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和合”文化蕴含的辩证思维观
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伴随着这样的史实：统一时期，生产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分裂时期，则战争不断、生产停滞、社会动荡、文化衰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基于历史，中国逐渐形成了“和合”文化，“和合”思想逐渐成为帝王将相、诸子百家和黎民百姓共同认可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的“和合”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当时的中国，各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诸侯和卿大夫之间为己之私相互征战，形成了当时的“国际社会”，诸子百家为解决当时混乱的局势，提出了“和合”思想作为回应[1]9-10。和、合二字最早都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起初并没有联用，到春秋时期才形成一个概念，见之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2]472。”意思是商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2]474。还记述了史伯的和同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2]477。”在这里，史伯把“和”与“同”做了明确的区分。“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与“同”存在本质差别。只有存在多样性的统一，才能不断产生新事物，事物也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儒家、道家、墨家在这一时期，都提出了“和”或“和合”思想，“作为回应和化解天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人自身心灵以及东西南北中不同文化、文明冲突的最佳方式”，“和合”成为当时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1]10。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3]1。”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原本存在着差异，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实现“和”，有了“和”，事物之间才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如果压抑个性而求共性，或者强调个性而放弃共性，则会阻碍事物的发展。中国的“和合”观强调内在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重视利用内在矛盾，追寻是与非、得与失、长远与眼前等对立事物的内在张力，力求在互利共赢中寻求发展，是辩证思维观。“和合”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渗透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人注重相互尊重，实现各方利益的协调。作为古代强大的帝国，中国没有殖民地，而是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封贡体系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火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人却没有把火药用来制作武器；与西方城堡强大的防御能力相比，中国的万里长城是扁平的，是用来防御的；在与境内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中，汉民族没有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而是注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形成了处理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土司制度；在认识事物和人格培养中，中国人善于从变化中思考得失，强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重视“大气”“大智慧”“大智若愚”，从大处着眼，目光长远，不拘小节。“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至理名言，体现着“和合”文化的意蕴。因此，“和合”文化是中国人从长期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智慧结晶与理论精华，是被实践证明了行之有效的个人之间与民族之间的相处之道。
二、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和合”意蕴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全球侵略与扩张，打破了以往各民族孤立、分散的状态，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加深，形成了真正的世界历史。这一进程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产生了“合”的思想，形成了“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思辨概念始于黑格尔，他用“世界历史”的概念指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历史。黑格尔眼中的世界历史，不是史学意义的历史，而是哲学范畴上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4]75。“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4]56。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绝对精神主宰下发生的一个合理的过程。“举凡一切在天上或地上发生的——永恒地发生的——上帝的生活以及一切在时间之内的事物，都只是力求精神认识其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发现自己，达到自为，自己与自己相结合。精神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但却是为了能够发现自己，为了能够回复自己[5]。”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是绝对精神回归到自身的过程，是合理的正当的，他指出，“从对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质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4]10。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赞成“统一”，把“统一”置于很高的位置，带有了“合”文化的意蕴。基于对“合”的合理性的认识与赞同，黑格尔高度赞扬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认为法国大革命有“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撼着整个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4]459。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6]3。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辨证思维观，具有系统性、辨证性与过程性的特点。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个“世界历史民族”前后相继不断推动的结果，他所说的“世界历史民族”是指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族，“它具有绝对的权力成为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研究的担当者”[7]354。这些民族在地理上是多元的，但在历史上是一元的。他们的民族文化是平行的，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流，但并不能改变民族文化的本质。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其自身也都有生长、繁荣和衰亡3个时期。因此，世界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身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4]18。这一全体历史发展依次经历了3个阶段：东方民族、古希腊罗马民族、日尔曼民族，他把这称之为“转化的辩证法”或“过渡的辩证法”。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中的各个民族，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和贯通，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和借鉴，共同推动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是多元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中心，他用辩证的、系统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不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7]347。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的辩证思维特征与中国“和合”文化中的辩证观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有许多暗合之处。虽然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蕴含“和合”文化的思维，带有辩证思维的特征，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性存在”，“绝对精神”所体现的民族国家和法律也是高高在上的，而作为“物质性存在”的特殊性个体“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所以是直接跟这种事业同一的，但是这种事业又躲避着他们，所以它不可能是他们的客体和目的”[8]。所谓“理性的狡计”体现为国家与个人的分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因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中虽然具有辨证思维特征，但是他的辩证法仍然带有旧思维方式的痕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9]。而“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0]。
三、马克思对世界性“和合”历史形成的认同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他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观点，认为在世界历史的时代，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整体性。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在世界历史的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超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逐渐形成了世界政治格局，各国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在《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一文中，马克思谈到取消爱尔兰的独立对英国人民说来也是不幸的，因为爱尔兰起义的被镇压和英爱议会的合并不仅巩固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对爱尔兰的统治，而且也巩固了他们对英国人民的统治，并且强调爱尔兰问题“对英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11]10。因此，马克思主张突破国内的局限而投入世界历史的眼光，从整体上把握世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他主要关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一体化问题，晚期他更加注重于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的个别性、特殊性和多样性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有一句经典描述，“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51。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及其人类交往的普遍性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完善以及人类交往的普遍性，是带有进步意义的。因此，虽然世界历史的形成伴随着血腥的屠杀和疯狂的掠夺，但是马克思在强烈谴责列强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的同时，还是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谈到了侵略带来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马克思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看作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敲门砖，“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12]111-112。殖民侵略的过程，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其次，他将侵略看作是社会生产力导致交往发展的必然阶段，将其看作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指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2]149。从先进性的角度谈征服，蕴含着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对于世界性“合”历史形成的认同。随着“世界历史”的延伸和民族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晚年马克思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转移，他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把研究目标指向各民族多样性、特殊性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预言“世界历史”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落后国家要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一历史进程，一方面加深了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相互借鉴、吸收、融合的“统一”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世界各民族并没有出现全盘西化，相反，各个民族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特征日趋明显，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并作为一种逆潮流涌入西方。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多样性的发展对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影响，越来越关注世界历史中各民族应该有的地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他放下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把几乎全部精力用于人类学研究，写下了阅读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等人著作的大量笔记。马克思重视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作了纠正、发挥和补充，显示出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进程辩证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13]Ⅲ，强调民族发展历史中的多样性，同时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对于殖民地原有的经济基础进行破坏的行径，“殖民当局的这些做法，不会给殖民地社会带来任何进步，而只能使它陷入深重的苦难”[13]Ⅲ。马克思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史前社会的结构以及东方农村公社作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世界历史背景下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可能的发展新道路，强调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样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否认西方化是各民族发展的唯一路径。
四、“和合”的“世界历史”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
在国家和民族交往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造成的民族间的误会、分歧乃至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加上一些国家和民族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标榜为“普世价值”，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和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行为，加剧了民族间理解和认同的难度，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和合”之道为恰当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及其人自身内部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持，“和合”的“世界历史”为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实现世界和谐与共同繁荣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持。第一，“和合”的“世界历史”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辩证的思维看世界，把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看作是世界发展的推动力量。各个国家和民族有其独特的历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呈现不同的文化特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整个世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相互交往中，相互借鉴，相互启发，共同推动整个世界的繁荣。但是以“分”为特征的个体意识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在一些国家仍然发挥作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美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的政策和态度跟亨廷顿的理论不谋而合，它把建立“新罗马帝国”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和民族时，坚持二元思维，采取“文化保守”甚至是“文化偏执”的对外政策，总是用西方价值观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其他国家，对与自己政治制度、文化不同的国家进行指责或采取惩罚、限制措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导致局部战争与世界局势的动荡。人类历史发展证明，那些能够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因素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那些排斥拒绝其他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走向灭亡。因此，辨证地看待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摒弃以对抗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和合”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和合”的“世界历史”指明了构建和谐世界应该遵循的原则。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他们看待世界历史进程的视角有所不同，对每个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有不同的看法。“依附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就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当今世界历史进程做出不同解释的两种理论。解释理论的不同，反映出各国对世界历史进程认识的不同，各民族在应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存在差异。因此，在一个庞大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成为能否实现世界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强调指出，要“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1]14。这一论断为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也是“和合”的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之道，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也是世界历史理论题中之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承认各国存在的矛盾和差异，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存在的各种矛盾；面对矛盾和差异，采取合作的态度，用协商的方法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这是“和合”的世界历史理论所要求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这一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第三，“和合”的“世界历史”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考系。全球化进程增强了世界内部的联系和发展，世界生产力对于国际经济、政治结构的整体性、有序性、协调性等提出了质的要求，国际经济协调和国际政治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文化联系的纵深发展也深刻改变着由历史延续而来的传统习惯和价值标准，发展怎样的“世界意识”对于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和平统一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合”文化是中国千年历史文化的思想结晶，也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程辩证思考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必然会给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鲜动力。“经典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论”“历史终结论”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唯一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价值观念基础上。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导下，各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都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为评价标准，这显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不符，是“欧洲中心论”的反映。“和合”的“世界历史”理论倡导世界多样性发展，充分尊重每一民族的文化特点与发展道路选择，肯定各种文化为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这种价值观念超越了以往以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参考系的做法，为我们正确处理国际问题，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考系。
作者：安玉娟 单位：德州学院 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