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联性，对西海固作家马金莲与中原作家傅爱毛的作品进行比较，从不同的性别意识、生存困境、精神信仰三个方面入手，呈现西海固和中原地区的不同生存背景和社会风貌，分析现代性进程中所造成的精神苦难。以不同的视角切入，旨在探求西海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西海固文化；马金莲；中原文化；傅爱毛
地域文化、文学作品与作家，这三者密不可分。地域文化既是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重要内容，又影响着作家的思维方式、艺术风格等；文学作品既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内容，又反映了作家对文化的认知与体悟；作家是地域文化与文学发生关系的纽带。从西海固回族马金莲与河南傅爱毛两位青年女作家的创作来看，她们的作品都流露出了女性主义的光辉，又体现出西海固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性别文化。因为马金莲作为回族穆斯林作家，她的作品体现出由于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和特点，为我们以她们作品的比较来探求西海固与中原文化差异提供了可能性。
一、不同的性别意识
以性别批评的视野来看，在马金莲与傅爱毛的作品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性别文化心理与女性的地位差异。马金莲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逆来顺受的性别悲剧形象，而傅爱毛作品中的女性大都敢于追求自己的意愿，抵抗传统文化强加给女性的悲剧。马金莲的作品中，造成女性悲剧的往往不是男性的压迫，而是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造就的不合理的文化枷锁。《碎媳妇》中，雪花新婚第二天就早早起来打扫房间，生怕引起婆家人的不满，怀孕四个月时，嫂子即便看出来也装作不知道，还是将重活推给她，“嫂子在婆婆手下熬了多年，该是站在婆婆的位置上使唤别人的时候了。”1可见这种旧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雪花一样逃脱不了这种压迫模式，处处小心隐忍。雪花、嫂子、婆婆就像是女人的轮回，从生看到死。正如马晓燕所述，“她们可以与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做坚韧的抗争，但她们并没有试图打破旧观念主宰自我命运的努力。”2从马金莲的小说可以看出，西海固的女性地位低下，也没有摆脱文化的因袭与制约，人们的性别文化观念相对落后。傅爱毛作品中的女性追求灵与肉和谐的生存状态，虽然她们也是卑微的甚至是悲剧的，但来自性别压迫的文化模式已经消弱了，更多的是现代性带来的悲剧，傅爱毛作品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试图冲破的是现代性的裹挟。在《女儿嫂》中，秋禾在相亲中看中了王石根，却因为揣摩不出王石根的心思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自尊。《你是我的眼》中杨静云长期被丈夫冷落，她对盲人按摩师木耳发生兴趣，带着对命运的反抗和挣脱，她将情感投入到木耳身上，使自己的生命之花重新绽放。“她所认可的性，不是力比多的纯粹释放，它是身体的交合，也是生命的交流与升华，是灵魂参与的精神燃烧’。”3傅爱毛在很多作品中写出了女性对性的觉醒，甚至直白地写男性对女性的依赖。性别文化在她的作品中已经被消解了，展现的是小人物在冷漠功利的现代性潮流中以近乎偏执的姿态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不同的生存困境
马金莲和傅爱毛在作品中分别描写了物质的贫瘠和精神的贫乏，关照了人的生存困境。饥饿、天灾、人祸是马金莲在作品中不断被叙写的，面对西海固极端贫瘠的物质生活，人总是显得卑微、渺小，尊严、信仰都在生存面前让步。如果说马金莲写出了西海固的生存苦难，那么傅爱毛就是写出了现代化的弊端给普通的小人物带来的精神苦难。精神的贫乏如同物质的贫瘠一样危险，都威胁着人的生存。马金莲展现的是西海固的生存文化。生存是第一性的，西海固的极端贫穷和缺水使它一度被人们称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西海固文学仿佛就是苦难的影子，远离了现代性。马金莲说“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并将生命里将近三十年的时光留在这里，不写苦难，那我写什么？还能写什么？我们本身的生活，就是一段苦难的历程。”4《父亲的雪》中队长担心耕种的人偷吃粮食将一桶尿倒进粮食里，耕种的人还是忍着恶心偷吃，饥饿让人无暇顾及尊严。生活的艰辛使原本心善的二娘也开始“摔摔打打”，“她是在抱怨丈夫，收留了我们，叫她原本艰难的日子更加艰难。”5饥饿和贫困是真实存在、无法摆脱的，在生存面前，人们无法顾及情感。作为八零后的女作家马金莲所书写的苦难毫不矫揉造作，是属于西海固的苦难，是贫瘠的土地自带的苦难，是由物质的极端匮乏引起的苦难。作品对现代性的消解和隐匿使得西海固的生存文化显示得更加清晰，西海固落后、封闭的生存环境使作品像在其中生存的人一样有一种朴素的韧劲。傅爱毛书写的是现代性带来的异化和物化，她的大部分作品展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傅爱毛将人物置于极端环境下，以小人物的视角俯看现代化文明带来的一切变化。《桃花劫》中，夜来香偏执地追求爱情，吴疯子本来爱她如痴如醉，将价值连城的虫草送给她，在清醒以后却要回了虫草离开了夜来香。“那个不动声色的草棒子总是最终不费吹灰之力地瓦解和粉碎她的爱情。”6现代文明和商品意识冲垮了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坚守，金钱的分量超过了情感，物化了人的心灵。在现代化进程中，生存不再成为问题，而人的灵魂与情感却无处安放。正如艾恺所说，“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7傅爱毛在作品中虽然关注的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残缺的小人物形象，但其中无不映射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原文化现象。
三、不同的精神信仰
马金莲是以回族身份进行写作的，她的作品处处体现着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侵染。因为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精神归宿感，可谓是“有根”的写作。相比较而言，傅爱毛则呈现为“无根”的写作，她作品中的人物是脱离于社会生活的，没有精神支撑的，游离的生存状态折射出作家内心对社会生活的感知。马金莲作为回族作家，作品中处处有回族生活和伊斯兰宗教文化生活的呈现。在《吃油香》一文中村支书家有权有钱，玲子的奶奶每年都可以过古尔巴尼，向真主献牲，赛麦的奶奶一向很守教门，但因为家里贫穷连羊也宰不起，“赛麦的奶奶还是少着一样，只一样，让她没法和玲子奶奶平起平坐。活着没法比，显然无常后也没法比。”8古尔巴尼就是穆斯林的宰牲节，宰牲节的意义是敬真主、济贫困、去私欲、近亲友。但是支书家的古尔巴尼却另有含义，吃油香就是走人情，家家户户都想跟支书家西海固与中原地域文化差异探微——马金莲与傅爱毛作品之比较王军利吕颖（北方民族大学750021）•文艺评论•拉关系。这显然与伊斯兰文化真正的要义相违背。由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文明日益发生交集，引发了西海固回民的文化心理冲突，马金莲对这一文化现象做了反思，并且对这些问题有更为准确和自觉的理解。《长河》中的母亲在死前不吃不喝为了能够干净地离开世界，死亡对于她是真主的召唤，是一种“复命归真”。马金莲对死亡的描述是平静和从容的，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生死观。西海固文化中少不了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支撑，马金莲在她的作品中展示了西北回民的生活风貌和他们独特的精神品质。作为对比，傅爱毛的作品恰恰反映了没有宗教文化支撑的中原地区人们精神信仰的崩塌和民俗文化的没落。《桃花劫》中，刘瘸子是卖凉粉的手艺人，后来为夜来香烧制泥塑，做的出神入化。《天堂门》中的端木玉在殡仪馆做遗体整容师，在孤独中注意到了殡仪馆巷子深处做纸扎吹唢呐的手艺人，虽然是个哑巴，但和端木玉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最终他们走在了一起。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带有非理性的偏执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不为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所动摇。傅爱毛将民俗文化的魅力叙写得生动感人，期间蕴含着作者对民俗没落的惋惜和对现代性的批判。结语从不同的性别意识来说，马金莲的小说反映了西海固各个年龄层次的女性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隐忍、卑微的生存状态，而傅爱毛的小说中展现的中原女性则怀着强烈的自尊和自觉的意识抵抗性别压迫的文化模式；从不同的生存困境来说，马金莲在作品中展现的是西海固贫瘠的土地给坚韧的人们带来的生存苦难，傅爱毛则是在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中叙写现代性带给人的精神苦难；从不同的精神信仰来说，马金莲的作品显示了在西海固生存的人们对自我精神信仰的坚守，傅爱毛则展示了现代文明和商品意识带给人精神信仰的崩塌和民俗文化的没落。通过对马金莲和傅爱毛两位作家作品的比较，可以看到，她们分别对西海固和中原地域的文化所进行的反思、认同与批判。作品当中也寄寓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理想追求。读者不仅要在她们的作品中品味文化对人发生的作用，还要看到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文化的促成和改变作用.
作者：王军利 吕颖 单位：北方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