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格责任的本质
(一)严格责任的涵义
目前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基本涵义尚未达成共识，举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观点一：严格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认为“严格责任就是法律许可对某些缺乏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_2J，是“在没有罪过的场合要求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l3]。但这样的表述或许正是严格责任遭受责难的缘由所在，将一个没有过错的人进行处罚岂非等同于客观归罪?并且“这样实际上排除了严格责任中存在故意或过失的情况，而此种情况恰恰在严格责任中占绝大多数，只是由于证明困难而不要求证明而已。”J观点二：严格责任即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时，仍对其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赞成者认为严格责任是罪过责任的一种，只是罪过的具体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明确而已，并进一步认为我国刑法中“罪过存疑条款”规定的犯罪均应适用严格责任。然而反对者认为上述观点混淆了严格责任和罪过责任，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主观罪过形式，但对于其行为的主观心态，大多能够通过法律条款的字面规定推断出应该是故意还是过失。因此，用罪过责任即可对相关犯罪做出合理解释，不需要再引入严格责任的概念对罪过形式不明确的犯罪予以认定。观点三：从实体和程序上综合定义严格责任。即“在某些特殊的犯罪中，即使被告的行为不具有对被控犯罪必有后果的故意、放任或过失，即使被告对必要的犯罪条件没有犯罪意思或行为过失，即使被告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他也可能被定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本人虽然没有任何过错，但却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责任称为严格责任。”_该种观点在认定严格责任时不需要考虑主观过错的原因是：从实体方面看，主观罪过可能与定罪没有关系；从程序方面看，起诉不要求有犯罪意图的证据，即使被告提出的无犯罪意图的证据可能排除其责任。然而，这看似周全的定义同样招致了许多非议。首先，实体方面是关于严格责任制度存废之争的主战场，严格责任之所以遭受批评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违背了意志自由论，刑法由封建时期的结果责任逐步转变为具有现代精神的意志责任是其在关注意志上取得的重大进步，因此我们不能再做任何退步。其次，程序上的举证责任倒置会有悖于现代刑事诉讼所积极追求的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观点四：严格责任并非完全缺乏过错，只是其中一个或几个行为要素对应的主观过错不需要证明而已。英美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过错要件，二是行为要件，三是因果关系要件。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里的行为要件应做广义理解，指犯罪心理以外的一切犯罪要件，包括犯罪行为、犯罪结果和犯罪情节等一切构成犯罪的客观要素，而犯罪意图则渗透于犯罪行为的各个要素之中。严格责任除某些行为要素不要求过错外，其他要素仍要求有过错。8J综上可知，严格责任在产生之初是为了灵活务实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缘于英美法系追求功利、重视实证的价值取向，使得严格责任的涵义在不同的地域、时空维度下大相径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学界对严格责任的涵义之争主要围绕两方面进行：一是从实体角度出发研究严格责任与罪过的关系，是罪过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二是从程序角度出发探讨被告是否具有证明自己无过错的责任。笔者认为观点四的定义最契合英美法系的构罪原理，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实体和程序性解释，并且不仅考虑一个或几个行为要素的主观心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厘定司法上自由裁量权的界限，防止司法成为不受约束的脱缰之马。
(二)严格责任的外延
辨析“关于严格责任，最麻烦的问题是，没有人说得清楚它到底有多严格”_9J，由于严格责任的外延不清晰，常导致严格责任与相关责任类型相混淆。1．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学界对它们二者的关系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绝对责任也可称为严格责任”。但笔者赞成二者是存在区别的。就严格程度而言，“严格责任强调的是举证责任的转移，某些特定案件中，检察官只需对犯罪行为的存在以及与被告的关系进行证明，被告是否具有与犯罪行为相应的犯意的证明则交由被告进行；绝对责任则是法院在认定某类特殊案件时，完全不考虑被告是否具有与犯罪行为相关的犯意，只要证明犯罪行为的存在及犯罪行为与被告的关系，则可以对被告定罪的情况。”就适用范围来而言，绝对责任往往预示着被告完全没有任何可供辩护的理由，故在适用时要受到严格限制，在英美刑法中只有轻罪法中的某些犯罪涉及绝对责任；而严格责任的适用不仅涉及轻罪也包括一些重罪，如与未成年女童非法性交罪等。就实施功能而言，严格责任侧重的是预防，以期帮助潜在的犯罪人抑制犯罪或再犯罪的冲动；而绝对责任侧重的是惩罚，是国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公众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2．绝对的严格责任与相对的严格责任。以是否允许有辩护理由为区分标准，绝对的严格责任是指不允许被告提出任何辩护理由，控方仅需证明存在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即可构成犯罪；相对的严格责任是指不要求控方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由被告承担主观无罪过的证明责任。该分类引发了两点探讨：第一，该组严格责任的类型区分其实和上文所述的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具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是在不同语境下探讨相同的问题，笔者认为绝对的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均是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危害结果定罪。第二，由于相对的严格责任中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因而许多学者认为相对的严格责任实质上是一种过错推定责任，是罪过责任的一种。在此需注意的是，“不能因此而将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理解为举证责任倒置，只能说被允许提出这类辩护理由的严格责任犯罪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为，这类辩护理由是由法律特别规定的，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并非所有的严格责任犯罪都有法定的辩护理由可以提出。”_1并且严格责任不是罪过责任的一种，严格责任的“严格”在于控方不需要证明行为人的一个或几个行为要素相对应的主观心态，相对严格责任仅是允许被告将证明自己无过错作为一种辩护理由，即使被告无法证明自己无过错时控方也不负证明被告有过错的证明责任，故相对的严格责任实质上仍是不考虑被告主观罪过的责任形态，与罪过责任对立。
二、严格责任在英美法系的缘起与衰微
(一)缘起
受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影响，刑法新旧派之争揭示了客观归罪的缺陷，但两派争论的只是“意志”是否自由，在重意志这一基本脉络上是相通的，即犯罪行为是由意志所控制。在此期间，旧派学者贝格林提出的构成要件理论突破了简单擅断的客观归责原则，威尔泽尔的目的行为论的兴起将“故意”引入了犯罪构成，其后经人格责任论的发展“过失”也被纳入了主观违法要素的范畴。最后，随着近代刑法以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为要素的主观归责原则，早期封建社会客观归罪的结果责任时代宣告终结，刑法从此进入了“无犯意即无犯行，无犯行则无责任”的理性罪过责任时代。罪过责任原则是刑法由无视人权的罪刑擅断转向重视人权的发展方向，由单纯的报应观向预防与报应辩证统一转变的理性选择。到了19世纪20年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侵害公共利益且罪过证明困难的案件，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和诉讼经济原则的考量，严格责任制度作为罪过责任的例外由此诞生。最初，法院通过1875年的普林斯案(R．V．Prince)和1972年的阿尔法塞尔有限公司诉伍德华案(Alphe—cellLtdv．Woodward)确立了严格责任制度。其后，法院在个案中又将该原则扩大到奸淫幼女和诱拐未成年人脱离监护的案件，此时的严格责任制度为绝对严格责任制度。但是该制度由于破坏了社会秩序、违背社会公正而饱受质疑，同时又被认为是对人权和自由这两个在西方被认为是非常神圣的东西的漠视。因此，在1895年的谢拉斯诉德鲁曾案(Sherrasv．DeRutzen)和1959年的史密斯诉加利佛尼亚案(Smithv．California)中确立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即对不要求过错的行为要素允许一些非认识错误辩护的适用，但对其他的行为要素仍要求证明过错的存在，绝对严格责任由此转向相对严格责任时代。毋庸置疑，严格责任与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具有自身的本土性和历史性。首先，从理论体系的模糊性来看，判例法的法律传统使得英美法系没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一是对法律概•118•念、原则没有系统的界定，体现了法官解释的随意陆，例如英美刑法学没有对刑事责任作系统的研究。二是其法律部门之间也表现出了较为模糊和凌乱的体系性特征，这一特点决定了即使创设了有别于传统法律精神的严格责任原则，也并不会对已有的法律体系带来太大的冲击。再次，从诉讼制度的对抗性来看，严格责任的涵义兼具实体性和程序性的特点，不仅取决于实体法的规定，也取决于证明责任的承担，英美法系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是其追求的诉讼目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避免因控方举证不能而轻纵罪犯的情况，严格责任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平衡控辩双方的司法处境。最后，从严格责任的“非刑事性”来看，英美法系中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均由刑法进行规制，没有我国的行政处罚措施，对于耻辱感较低的罪行适用严格责任，一般不冒犯大众的公正意识，因为“越是严重的罪行，犯罪人所受到的耻辱也越重。因此，在严重的犯罪中，用牺牲无辜公民的自由去换取最大限度打击犯罪的目标并不符合公共利益”。所以在非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能在保障公正性的前提下达到司法效益最大化，与英美法系追求功利主义的价值目标相契合。
(二)衰微
首先，它有违刑事责任的发展，“严格责任因袭了结果责任的内核”_l7J，与刑事责任的发展方向相反。人类的法律文明自重结果转向重意志以来，已无法容忍刑法偏重于结果责任而忽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刑法应倾注于人的意志，即使这种罪过的证明和探究是困难的。且从诉讼角度看，有些适用严格责任的罪行，其主观心态还是有证明的可能，若因证明困难就违背实体法对主观心态的要求，无疑会导致司法的肆意专断。其次，它有损刑法的理性根基，“处罚一个已经履行适当注意法律所禁止行为的公民义务以及已经采取所有适当注意避免实施违法行为之人是违背理性和文明的刑法的，而理性和文明的刑法正是人们假设国会应该努力予以实现的。”_l换言之，行为人若对自己无意促成或是无力避免的行为都要承担严格责任，则这样的刑法已丧失了理性的根基，有违刑法的人道追求。此外，它有悖刑罚的目的实现。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其中报应体现着刑罚目的中的正当原则，表现在刑罚上即罪有应得，离开了报应的制约，预防犯罪将成为严刑苛罚的借口；而预防则体现着刑罚目的的效率原则，是以社会防卫为基础。【191报应是针对已然之罪的惩罚，严格责任因有损刑法的理性根基而不具有正当性；预防是针对未然之罪的防范，严格责任的成立因不以行为人的预见为条件，故对行为人以及潜在的犯罪人没有警示和提示价值，我们难以期待严格责任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综上，严格责任基于英美国家特定的历史机缘和法律特点而产生，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然而目前，严格责任在英美法系中的发展已过了巅峰之时，开始呈现了衰微之势。我们对严格责任在英美法系中的史实勾勒不能仅仅视为“他史”，它能使我们结合当下中国的法制状况来谨慎思考严格责任的前景。
三、严格责任在中国刑法中的前景分析
肇始于英美法系的严格责任对保护公利和方便诉讼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无论是其产生背景还是发展趋势，都是我国在抉择是否引入严格责任归责时值得考量的要素，我们不能贸然得出结论，需结合我国刑法的理论、制度及现实来为严格责任在中国刑法的前景做理性分析。
(一)严格责任归责与我国刑法理论相悖逆
严格责任归责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国的刑法理论相悖逆，它所带来的冲击和混乱可能是我国刑法难以理顺和承受的。一是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来看，我国追求构建形式合理和逻辑缜密的犯罪构成体系，犯罪构成的四要件理论经长期的雕琢与完善已为我国的构罪标准提供了足够支撑的理性力量，犯罪构成中的每一个要件都对犯罪是否成立具有终极意义，不能轻易舍弃主观要件。二是从我国无罪推定的原则来看，有学者从“无罪推定主要的意义是程序上的。在相对的严格责任场合，被告人也只有经过法院的合法程序审判，才能被定罪处罚，否则，就不能认定其有罪”I2叫得出严格责任不违背无罪推定的结论。这其实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片面理解，通说认为无罪推定不仅指任何人未经审判应视其无罪，还具有被告不承担自证无罪的含义。被告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仅是行使辩护权的表现，故相对的严格责任中让被告承担证明自己无罪过的责任已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基石，与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追求南辕北辙。
(二)严格责任归责与我国法律体系相忤逆
严格责任的设置将会对我国既有的法律制裁体系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与困惑，这样做的成本和代价过大。首先，严格责任归责与刑法的谦抑性大潮不符。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只将严重的危害行为作为人罪对象，而把一些一般违法行为拦截在犯罪圈之外。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往往针对处罚较轻“不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主旋律；并且在我国国民看来，刑法往往是给予行为人最严重的处罚和最沉重的否定性评价，严格责任违背了我国国民的认同感。其次，设置严格责任与既有的法律制裁体系不符。一是因为英美法系中由于没有行政处罚，需要严格责任对一些在我国看来是行政违法的行为进行规制；二是由于我国刑法中虽未规定严格责任，但民法中确立了针对某些特殊行为的无过错原则，若在刑法中设置严格责任将会模糊了违法和犯罪的界限；三是源于我国刑法总则确立了主客观相一致和罪刑法定等原则都排斥了严格责任的存在。综上，我国即使舍弃严格责任也同样存在取代刑罚的制裁手段，也不会出现“制之无法”的局面，若引入严格责任反而会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和震荡。
(三)严格责任归责与我国司法现实不协调
严格责任设置的初衷是为规避辩护权的滥用，以期平衡控辩双方力量，这根源于英美法系中发达的当事人主义的辩护制度。然而在我国的司法现实中却是控方的强势与辩方的弱势同时存在，严格责任所支持的证明责任的承担方式与我国的司法现实不匹配，会导致控方的力量过于强大而辩方诉讼能力弱化萎缩，相比担心辩护权被滥用，我国更推崇的是保护辩方实现自己的辩护权。
四、结语
诚如学界所云，严格责任在保护公利和诉讼方面的价值毋庸讳言，但为实现这种价值所需支付的代价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在追求法治建设的同时不能轻忽蕴涵于法律之中的精神和信仰，以及脱离了法治的本土化思考，否则“法治的价值内涵与目的追求的意义便被淡化了法治便慢慢失去了作为其‘血肉’的社会意义、观念和价值，丧失了作为其灵魂的精神，只剩下由一系列物质的制度构成的骨架。对于全体社会公众而言，这样的‘法治’不过是完全‘异化’的他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社会公众必存畏惧而不会认同，结果可能便是法治的意义尽失而徒具形式。”至少在迄今为止，我们未能在我国刑法中找到完全支撑严格责任存在的权威性理论和具体表现，也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司法环境来接受它。
作者：王熠珏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