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与人生观，但都追求生命的完满和人生的幸福，可谓“人类永久的幸福和无量的喜乐，不在得到任何东西，在乎了解生命之源。”如佛“以人类种种痛苦烦恼都由个人的心而发的”，不仅“有修心为治本的方法”，而且还要“己觉觉人，使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故谓‘有一众生，未成佛者，誓不成佛’。他的思想，就是把罪恶众生，尽皆度到光明境界，也就是把这黑沉沉的社会造成功一个庄严净土。”这与耶稣的“牺牲精神”相类似。老子“以婴孩的无知无欲，是道的本体，人们必需反到婴孩纯洁的心，才得谓之真正的人生。也如基督所谓‘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上帝的国’。”艾香德认为，各种宗教都希望凭借着“智慧”来摒弃世间的痛苦生活，追求那种永恒与完满的人生。佛教将这种“智慧”称为“般若”。“般若波罗蜜多”的意思，就是要人们通过皈依佛教以脱离人生苦海渡到彼岸极乐世界。这是一种“出世间智”，基督教称之为“属灵的智慧”。“这种智慧是自动的，完全由本性觉悟得来的。”这是基督教与中国佛教、道教共有的思想，也是彼此能够进行对话的联系点。
以上帝与生命为双重中心，艾香德通过“以耶释佛”的方式，期望能够消弥将基督教与佛教在理论与实践上差异与分歧，为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创造一个平台。
然而，这仅是艾香德的一个良好的愿望，因为从理论上看，佛教的信仰与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它的独特性，“每一种宗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及其自身的语言游戏，任何一个宗教的语言，是从它在宗教徒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里获得自己的意义的。”只有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在其独特的语言系统中历史地、本原地理解其内容与形式，才能尽可能地把握佛教之本义。任何外在性诠释，只能是相似，而不会是相同。艾香德在“以耶释佛”的过程中，虽然尽力研究佛教，但他没有放下“自我”，即始终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将基督教与佛教简单地相对应、相比附，来说明两者在哪些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艾香德的大胆尝试，却被部份中国信徒及远在欧洲的差会及神学家所怀疑，他对佛教的态度曾被评价为‘混合主义’，并被标签为‘自由派’(Liberal)而加以排斥。”
从实践上看，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复兴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提升了佛教在基督教传教士心目中的地位，也成为艾香德能够打破各宗教之间的门户藩蓠，积极向佛教学习的精神动力。只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佛教，才能更好地传道，虽然早在明末清初就成为一些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的共识，如利玛窦、罗明坚来华之初曾削发剃度身披袈裟，受到了佛教徒的欢迎。利玛窦到达肇庆的12年之后，才换上儒生的服装，蓄留胡须和长发，但与早期来华传教士相比，艾香德所创办的南京景风山及后来的香港道风山，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更多的佛教文化色彩。今天的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教堂不是西方教堂式的穹顶或尖顶，而是佛教式的圆坛，还专门建有供信徒、云游客人、访问学者居住的云水堂，虽然从外表看起来像是一座中国传统的佛教寺院，但其内涵仍然是基督教。艾香德作为宗教对话，尤其是基督教与佛教对话的最早倡导与实践者，他曾在道风山上设立“宗教文化友谊社”作为研究和联谊机构，每逢星期日晚间聘请对宗教文化有研究之专家学者轮流讲演，以便彼此认识和了解，进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友谊。然而，艾香德的这种佛教化的传教方式一向毁誉参半，既受到一些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佛教徒的赞同，因为它推进了各宗教之间的文明对话与和平交流；也遭到支持和资助他来中国传教的挪威差会和北欧差会联合会中的保守人士的坚决反对，因为它偏离了传统基督教的传道立场；更遭到一些佛教团体的坚决抵制，认为艾香德倡导宗教联合最终是要将佛教徒转化为基督教徒……。由此而连带出的有关中国基督教是否需要本色化及如何本色化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艾香德对宗教对话及宗教联合的倡导，尤其是对耶佛对话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践行，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虽然在当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误解，但艾香德一直坚持了下来。1952年，艾香德在香港道风山去世，后人评价为：“在现代西方人士中，找不出第二位人物如他一样，能对佛教有那么深刻而透彻的了解，使基督教对佛教的和尚和领袖有那么大的影响。”今天，艾香德所提出的宗教对话及宗教联合问题，已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因此，重新回视艾香德的宗教对话就显得更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