在于情感和思想两个方面。到了明清时代，“公安三袁”和袁枚等则将“性灵”作为文艺上反道学、反传统、反复古，主张个性解放的基本理论武器，理解为“性情”的同义语，强调一种自然的、真实的本性、情感、个性等。
到了近代，吴曾祺在《涵芬楼文谈·储才》篇中提出“鉴别主于识见，驱使恃乎笔力，剪裁赖乎意匠，变化本乎性灵”的理论。”他认为，“性灵”与“识见”、“笔力”、“意匠”四者是缺一不可的整体。其中，后三者指作家经过后天时间学习和锻炼所具备的修养和才能，而前者即“性灵”则是指作家的一种先天的、本性的禀赋，其本义亦倾向于“性情”。但吴氏并未局限于“性情”本身，而是着眼于更高、更广阔的范畴，依据“变化”之意，大体包括三方面内涵：一为“气”。“气”乃性灵之本，就像水之源，山之脉一样；二为“情”。总有一种文章，必须要作者融入其真实深厚的感情，否则无法为文。但感情一旦融入，写出的文章往往不用修饰便自然精致，可谓是“天下之至文”；三为“机”。“机”者，灵感也。灵感来临之时，作者及时应之，文章便有自然天成之美。依据吴氏之意，“情”、“气”、“机”，皆属于作家先天禀性与才能之“性灵”范畴，虽无具体的形态，却真实存在并对于文章创作往往起着“才”、“学”、“力”所难及的“变化”之妙用。
一、切情说“情”，指作家的思想感情。吴氏专设《切情》篇，开篇即突出“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切情说”，强调为文之时，当融人真挚恳切的感情。魏晋时期，文论家陆机在《文赋》篇中深入阐释了“诗缘情”的理论。之后，“情”与“文”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关于二二者关系，前人多从作品的抒情功能和来源两方面来加以论述，因此便有了“为文而造情”和“为情而造文”两种不同的观点。对此，刘勰有着名的论断，他将《诗经》和《汉赋》作比，指出，诗经的作者即“诗人”的创作态度是“为情而造文”；赋颂的作者“辞人”创作态度是“为文而造情”。前者是有了真挚充实的思想感情，心中郁积着怨愤，为了“以讽其上”
才愤而为文的，即有感有为而作文，这样的作品内容充实，真实简练，呈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精纯之美，“要约而写真”；后者的创作则是为了卖弄才华，沽名钓誉，而矫揉造作去为文，没有真实的感情可言，是为了作文而作文，这种作品只是以华丽辞藻来掩饰内容的空虚，必然会“淫丽而烦滥”，“繁采寡情”，令人“味之必厌”。显然，刘勰是主张“为情而造文”，而反对“为文而造情”的，这充分体现出其对文学的真实感情和思想内容的重视，其思想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六朝时期的浮糜文风，而且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着名思想家李贽“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的论述，便是对刘勰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