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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节选自《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社科论文，主要是关于治理理论视野下政府生态治理的善治转型，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传统依赖行政手段的环境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迫切要求传统治理模式实现向生态善治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政府自身向生态型政府转变，即构建一个“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而且意味着政府生态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会公众对生态事务的合作管理，体现民主性、合作性、责任性和透明性的基本诉求，以实现生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政府生态善治的转型，必须以实现生态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按照民主性、合作性、责任性和透明性的基本要求，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良陛互动，构建一个包括政府、市场、企业、社会公众在内的生态共治网络。
首先，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由于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生态治理又多涉及到公共责任与公共利益，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是生态治理的唯一主体，负有生态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的职责。但政府在生态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足及其低效率状态，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寻求市场的力量。实际上，生态产品的政府提供与政府生产并不是一回事，政府是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责任者，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直接去从事生产活动，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个人都可以进行生态公共物品的生产。这就要求政府在运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制定宏观政策，市场则在政策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生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实现政府与市场在生态治理中的良性互动。
其次，实现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企业既是市场主体，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主体和生态责任的主体。政府的职责在于，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手段，让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可以通过排污权交易、环境税费、生态补偿机制、绿色采购、环保审计和认证等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来引导、激励和规范企业行为，也可以通过发动公民参与生态消费或绿色消费活动来“倒逼”市场，使企业出于利润的动机而积极地投人生态管理过程。实际上，随着社会生态意识的觉醒，企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只有维护良好的生态形象，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可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近年来，谈判协商等“自愿性协议”和获得认证等“自愿性政策”正逐渐兴起，并成为未来企业生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说，政府与企业在生态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政府应不断激发企业的生态管理和生态参与，使之担负起生态治理责任，从而实现生态善治。
再次，实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传统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单一“治理主体”地位，不仅使政府必须具备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充分的信息资源，而且使政府成为唯一的“责任主体”。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弱化与生态治理责任之间的矛盾也H益突出。这种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意味着巨大的人力、物力和信息流的介入，既有效弥补了政府公共资源不足的窘境，提升了政府生态治理能力，又有利于分担政府治理责任，提升政府治理意愿 。但公众的广泛参与还有赖于社会组织的成长。社会组织不仅是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主要载体和重要途径，而且还可以提高公众的参与热情。正如亨廷顿所言：“如果人们加入某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活动，那么他们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公众参与不仅是政府生态治理的助力，而且通过对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与追求利润的企业的监督，形成政府生态治理的强大压力，有效维护生态公共利益。因此，作为追求实现生态善治的政府，应积极培育社会公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并为其积极参与和合作提供有效途径。
实现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生态共治网络，实现生态善治，不仅需要树立全新的生态治理理念、培育成熟的生态治理主体，而且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其一，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干部人事考核机制。大力推行以纳入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成本的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和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将生态责任与官员利益挂钩，并实行严厉的生态问责，彻底断绝地方政府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冲动。其二，建立良好的对话协商机制。一是要构建各治理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如公众论坛、网络社区等，尤其要大力促成公共媒体的形成；二是要建构政府、企业对公众的解释与回应机制，对公众关心的生态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各种环保事件应及时回应，实行开诚布公的会话。其三，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要通过制度程序建设，扩大公众生态参与的范围，让所有受环境政策影响的环境利益相关者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大力促进生态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参号陛公民社会，为公众参与提供有效的机会和平台；加快政治制度建设，拓宽公众生态参与的渠道，让公众参与到生态决策的每一个环节，如参政议政制度、听证制度、社会监督制度等，增强公众生态参与的有效性。其四，建立和完善生态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公众的环境知情权，这是实现生态善治的前提条件。对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程序、内容、范围、时效以及救济途径等要有制度特别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如从主体上看，除了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准确地公开环境信息外，企业也应当“按照自愿公开与强制性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当然，生态善治的实现除了以上保障机制外，还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各治理主体的责任体系、区域间的合作机制以及现有环境政策、法律的进一步完善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作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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