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近日在某会议上透露，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迄今已实施三轮“三年行动计划”，大约推进了200项改革，不过其中大部分改革都是失败的，“真正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有四五十项”。
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实事求是，并且符合改革规律。浦东新区作为全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加之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本就处于相对高水平，因此，其所力图推进的改革事项大多领一时风气之先。这些改革在既无现成经验可借鉴，触及到的改革对象又往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情况下，大部分失败而小部分成功的状况不仅可以被认可，甚至还应该获得恰当的鼓励与褒扬。
对待改革自当秉持“成固可喜、败亦欣然”的宽容态度，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改革作为创新行动，本就具有其他行动所不具有的高度风险性、异质性、不确定性。这些特性使得那些通常在其他行动过程中行之有效的监督、激励，以及风险规避机制，无法机械地套用到改革创新过程中去。
中国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尤其需要对失败了的改革和改革者给予更宽厚的制度保障与社会氛围。因为从纵向比较来看，时下深水区的改革较之以往大有不同。
首先，伴随多年发展，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中能够改和容易改的方面已经基本都改完了，时下阻碍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领域、重大制约，主要来自利益分野与固化后形成的各种利益藩篱。因此，这就决定了现阶段亟待展开的关键性改革，必然要触及部分人群不愿意被触及的既得利益，有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引出较为激烈的博弈与反弹。
其次，存量改革往往事涉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甚至有时候，就连改革自身不同子目标之间亦难以兼容。由此可能带来的难题是，在改革成与败的绩效评价本就缺乏明确尺度的基础上，再加上深层次改革很容易引来改革会否引致系统性风险的顾虑与忌惮，不仅让现阶段改革失败的风险大大提升，对于“失败”的断定与攻讦，也更容易流于主观化与口水化。
另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从现实生活看，政府和公共权力部门的改革创新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远比西方社会重要得多；另一方面，至少在可预见时期内，中国各级政府主要通过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和制定目标任务而达到管理和控制目的。这两者相结合，决定了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宽待下级“失败”了的改革，就能并且才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改革。
所以说浦东新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其成功了的改革经验固然值得推广复制，但其对于失败改革的辩证视角与平和心态，值此“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特定历史阶段，显然更具针对性与普遍性。毕竟，只有真正承认了“失败乃成功之母”，才能由失败不断催生成功。