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州建筑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徽州，地处浙江、江西两省交界，气候潮湿，山地多，为防虫蚁和其他野兽侵扰，徽州早期的民居是干栏式的。徽州建筑的发展，与中原文化的渗透有着很深的渊源。由于徽州有着封闭、内敛、独具特色的地理优势，因此，在我国古代，大批的中原士族将徽州地区看做是隐逸避世的桃园。在我国晋、唐末、南宋时期，曾经发生了历史上三次大型的中原士族南迁入徽的史实。据有关资料显示，徽州七十五个姓氏中，有许多都是与中原士族的南迁有关，如徽州历史上著名的“新安十五姓”（王、方、李、洪、程、汪、吴、鲍、曹、江、孙、黄、胡、余、戴）皆为北方士族入迁徽州后，逐步发展繁衍而成的大姓家族。中原士族南迁的事实，标志着他们也将中原文化带入徽州。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迁移，徽州建筑从干栏式逐步演化为下宽上简的楼居形式。为保障房屋的安全和私密性，徽州建筑外墙一般都很高，由于处在山水之间，徽州的民居往往给人以清新淡雅的感觉[1]69。徽州的民居多是两三层，以木和砖装饰，黑白色调为主，民居的房屋建筑很整齐，厅堂、卧室等的布置非常讲究，朝向最好、地势最高的上房是长辈居住的，偏房是儿孙辈所居住的。古代徽州人特别迷信风水，宋元时期，徽州非常推崇朱子理学，因此，自这一时期开始，风水信仰对徽州建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元时期，徽州许多建筑，无论是选址还是布局都要请风水先生，到了明清时期，徽州人更加相信风水，更加相信生活环境和祸福的神秘联系。所以，在建筑方面，无论是选址、房屋的朝向，还是房内的摆设等等，都要请风水先生进行指点，希望选择一个能够聚集天地灵气之地，永保子孙后代平安富贵。明清时期的建筑，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礼法的约束，等级不同，所居住房屋的建筑样式、建筑风格、颜色、纹饰也不一样。朝廷对房屋建筑方面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徽州的建筑。徽州人多经商，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虽然在当时有许多徽州商人家财万贯，但其住宅建设还是不能超越礼法的约束。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少徽州商人不惜花重金买官，只有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等级，才可以建设豪宅，扩大自己的房屋面积。徽州民居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也反映了徽州商人想要炫耀财富，不甘愿受不公平待遇而做的努力。
二、清代时期徽州建筑艺术特点
徽州是“文化礼仪之邦”，自宋到清，徽州“名臣辈出”，许多徽州名臣以及富甲商贾致富以后，都争相在家乡修建园林、住宅、书院、祠堂等，这些名臣以及富甲商贾“俗益向文雅”，在建筑中注入了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艺术，住宅布局、厅堂布置以及建筑装饰等，逐渐形成了蕴含有丰富精神文化的独特的建筑体系。中原文化蕴含的审美因素，与徽州本地居民文化的审美因素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地域性的徽州建筑艺术特色。以徽州民居为例，徽州民居与中原文化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徽州地方民居建筑文化，既有巢居而演化的徽州老式的干栏式模式，也有中原文化里“四合院“式模式，这种新的建筑模式，既汲取了“地床式”的特征，又融合、转化了“院落式”的模式。原来中原文化里“四合院“内东西厢房和正房，被转化为两侧卧房和正厅。另外，一些民居普遍汲取了“楼居式”的特征，一层留通气层后架设木地板，二、三层为普遍构筑。同时，许多民居还汲取了干栏巢居开敞的徽州老式堂屋以及挑台特征，将正厅堂和天井空间连成一片。徽州民居在结合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居住者的意愿，体现了以环境为依托，以人为中心，人、环境、建筑三位一体的艺术特点。徽州人将当地的具体的地理环境与江南的优秀建筑方式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建筑风格。由于徽州民居大部分坐落在山水之间，因此，远观徽州建筑极富诗意，宛如一幅山水图。古代徽州人特别迷信风水，风水迷信认为水可以带来财，因此，徽州民居大门一般不朝南，建筑的选址总体上要具备背山面水的格局，反映在建筑风格上，前方要有朝山后面有龙山。徽州的建筑历史悠久，早在巢居时就已经有古民居建筑，清代时期，徽州建筑的艺术特色已经定型。建筑雕饰比较精致细腻，风格端庄，大部分民居建筑是用砖木进行建设，花墙、漏窗、楼阁、天井自然环境巧妙结合，宛如一曲民族乐音、一幅幅凝固的山水国画。徽州建筑另一大特色，就是园林情调与徽州文化的巧妙结合。徽州地接苏、杭、饶等，水运十分方便，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徽商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明清时期徽商的商业资本居中国诸商帮之首，因此，明清时期，徽商对整个徽州区域的市镇建设以及建筑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影响。徽商将居住方式视作一种精神案臼，他们经商致富后，返乡造新居、筑园林、修祠堂，徽商的审美趣味和生活习俗，也影响着徽州建筑的艺术风格[2]59。说到徽州古建筑，许多人都会想到“三雕建筑艺术”。徽州古建筑不像中原官邸建筑那样施以浓漆重彩，徽州建筑的外观主要是各种精美的雕刻和彩绘，徽州建筑凭借完善的工艺手段，增添一种清丽高雅的艺术特色。徽州砖雕建筑艺术起源于汉代画像砖时期，到了清代，随着徽州商帮的崛起，徽州富商们的大兴土木，使砖雕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砖雕艺术作品。徽州砖雕是徽州三雕中最引人喜爱的一种。其所用的材料是特意烧制的水磨青砖，这一砖雕材质质地细腻适于雕刻。在徽州的三雕建筑艺术中，使用砖雕艺术的建筑比较多，如民居的门楼、八字墙、照壁、窗媚、门罩大多采用镂空雕和高浮雕圆雕技法。刀法刚劲简练，艺术风格粗犷古朴，场景紧凑，画面较为单纯，砖雕气势雄浑厚实。清代时期，砖雕艺术开始注重情景，风格渐趋细腻繁杂，其画面风格主要以历史典故、民俗图、戏剧题材等为主，如九世同居图、百官宴会图、桃园结义、渔樵耕读图等，形神兼备，多用夸张手法，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徽州石材色彩光泽独特，但是，受到建筑技艺的制约，石雕在选择上远不如砖雕、木雕那样宽广，徽州石雕艺术工艺精湛，布局严谨合理，堪为徽州艺术瑰宝。
三、清代时期徽州建筑审美特征
清代时期徽州建筑的审美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和审美趣味。徽州建筑既具有鲜明的地域建筑特色，也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理念，徽州建筑所反映的审美观，不仅是出于纯粹的“美”的考虑，还有许多是源于对宗法观念以及制度的惜守。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徽人所指的新安理学）对徽州建筑的审美观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徽州人推崇“程朱理学”，主要因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及程颖、程颐的祖籍均系徽州。朱熹并自称“新安朱熹”，曾多次到徽州宣讲“知行为一”、“天理”、“格物致知”等思想。在当时，徽州各地区都有追随朱熹理论的弟子，“程朱理学”在徽州产生了很深影响。向以理学重地自诩的徽州人，将理学思想融入民居营造中，例如建筑装饰，在各类建筑中，都可以看到以“古人读书”、“二十四孝”等为题材的雕刻，如此明确的教化内容，已经渗透到徽州人建筑审美的方方面面[3]71。此外，徽州建筑许多精心安排的雕刻也包含着许多涵义，如许国石坊的装饰就包含着许多的涵义，像石坊西面内侧的“龙”和“鹰”寓意主人的地位，石坊东面内侧雕刻的“豹”和“喜鹊”，寓意着报喜。外侧雕刻的“鲤鱼跳龙门”寓意主人科举及第。在徽州建筑的审美特点中，对自然美的崇尚和利用最突出也最富有特征性。徽州的民居处处体现自然交融的审美观。在徽州，水被视为财富，依山傍水、水系绕村、巧用自然的建筑十分普遍。清代时期，徽州建筑更加注重生态之美，注重人工斧凿与自然美的均衡。在徽州，建筑的美不是人为的雕琢和装饰，建筑的美是自然互融，是建筑与人和谐共生。清代时期，徽州建筑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要求更高，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建筑的空间组织更加强调构件与装饰的灵巧秀美。从建筑审美特征方面来看，徽州建筑构件上的各种装饰题材，是一种具有审美趣味的、包含多元文化寓意的反映。清代时期，徽州建筑装饰以传统吉祥图案为主，或赋予祥瑞的含义，或选择特定的图案，通过装饰，寄托徽州人内心的美好愿望。徽州建筑的题材，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审美观的外在反映。清代时期，徽州建筑装饰的题材更加丰富，有的是忠孝节义典故、有的是历史、戏文故事，还有的题材被赋予特定的寓意，表达一种特定的内涵意义。徽州建筑雕饰造型生动，“徽州三雕”更是美不胜收，独具特色。徽州建筑雕饰注重细部刻画，有的雕刻作品将人物走兽、花鸟鱼虫、树木山水、亭台楼榭集于同一画面，层次分明，栩栩如生。徽州建筑的审美特征具有时代性，清代时期徽州建筑审美意图和审美理想，高度凝炼和概括了清代的审美风尚，现存的清代徽州建筑中，我们可以去体会其蕴含的意境之美。
作者：许丽 单秋月 刘冰 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